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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绝望》，汪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7。60元）
王乾坤
东方杂志
双月刊，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主办。思想文化类综合性杂志，内容以社会文化评论为主。大十六开，96页，另插彩页4面（《东方画坛》专栏）。定价7。50元，自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改为11。00元。国内邮发代号：82—593，国外代号：1275BM。可向各地邮局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订阅，也可直接向杂志社邮购。社址：北京朝阳区春秀路太平庄10号。邮编：100027。电话：416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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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历史的苍穹
《历史上的星占学》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而是作者天学研究系列的专题之一。大约在五年前，作者在他的另一部专著《天学真原》中谈到，他的天文学史研究起步于中西学者一个多世纪的学术积累，本来他的“历史落脚点”应该在修补、比较与整合上；但是作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博士，作者的学术灵感没有把自己引入那条“顺理成章”的道路，他认真地思考了古人天学活动的性质和功能，对天文学史的基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科学史研究仅限于发现和整理古代科学成就是不够的，这类活动属于科学内史的范畴；而现代意义上的“非成就”的外史部分也需要构建，但这方面的工作尚属阙如。因此可以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人们仅建立了科学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所以作者在学术研究的匆匆行旅中蓦然回首，声言“必须回身过去，将这有问题的基石处理好了，才能再续前程。”
当然，个人的卓见离不开时代的孕育。为了补上那半块基石，作者需要说许多有悖于“常识”的话，而这话需要有一个开放的社会的承接，即“三才”的合谐。如今这些似乎都有了，于是作者说：古人的天学研究不是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活动，而是与彼时彼地相交融的政治与迷信活动。按照这一思路，作者在《历史上的星占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天文学和天文学家，只有星占学和星占学家；星占学的前提和基本原理是迷信的，但其方法是科学的，“一种活动的性质和进行此种活动所需的工具，显然不能混为一谈。”再者，星占学不但孕育了天文学，而且还留下许多重要的科学遗产，像星占家绵延千年的天象观测记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天象报告等等，都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及年代学意义。比如有人推算出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正是哈雷彗星，根据它的运行周期回推，其时间应在公元前一○五七——前一○五六年。这一切充分说明星占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历史上的星占学》由外国篇与中国篇两部分组成，如此编撰既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又实现了中外星占学的比较。作者将星占学划分为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两类，他发现西方更重视以人为中心的生辰星占学，而“似乎常与东方型专制集权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军国星占学，则在欧洲不那么重要了。”至于中国，“本土从未产生出生辰星占学，”而独步中国的军国星占学“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几乎不再变化。”另外，中外星占学的哲学基础也不同，西方星占学家认为万事已前定，观天旨在窥破一个秘密计划；中国的星占学家也在体察天意，但那“计划”不是固定的，观察的目的在于校正行为，以德感天。再者，中外星占学的流变过程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从哥白尼起始，天文学开始与星占学分道扬镳，哥白尼是第一位决无占星著作的天文学家，但他的科学著作却是后来星占学家的必读书。对此本书收入一幅精彩的图片：一位十七世纪的星占学家，他双手握着天文仪器和圆规，身后一座天文台及望远镜，臂上有两部摊开的书，左为哥白尼的著作，右为第谷的著作（第谷是大星占家，也是开普勒的老师），自头至足还盘踞着象征黄道十二宫的神兽。这是那个时代天文学与星占学合为一体的真实写照，也是两者从此分离的纪念！而中国的天学“数千年来一直是星占学的工具，既未独立形成学科，当然更谈不到分道扬镳。”十六世纪西学涌入，直至康熙年间才出现了以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的“只研究天文学而不谈星占学的平民学者”。这些生动的比较一定会引发人们许多深刻的遐想。
就国内而言，这部书大概是最完整的中外星占学历史研究著作了。内容的专业性很强，也很丰富，其中包括许多有趣的占例，以及数十幅重要的插图。最发人深省也最具嘲讽意义的故事莫过于“占卜死期”的悖论，国王问一位星占家：“你还能活几天？”无论怎样回答，国王都会错开那时间杀掉他，用以证明其推算失误。用这种方法国王屡屡得逞，除掉失宠的星占家。但有一次一位更聪明的人说：“天上的星象显示，我会比陛下早三天死亡。”于是国王无法动手了，还一直关心着那人的健康。听了这个故事之后，那些现在仍然痴迷于星占学的人是否可以清醒些？那些善意反对星占学研究的人是否能够轻松些？
（《历史上的星占学》，江晓原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版，18。50元）
品书录
俞晓群
读《性别与中国》
性别研究，它从妇女研究引出，是个新兴的，正处于发展中的学科和研究领域。此项研究始于七十年代，当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推向极至，自然不存在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可能。后来，学术研究渐得恢复，而进入这一领域的人仍很少。
由妇女研究—性别研究而能进入中国研究，大致有以下三重原因：一是妇女研究是一个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体系形成后晚出的学科，发展到今天，虽然不能说它不存在方法上的意义，但距离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的、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还远，妇女研究是开放的，它有可能汲取迄今为止人们研究人类自身和其社会现象的各种学科的方法。二是妇女研究不象已成型的现代社会科学那样标榜自己研究的“纯客观性”，它在现代社会科学形成后，明确地提出“女性视角”问题，蕴含了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史经验和人类此时此刻的处于变化中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三是由以上两点而致的妇女研究突破了以往全部或是主要由男性或是根据男性经验来阐释人类文明的知识的框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人类有可能再次拿起批判的武器去重审自身。
正是由于这样，性别而致的差异成了研究的切入点，把妇女研究的这些特质引入中国研究，从性别的角度突破传统为我们设置的国家、家庭等范畴和传统的判断尺度去分析和解构中国，才使得一九九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卫斯理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在性质上具有了与会者当时尚未能意识到的“史无前例性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纽约大学历史学家玛里琳·扬语）。
中国是什么？一些人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讲“中国特色”，而我认为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当整体世界形成后，中国作为处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在像一般后发展国家那样被打开国门，开始自己的被现代化进程后，又曾一度中断了这一进程，在封闭和市场极度萎缩的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文明，并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当代中国曾经有过的这种封闭，不同于其他文明在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封闭和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封闭，而是一种独特的在世界体系之内的封闭。这一点，决定了当代中国制度文明的质态，而这种质态对中国再度走向开放之后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和整体世界在发展中的关系的影响都是重大的，当代中国研究的意义也在此。
由性别差异的角度而言，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世界体系内的主流话语去阐释在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中的现象，因为那样做的结果似是而非。而面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则必须注意世界体系之内主流话语的运用，同时注意到中国在被现代化过程与再次主动现代化之间有过的重新封闭的特质。因为失去了对自身特质的把握，就是失去了对话的资格；而缺少对今天世界体系内共通的话语的理解和运用，就是失去了对话的路径。
哈佛—卫斯理会议上的“史无前例”，就是由性别而入中国研究的“对话”的开始。对话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不是自古就有的。它的前提有二：一是共通的（基本的）话语，缺了这种话语，就只能是各自的主张和看法的宣示；二是对话各方的“不同”，完全一样，就无“对”可言。
面对着多元的世界，面对着人类诸多的新问题，妇女研究—性别研究既需要女性参加，又需要男性参加；中国研究，既需要中国人参加，又需要外国人参加。大家都来讲话，谁说了算呢？我以为在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的今天，我们——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头脑中仍还有许多“过去”留给我们的“想当然”要顽固地表现出来。在主张“多元”观念的人们中，于不觉中也会习惯地想定“一尊”于己。真正的多种声音的时代，恐怕只能出现在人类纪元的下一个十年之中，而在向着这个方向走去的过程中，对话的各方——男人与女人，中国人与外国人——都还需要学习。
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的会议，产生了《性别与中国》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由性别而入中国研究的对话的开始。我希望它能继续下去。
（《性别与中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六月版，18。00元）
品书录
李楯
其淡如水
弘一法师（李叔同）皈依佛门以后，曾致夏丐尊居士信函九十五通。这些信大概是了解这位佛学大师最直接的材料。我读后一直很珍视这些用智慧和生命之躯写出的真言，并暗中赞佩他的高洁人格。叶圣陶于一九二七年曾写过一篇《两法师》的文章，那篇文章记叙了他见到弘一法师的情景，写得十分传神，亦颇为感人。这里不妨引来：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丐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教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便悠然地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同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顷，似应有好些抒情的话同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与叶圣陶同代的丰子恺，也有篇描写弘一法师的文章，他把这位大师的安然超凡的神态也写得栩栩如生。那篇题目叫《缘》的散文，读后怎么也忘不了。其中有一段是：
每天晚快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我以为这些都是难得的史料，它为后人了解李叔同，提供了感性的蓝本。人贵于平实、淡泊，我不是佛教徒，对佛理中的玄想所知甚少，但我觉得佛家纯真的思想，深刻洞悉人生的智慧，是令人羡慕的。人生若能参悟出一点真正的玄机来，那是不枉活一生的。虽然未必都如弘一法师那样遁入空门，但在繁忙中稍能抽暇静一静心，想想自己是否有过悖于常理的行径，是否有一点天良，是否对得起生命价值，不也是很好么？
许多年前，看到关于弘一法师的生平材料，曾为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隐于寺庙之中，深深惋惜。绕着人生的苦海走，所得的结论，与直面于苦海者比，未必深刻吧。鲁迅、周作人是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