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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标出的这些数字是预期净收入，那么，它们就包含了不同的个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别，并且会受到失业可能性的影响。同理，下降的线段不仅反映了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的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可能出现的下降，而且反映了，随着一个人变老，由于自愿退休或因健康原因而被迫退休和不能工作，或由于死亡等原因，他取得收入的可能性更小了。还应注意，纵轴所表明的是，假如选择A职业时的收入，而不是表明实际从事A职业的收入。因此，它包括人们在最初选择A职业，以后又放弃A职业而从其他职业取得的收入。理由是，影响不同职业的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恰恰是，为从事一种职业而进行的培训对于从事其他职业所具有的相对价值。
尽管图13．2中的曲线形状理应有典型性，但在细节上，各种不同职业之间当然会有不同。投资额的差别就很大，预期收入为正数的年龄也随之而不同。曲线的高峰值及可能达到这一高峰值的年龄也差别很大。
一生收入的简单平均水平当然不宜用来概括一种特定的生命收入模式的吸引力，即使对缺乏人性味的奴隶主来说也是如此；在一个利息率不为零的世界里，取得收入的时间也是重要的。例如，假定A和B职业的生命收入模式分别如图13．3所示，而且两者的平均水平一样。因此，从财务上看，A职业显然更有吸引力，因为A职业在早期所获得的超过B职业的收入可用来投资生利，从而获得B职业得不到的一笔收入。考虑到这一影响，我们可以计算每种职业预期净收入的资本化现值。令E1，E2…为各年的预期年收入，1，2，…r为利息率。则V＝＋＋…为第零年时预期收入流的资本价值。
人们还会记得，生命收入曲线以及资本价值都是针对特定的工资率而计算的。为了总结我们现在所考虑到这类要素的影响，我们可以提问，什么样的相对工资率将使两种不同职业的资本价值相等。假定这是一种A职业的工资率，相当于B职业工资率的1．4倍。我们就可以说，在这一工资率水平上，两种职业从财务上或从精确计算角度看，吸引力是相同的；而且，如果可精确计算的吸引力是唯一要考虑的因素，则劳动供给曲线将如图13．4所示，是在1．4倍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的一条水平线。
我们已列举出许多影响相对工资率的因素，这些因素足以使两种职业在财务上具有相同的吸引力。如：就业的季节和周期可变性，培训期的长短，直接培训费的多少，培训后的直接职业开支，税赋结构，一项工作职业寿命的长短，整个职业寿命期间收入的时间模式，等等。无疑对这样那样的特定职业还会有许多其他重要因素，故不可能完全一一列举。一种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的、能齐全分析的工具既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要求将所有应考虑的经验因素都完全列举出来，则没有必要。
2、收入的可变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上面提到的计入资本价值时所使用的平均净收入掩盖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这些差别对奴隶主来说是不太重要的——至少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拥有足够的奴隶时是如此——因为这些差别倾向于互相抵消，这样奴隶主可以集中注意于预期收入。对在我们当今社会中选择职业的个人来说，这些差别就不能如此轻易地置之不理，他将不仅要求了解预期收入的资本现值，而且还要求知道收入的分布——更确切地说，即资本现值的概率分布。例如，A职业和B职业在财务上可能是同样有吸引力的，然而A职业比如放映员一类的职业，获得高收益的机会不大而获得低收入的可能性却很大，而B职业比如打字员一类的职业，可以提供一定的相当稳定的收入，不大可能会有过多的增加或减少。
这一变动性的影响当然有赖于个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态度。如果我们接受选择的预期效用理论，对某一个人来说，能使两种职业具有同等吸引力的工资率，是指这些职业获得的同等预期效用的工资率，而不是使预期货币收入或资本价值相等的工资率。
如果所有的人对于不确定性有相同的态度，则收入不同的可变性效应将会提高或降低供给曲线的高度，而当A职业的相对工资率为1．4倍时，A职业和B职业的供给曲线则为图13．4所示，是一条水平线。例如，若A职业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小，而B职业收入变动的程度仅为中等，并且，若人们一般愿意选择前一种不确定性，而不是后者，则可变性的效应将会是把这一曲线的高度从1．4降到更低的数字，比如说1．3，这一差额可以说是度量了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所喜欢的那种不确定性而愿意支付的代价。举例而言，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即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上述用来描述电影放映员收入的那种可变性，而不愿竞选择用来描述打字员收入的那种可变性，结果我想是电影放映员的平均收入（即考虑到他们当中的成功者，也考虑到失败者）低于打字员的平均收入。
当然，人们不会都有同样的口味。某些人愿意选择上面指定给A的那种可变性，某些人则愿意选择指定给B的那种。前者在低于1．4的工资率水平上就会被吸引到A职业中来，而后者只有在高于这一工资率水平时才会被吸引过来，因此，劳动供给曲线就会产生一个正的斜率，如图13．5中那样。如果OA超过一个单位，则有理由说，平均来看，人们愿意选择A职业所提供的那种可变性，否则相反。
3．不是从经济收入考虑的好处。除了各种不同职业的货币收入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对于任何特定个人的吸引力——所参与的工种，从事这项工作的地点，随这一职业而来的社会优越感，如此等等。如同收入的可变性一样，很多人对这类因素的评价可能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影响就是使供给曲线向上或向下移动。而如果人们对这些不属于经济因素的优劣评价不一，则其影响将使供给曲线产生一定的斜率。或许极端的情形是，若某些人愿意选择A，而其他人愿意选择B职业，那么，经济收入的多少就无关紧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无弹性的。
如果不存在兴趣和能力上的差别，而且有一个真正完全的市场，则所有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有弹性的，相对工资率将完全由供给状况决定，需求状况将仅仅决定每一职业中的劳动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收入上的差别都将被拉平，并且对所有个人都是均等的。就是说，工资率结构将处于这一状况：即每个人就其所从事的职业而言将是无差别的，因而将不存在“租金”。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即个人受非经济因素的绝对支配，而且在兴趣上存在着较大差别，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无弹性的，并且相对工资率将由需求状况所决定。所有的工资可以说都将是被价格所决定的，而不是决定价格的，“租金”也将是如此。
在更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兴趣和能力并不能完全决定职业的选择，这时，供给曲线将是有正斜率的。在这一情形中，收入上的差别只有在边际水平上才能均等化。就某些个人会愿意在更低的总收入水平上从事他们的职业而言，他们将会得到租金，尽管就这些人把由于工作时间更长一点，更辛苦一点而得到的额外收入看作恰好补偿他们这样做所付出的额外的代价而言，他们也仍将处于边际状况中。就是说，有一个外延的边际和一个内涵的边际。需求的增加通过把更多的个人吸引到这一职业上来而将使外延的边际向外推移。需求的增加对于内涵边际的效应是不甚确定的，其理由已在上面讨论向后弯曲的、短期劳动供给曲线的一般情况时议论过了。
4。所得税效应。所得税的影响看来值得单独给予特别的注意：第一，因为所得税的重要性近年来大大增加；第二，因为对它们的作用存在着广泛的误解，而且普遍认为它们不能被“移动”；第三，因为它们被从弗里德曼和库兹涅茨所明确讨论过的各种因素的清单上略去了。
如我们所知，对个人来说，在判断两种职业的相对吸引力时所比较的有关数字是税后所得，而非税前所得。经常有人争辩说，所得税并不影响人们在这方面的选择，因为更高的税前所得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税后所得，从而若一种职业从税前看比另一职业更有吸引力，则从税后看它也将更有吸引力。不幸的是，这并非实情，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因为纳税的基数与考虑经济净收入时的有关数并非一回事，部分地是因为纳税基数并未考虑非经济因素。
首先考虑一下没有免税规定的、单独的比例所得税的情形，即使是这种税也会影响不同职业间的相对收入。最明显的理由是，如果在征税基数中不允许扣除被视作在选择职业时所支出的职业性的开支，而且这些开支是随职业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即使从与选择职业有关的收入角度来看税基是一样的，从其他角度看，税基也肯定会有差别。例如，令一种职业所得到的收入对任何特定的个人来说各年都不同，而且有时是负数，同时另一种职业每年的劳动所得都一样。这时，除非当收入是负值时，政府利用税收给予补助（一种负的纳税），则第一种职业的税收负担就会比第二种职业重，从而使得两种职业的税前资本现值在相关的工资率水平上相等。在把税赋考虑进来后，第一种职业的资本值将更小。这种特殊的效应绝不是新鲜事，特别是当一种职业需要培训，而另一种不需要时，就会出现这一现象，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前者的收入在初期的年份中很可能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忽略负收入就等于不允许在计算应税收入时扣除培训费用。
到目前为止所考虑的这种种效应原则，都可以通过适当地定义税基而予以消除。但是，如果两种职业在非经济的吸引方面有所不同，因而为了使它们两者的吸引力相同需要使一种职业的货币收入高于另一种时，用适当定义税基的方法来消除前述那些效应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两种职业的吸引力相同，就需要使其中一种职业的税后相对收入比税前更高些。实际上，低收入职业的非经济优势是与税收无关的，因而逃税的方法之一就是去从事有较大非经济优势的职业。
引入减免税规定和累进税率后，还会有其他的效应。使个人的年际收入发生波动的职业，就一个既定的税前现值而言，一般倾向于比收入常年不变的职业要承担更重的税赋。在这里，为了使收入“均等化”而进行的税法的改革可能消除这一效应，但是当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可变性时，就没有什么税法的改变能够消除比较效应。假定A和B职业事先承诺在税前提供同等的平均收入，但是A职业个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比B职业更大。那么，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A职业的税后平均收入就将比B职业低。累进税率加强了前面提到的非经济优势的效应，因为实行这种税收后，税后的收入比率将低于税前。
由此可知，所得税的存在的确影响职业的选择，从而影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其实，若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种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一意义而言，所有收入上的差别都被均等化了，所得税将根本不会有任何再分配效应，不论累进的程度有多大。税后的相对工资对于级差别较大的累进税率和较平缓的累进税率来说将是相同的。理由是：人们将会脱离特别受到较大级差的累进税率影响的职业（如收入较高足以弥补极端不利的非经济因素的职业，或提供高度可变收入的职业，等等）而选择那些受影响较小的职业，直到上述相对工资状况得以实现。对受到高级差累进税影响的职业来说，同样的税后相对工资率当然意味着更高的税前工资率，而这将妨碍需求量适应于已经减小的供给量。
更一般地说，择业兴趣上的差别将产生一条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因而税收形式将影响相对工资率。对于那些特别受到高级差累进税影响的职业来说。那些在非经济基础上对这类职业最少依恋的人的脱离将导致雇佣人数的减少。最终结果将是：税后相对工资将比在较小级差的累进税率时更低了，当然，尽管税前相对工资更高些。
很清楚，对所得税的这一分析和通常对营业税的分析是一致的。其实，对应于任何既定的所得税，原则上很可能存在着某些对最终服务所征的营业税，两者恰会有相同的配置和分配效应。
源于非竞争集团的差别
为了使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