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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套书里可以了解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大致从2001年以后开始的转变。在问题的讨论中，西学国学、左派右派保守派会热起来，也都应该热起来。相对于以前一阵风似的这种热那种热，学术界今天指向问题的言说方式是不是更加成熟？改革开放搞了二十多年，也应该成熟了。
至于王焱刚才的批评，我认为关键应该在于陈寅恪究竟是不是一个所谓古典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完全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对“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做出论证和说明。具体问题，等他的书出来再说吧。
李 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我想谈三点。第一，我希望再次呼吁学术界重视对政治理论的研究。我国自 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与转型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与复杂的内涵。它至少是集三大转型为一身的变革，其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晚清以来现代化努力的延续；其二是从全能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型；其三，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化国家，由于中国人口与国土的规模，上述两方面的转型将导致第三个转型，这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改变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这种集诸多转型于一身的情形使中国的改革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为了应对复杂的内部与外部局面，对内为经济与社会改革探索恰当的政治秩序，对外深刻理解在全球化形式下我们面临的生存环境，找出因应之道，政治学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政治学者应该以新的视角重新思考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问题，深入研究、借鉴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总结、挖掘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丛书的方向与基调确实是值得坚持的。
第二，在政治理论研究中，我觉得应该超越目前具有强烈实证主义色彩的政治学，不拘泥于当代英美分析哲学色彩十分浓厚的政治哲学，而更多地从十七世纪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中汲取启迪。我国目前政治理论研究有两个很重要的倾向，其一是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科学化倾向，其二是简单地跟踪西方最新的理论发展。当然，这些努力都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个人的研究方向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应该看到西方当代理论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社会背景，中国有和西方相当不同的背景与问题。我觉得，如果粗略概括的话，政治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身份认同（identity）的问题，关注的是“我是谁？”诸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同的文化与民族认同问题等；二是关于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构建的问题，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适合一个特定国家的政体；三是关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问题，研究政府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按照这种划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注最多的还是公共政策问题，其次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举例来讲，罗尔斯 （John Rawls）的《正义论》的主旨就是讨论在社会分配上应当采取什么公共政策，哪一部分人群应当多得、哪一部分人群可以相对少得一些，而围绕《正义论》所展开的讨论也大都是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对罗尔斯的批评则集中在身份认同这一类问题上，所涉及的论题包括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个人的公民参与及文化多元主义等。当代西方学者很少关注政治制度应当如何构建和改进的问题。当代西方学者之所以不大关注政治制度问题，是因为他们无需关注这类问题——法治、宪政、代议制民主、权力制衡等观念已经成为政治学中的常识，政治制度也已经按照这些观念牢固建立并稳定运转很长时期。但是，对于中国的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改进政治体制，以便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一个良好基础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不拘泥于西方当代的政治哲学，而更多地关注西方近代构建现代政治制度时的理论，关注英美之外的文化在移植这套制度时的反思。这套丛书中包含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确实值得称道。
第三，我想简单谈谈如何进一步改进这套丛书，使它做得更好。我希望《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在第一辑出版之后，今后的第二辑、第三辑应逐步引入匿名评审或较严格的专家评审制度，在书稿正式决定出版之前，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认真审阅，决定是否出版，提出修改意见，这样，书的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刚才简单翻了一下《表达自由》这本书，内容似乎不错，但读了几页，发现几个问题，条理问题、细节的准确问题、语言风格问题，如果作者写作时再斟酌一下会好一些。我讲这些并不意味着从内容上否定这个书。任何人在写作时，都难免有一些错误，如果能够在出版之前请同行专家认真评审，然后根据评审意见作一些必要修改，整套丛书还会再精一些。一套丛书如果能够在学术界确立良好的声誉和地位，关键是要保持从严择书的标准，建立某种机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学术委员会，要切实承担起评审的职责。当然，万事开头难，第一辑能出成这样，已经相当可喜可贺了。
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我是外行，既不搞政治，也不搞法律，还是想来谈谈这套丛书。做书看起来很好玩，其实很难，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累”，这套论丛做成现在这个水准，我对高全喜充满敬意。刚才前面几位都说到了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可能我是做西学的，我从这套书中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可喜的东西：我们的西学研究有了较高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有了有关休谟的政治哲学、黑格尔的法权学说和哈耶克的自由理论的专题性研究，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显示这套《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在国内学术界的独特地位。我在很多场合都开玩笑地说，我们国内学术界很可爱，可爱在什么地方呢？对西方的东西非常好奇，但往往在看到了西方学术的轮廓之后就不再往下深入钻研了。三联书店在没有推出赛义德的《东方学》之前，汉语学界每年要发表许多篇专门讨论赛义德的论文，可是，自从中文译本出来之后，就很少看到深入讨论他的文章了。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这里面可能反映出中国学人很特殊的心态，说明我们在很多时候不敢正面面对西方思想的挑战，这是一件智力上很硬的活，敢于在做学问上下硬功夫，把我们对西学的解读往前推进一步，正面地研究它们，在当下中国浮躁的学术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我记得在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讲一句话，你一定要对把某种理论与具体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保持高度的警惕。这句话其实是要提醒我们要做理论就要先把理论吃透，千万别在没把理论吃透之前强行把理论与语境结合起来，那样会出大问题的。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在政治方面多做一些深入精到的研究，毕竟西方有很多思想家、理论家的体系性著作，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掘出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刚才大家都讨论到民族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国际政治层面、国内政治层面关注的焦点。作为现代国家，其核心范畴面临很多的问题，对中国来讲，如何建设我们的国家形态，在当今显得尤为迫切。刚才说到哈贝马斯，我在读他的著作和与他的交往中，发现了一个很隐蔽的问题，这一点很多人被他蒙骗了，看上去他的理论像是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其实在其背后有一个很深厚的日尔曼情结，比如他对民族国家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一点。
近百年来，我们似乎总是处于历史的错位之中，我们大力追求现代性的时候，恰恰是西方批判现代性最厉害的时候，于是我们不知道该追求什么好了；我们追求现代化，最后人家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打击。如果回到日常生活层面上，我们追求很美好的东西，但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并不是很美好，实际上是对自我的否定。我们是否有自我否定的精神，或者通过自我否定把自我追求过程当中的经验带入到对民族国家反思的过程当中去，这需要扎扎实实地加以研究，当然，对我们学者来说，这是很大的历史使命。《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立足现代，容纳古代经验，放眼未来潮流，但愿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汉语学界贡献可资利用的思想理论与学术观点。这是期望，也是自勉。
对“警示教育”的一点异议
■ 郭道晖
我的异议不是对警示教育的非议，而是思考它所警示的对象和指向的另一层次的深义。也就是说，教育或引起警示作用的不应只是可能的、潜在的犯罪人 （掌握权力的党政干部），而应当包括反思我们治党、治国和治官、防止干部腐化的机制。
现在有些地方时兴让党政干部中的罪犯现身说法，向当职干部讲述其堕落过程，以图起到“警示”作用。最近还出版了一位记者撰写的《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媒体广为推介。讲的是原河北省委书记的秘书、省国税局长、大贪污犯李真临刑前的“忏悔”。其他报刊上发表的和各地不断举办的警示大会的内容，也大都是罪犯谈自己成长历史，并非天生是坏人，相反，倒或是贫寒出身，曾经勤恳工作过，或曾立功受奖，人才杰出，显赫一时，等等；但抵挡不住无处不在、伸手可得的金钱的诱惑，终至堕入深渊。
现在权力腐败日甚，一些党政干部在权钱面前纷纷落马，甚至人头落地。这固然是咎由自取，应由他们本人负责；但作为党组织和管理党员和官员的有关部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是否也应当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吸取某些教训，和采取有效的对策呢？
面对这么多的党政干部的堕落，而且这么“前仆后继”地走进监狱或成为死刑犯，且不说党的形象受损，就是从党应爱护和挽救干部的理念出发，我们也应当反省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竟然未能防范于未然，导致这些干部，甚至起初还是优秀的干部，被送进监狱或走向刑场？
应当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防范党员干部的腐化变质，历来还是重视的。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发动整风运动，又号召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进京时，在二中全会决定中要求全党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再次号召“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党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1953年也搞了一次全党小整风。1957年更进一步发动群众帮党整风。以后的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四清”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直到“文化大革命”，其矛头也首先是针对党员干部的。后面这一系列运动，表面理由也是所谓“斗私批修”，防止党“蜕化变质”；但不仅其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而且其方式方法也是违反法制的。到改革开放时期，路线正确了，经济也搞上去了，而权力腐败却日甚。于是又继续沿袭过去的一些做法，搞党内整风、“三讲”、警示等等，虽然也有一些效果，但往往流于“走过场”，并未能遏制腐败的态势。像大贪污犯成克杰、胡长清之流都曾顺利地通过“三讲”，而且这种蒙混过关者恐怕还大有人在，就不难觉察此举并非万灵之丹。
考其原因，主要是在对待防腐防变的认识和对策上存在一些误区。
首先是对作为执政党所处的新的权力地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缺乏明确的认知。因而收效甚微。
譬如，为什么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较有成效，解放后也照此办理，反而不灵了？
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沿袭革命党时期思维和一些惯用做法，没有考虑到革命党和执政党所处的不同历史条件。
解放前，处于革命时期，党员参加革命和入党，大多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和怀着牺牲精神的，一般没有个人权益的牵挂。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阻力不大。何况党外还有强大的敌人在用“武器的批评”监视我们。当权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干部大多同时是手中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员。党风出现的问题，大多是与法纪和权力交织在一起。“端正党风”实际上是“澄清吏治”，整顿党纪如果不同整顿政风法纪结合，就只会“雷声大而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