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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独揽，毛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致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也恐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想法，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矛头反而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即使如此，他借整风敲打不同政见者的谋算并未因此放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在1958年春又“重返整风主题”，大搞所谓“双反运动”，这就是他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1958—218），指出这个运动是一九五七年“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力图再一次通过全党全国的群众运动，贯彻他在南宁会议的精神，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保守思想。在“双反运动”中，在党内又补挖了一些“右派”和“右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批判“白专道路”，接着又在所谓“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一呼百诺、所向披靡地发动疯狂的“大跃进”运动。这一系列的做法，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不能不低头臣服，实现了他提出的“大权独揽”的局面。其近期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稍远的结局则是导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旷古大劫。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吴 思）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李维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2002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表述，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就是把沿用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改为“党的早期组织”。写了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见上册75页）。这一修改，恢复了原来的面貌。1920年入党的罗章龙，在1978年就说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1920年入党的张申府，1979年9月也说过：“中国共产党1920年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但是，至今还有不少报刊，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成立
因领导五四运动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出狱后，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在李大钊亲自护送下去天津，途中，他们在骡车上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从天津改乘轮船到上海后，就开始到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和工会组织一起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5月，组织一批革命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与其同行的有翻译杨明斋，杨是山东平度人，在俄国加入的共产党。4月，他们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些进步青年举行了座谈。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帮助陈独秀进行建党工作。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施复亮）、陈公培等开会商议建党问题。开始对于使用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的名称有不同意见，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名称，陈独秀完全赞成。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同时起草了党纲，11月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的成员有5人、6人、7人、8人和10余人等说。据8月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的李达回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共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党的一大之前，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在《党史》中列出了17个名字，除上述8人外，还有陈公培、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领导广州建党以后，李汉俊和李达在上海先后代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从第8卷l期起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并且编印《共产党》月刊作为半公开的党的理论刊物，还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与此同时，党在上海办的又新印刷厂，当月印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支持罢工与组织集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和北京支部，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和组织下成立的。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后，与陈独秀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步伐。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组织了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五一”节集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何孟雄等人分乘两辆汽车，在街上挥舞“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旗帜，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小册子和传单。邓中夏这一天也赶到北京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8月16日，李大钊联络北京和天津五个进步团体的代表20多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李大钊、张申府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会上发言。李大钊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成改造联盟。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后来发展了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因意见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约40人，高君宇被推举为书记。青年团中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很快转为党员。1920年底，北京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在党的一大之前，李大钊还派张太雷去天津、高君宇去太原、邓培等在唐山，进行建党建团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武汉支部，是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成立的。1920年夏天，李汉俊从上海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写信，后又亲自到武汉，与董必武商讨建党问题。同时，陈独秀派刘伯垂，带着中国共产党党纲，到武汉筹建党组织。刘伯垂主持了有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陈潭秋、郑凯卿、赵子健等参加的武汉支部成立会，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推选包惠僧任武汉支部的书记。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武汉支部的成员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议的有18人，其中11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董必武、包惠僧等在会上讲了话。与此同时，汉口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广州党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
最早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杨匏安。1917年他就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等40多篇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还有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以及谭平山、彭湃、阮啸仙等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通过组织各种团体，出版刊物，办平民夜校和职工夜校，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1920年5月1日，广州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数万工人和学生当晚一起提灯游行。5月4日和7日，又先后举行纪念五四救国一周年和国耻纪念日大会。这些活动使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罢工、罢课此起彼伏，1920年广东、香港两地工人罢工就有17次以上。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党后，曾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在广州建立党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他们在北京经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于1920年底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参加建党的7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利用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了解和推动广州的建党工作。他把自己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拿到这个组织中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经过激烈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1年春重新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关于长沙和济南的早期组织有不同的记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是这样写的：“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何时、何地、由哪些人组成，没有具体表述。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从巴黎写给毛泽东一封很长的信，介绍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建情况，希望中国组建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1921年1月1至2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会时，围绕革命的目的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发言时曾提到巴黎“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但大家没有就建党问题展开讨论。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到：“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没有提到在湖南建党的具体情况。
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新民“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他提到的8个人中包括易礼容。1997年易礼容99岁高龄去世时，他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常委。他的生平中说：“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立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88年和1989年，我曾两次访问易礼容。他很明确地对我说：“湖南的党组织是1921年何叔衡和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回来后才建立的。此前在湖南只有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没有党的组织。”他还说：1921年（民国十年）10月10日，在人们戏称为“30节”那天，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这与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的“1921年10月，湖南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我是成员之一”是吻合的，但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毛泽东亲自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大概是党史中所说湖南在1920年建党的主要根据。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