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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子谷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到河北省地质局综合研究地质大队任副队长。他为寻找金刚石、铜矿、磷矿等矿产资源，奔波在燕山和太行山的千山万壑，着实付出了极大辛劳。有一年，他利用到北京治病的机会，来到我家看望。他提了一小袋矿石，坐定后一块块掏出来放在桌上，拣了几块亮晶晶的矿石说，这是上等的金刚石，要我帮他找个科研单位，鉴定一下它的品位。看着老战友的这副神情，我不禁深深为之感动。身处逆境，却依然一心扑在祖国建设上。
“文革”来临，子谷又一次遭到残酷迫害，造反派加给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翻案右派”和“叛徒”，不断地对他批斗、毒打，罚他做地质队里最苦最累的活，让他一个人扛大木头上山；给在高山上作业的工人送水，一天要往山上挑几十担水。有一次，他实在挑不动了，跌倒在半山腰上。地质队造反派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誓把陈子谷打成叛徒。”他们派人到各地去外调子谷两次被捕的材料，但一无所获，搜集到的材料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只证明子谷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四人帮”垮台，乌云散去。1979年，子谷的冤案终于得到改正，但20年的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工作了没几年就病倒了，在病榻上挣扎了三年，于1987年6月9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享年71岁。
子谷在青年时代喜爱写诗，他在新四军军部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
谁要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诗为心声。这首诗正是子谷一生的写照。为了争取自由，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邓小平语言的特色·王荫桐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都一定想到邓小平。提起邓小平，最难忘的就是他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语言。
有人说，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他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话是不对的。除了神学之外，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为着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而存在，而发展的。进步的理论都是为着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任何理论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确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语言，或者叫讲话，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理论能在这样大的空间，这样长的时间被这么多的人传诵着，实践着，除了道理上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实际外，还得益于他独具特色的语言力量。邓小平的语言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通俗，一个是简洁。
通俗和简洁常常是同时体现在他的许多论点里，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择其侧重分开来谈。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还在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中肯的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时，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上述这些话，表达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俗不是浅薄，反倒是一种透彻，一种深刻。我国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打油诗：“文章好不好，念给老妈子，老妈子听得懂，就是好文章。”邓小平的独特本领，是能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通俗化。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面临经济混乱、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何看待毛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拨乱反正，也关系到国家稳定。邓小平讲的几段话，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没有做完的，继续做下去，毛主席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的，做起来”。他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说“这个问题越看越重要”。他尖锐批评反对实践标准的人是“无知”。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够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他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扭住不放。”他坚决反对当时个别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生气地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还有什么系统地学习马列，我就没有做到，我就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那是专家的事，一般干部群众根本做不到。”这些话尖锐辛辣，但是谁都听得懂。
简洁，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特点，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只写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个部分，潜隐在海面下的大部分，让读者去想象。邓小平的简洁，更是高屋建瓴，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和精炼。他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闻名于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前来取经仿效。国际问题评论家把它延伸为“一球两制”，以此提倡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他提出了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决不再搞政治运动。他痛心地说，“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少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为数千万人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关系广大青年前途的下乡知青的问题，恢复高考问题，解决时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可以达到极限。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样几句话，在神州大地上开创了致富光荣的新风尚。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柬埔寨、边境屯兵），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会面时还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关于中美建交，他指出难点是台湾问题，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简称“断交，撤军，废约”三件事。中美建交，为中国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和平国际环境。
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们在国际上始终处于主动；在国内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对国际形势冷静分析之后，作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果敢地裁军百万，把全国工作的重心由“时刻准备打仗”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他的语言，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并能行动起来。这就是水平，就是执政能力。他为国家发展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句句言之有物，不落俗套，也没有一个“大”字。三十年来，祖国亿万人民一直在为这个发展战略实践着，奋斗着，而且还要继续奋斗几十年。
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聆听过他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讲话，看过他许多谈话的原件。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没有查阅任何资料，而文中那些引语都是众所知的。在我的心目中，已经铭刻了一本通俗而简洁的邓氏“论语”。可以说，流传在广大群众中的邓氏“论语”，凝聚着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理论已经根植于民众之中。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他“深深爱着的祖国”，已经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温饱代替了贫穷，充足代替了短缺，凭票购物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从经济崩溃的边沿，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三，国民经济产值世界第四。航天技术紧随美、俄之后。中国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个重要遗愿，举办了一届被国际社会普遍称赞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十七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理论，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一定会把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作者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前政委）
读牟宜之诗·李 锐
明年是牟宜之同志百岁冥寿，他儿子送来即将出版的父亲的诗稿和有关传记等资料，并要我为这册诗写个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牟老长我八岁，过去无一面之缘，我的老伴在建设部老干局工作，对这夫妇都打成右派的一家老小，非常同情关心，却帮助不了；她很尊敬这位老人，同我谈过，称为极其耿直、厚道的老好人。现在看到有关资料，才感到牟老同顾准、聂绀弩这些老学者、老专家多么相似，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革命尊重科学，党性记住人性，无产未忘资产；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残害，总是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他们因思考而受难，因受难而再思考，总要用笔墨将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顾准、聂绀弩等人的文集、诗集已经传世，现在这“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也发掘出来了。
牟宜之是东林后人，世家子弟，父亲从事教育，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他的姨父。1925年在济南读中学时，他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时期回到家乡，参加过日照暴动。“九一八”事件后，再次回到家乡，计划暴动失败，为躲避敌人追捕，东渡日本，在大学读工科，求科学救国本领。1935年秋回国后，直到抗战爆发，利用姨父关系，回到山东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初，担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乐陵县县长时，举一县之力接应八路军东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因姨父关系，于1939年春调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后经延安、太行回山东，策动过多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担任过山东分局参议长，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专员；在战场身先士卒，领导军民顽强地反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他奉调东北，以策反蒋军为主业，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围困长春战役，策动一八四师起义。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市和中央林业部工作，支持过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揭发过政治骗子李万铭，后来老舍据此写了《西望长安》。1956年，他调建设部任市政公用局局长，注意社会调查和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统购包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建议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否则有限的耕地承受不住人口的压力；在对待斯大林错误时，指出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并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还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因此，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扣上“破坏中苏关系，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替右派诗人唱赞歌”等帽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请示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