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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惝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
《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本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仁。周总理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反动派终于没有放过《八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至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到用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枝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枝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姑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他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