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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者有心
李皖
从徐志摩与郑孝胥说到徐申如
说到徐志摩与郑孝胥的关系，似乎还算是一个新鲜话题。一些关于徐志摩的传述，如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陆耀东的《徐志摩评传》、赵遐秋的《徐志摩传》等，以及志摩的朋辈胡适、梁实秋、叶公超等人的回忆文章，均未详及他们之间的交往。不过，现在倒是有一点线索，近来阅读《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一九九三），以为有几处记载未可略过。兹参核其他材料转述如下，以备查考。
（一）一九三一年二月，徐志摩应胡适等人相邀，赴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他二十四日到京后，接连给留在上海的陆小曼写了几封信。在二十六日信中，他扯了一通杂事，最后用这样一句话匆匆煞尾：“我要去东兴，郑苏戡（按，郑孝胥字苏戡）在，不写了。”（见《爱眉小札》）“东兴”即东兴楼，当时北京的一家饭馆。可知志摩匆忙搁笔，是要赶饭局，会晤郑孝胥。其实，那日宴集不止徐、郑二人，这里只提到郑孝胥，可能因为他是主宾的关系。查郑孝胥当天日记，确有此晤。日记云：“曹蘅约至东兴楼午饭，晤杨子勤、江叔海、胡适之、徐志摩、李释戡、黄秋岳、吴达泉。”这份名单中，现在人们熟悉的只是胡适和徐志摩。不过，其中至少还有一位名气不小的人物，就是新政学系头目兼北方金融界领袖的吴达泉也即吴鼎昌（字达泉，亦作达铨）。关于这日的饭局，有一个情况可予注意，郑孝胥乃自天津远道而来。按，一九二五年三月以后，忠于清室的郑孝胥一直在天津伴伺退位的溥仪。此前，博仪尚未出宫时，他是那个小朝廷的总理内务府大臣，后来则是溥仪的驻津顾问（负责“总务处”，仍总理清室财产清理事务）。据《郑孝胥日记》，他到京那天是二月二十三日，也即旧历正月初七。是日《日记》：“请假五日赴北京，与大七同附九点半车，十二点至车站……”从《日记》中看，他这次赴京大约与房地产的事情有关，那几日让人陪着四处看房子。
郑孝胥这次在京仅五日，又有俗务在身，交际应酬之间得与志摩、胡适一晤，似非寻常。
（二）东兴楼的饭局，并非志摩与郑氏初识。一九二八年四月，郑孝胥因夫人病殁，回沪料理丧事，住一月有余。因之，其时在上海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的徐志摩得与过晤。《郑孝胥日记》是年五月四日：“夜，赴沈昆三之约，坐客为陈伯严及其子彦通、陈小石、胡适之、徐志摩、夏剑丞、拔可、贻书。”除郑孝胥本人，那里面另外两位长者，陈三立（伯严）、陈夔龙（小石），也是清廷旧臣。又，五月五日：“徐申如及其子志摩来吊。志摩赠《新月》杂志，且求明日来观作字。”父子同来吊唁，想见徐家与郑氏原非泛泛之交。其实，志摩结识郑孝胥，乃缘其父徐申如与郑氏旧谊，此俟后详之。《日记》翌日又记：“徐志摩、胡适来观作字。”郑孝胥书法名重一时，《日记》中常有“作字”或某人“求书”一类记载，如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八日：“徐申如来求书‘白水泉’匾及沈贯斋祠联。”胡适也曾求书其父墓碣。
（三）徐志摩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徐志摩日记》是年三月八日：“梅笙又以电话来，云即行。与大七同至火车站送之，遇徐申如及其子子木。”这里，“子木”显系志摩之讹音。车站相遇，大概介绍得匆忙，故有此误记。当时志摩从英国游学归来未久，尚无作为。这日徐申如可能是送志摩去北京。一般认为，志摩在北京松坡图书馆做英文秘书就是那时候。
（四）徐申如与郑孝胥的关系，至少可追溯到一九○七年。《郑孝胥日记》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刻，汤蛰先邀饮九华楼，座间晤缪小山、徐申如。”这里提到的汤蛰先（寿潜），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当时与张謇、郑孝胥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出任干事。是年，因参与浙江官绅谋害秋瑾事件，为一时舆论究劾。另一位缪小山（亦作筱珊），即曾为张之洞幕友的缪荃孙，乃海内闻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关于汤蛰先，有一事不可不提，他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结缡的证婚人（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
郑孝胥、汤寿潜辈虽仕宦出身，但此时为近世洋务之风所驱，正倾力兴办实业。而本身就是实业家的徐申如，此际也亟欲借助外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想来彼此很有一些志趣相通的地方。比如，据陈从周《记徐志摩》（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一文提供的情况，徐申如是当时沪杭铁路集资股东之一，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力争，使那条铁路绕道经越他的家乡海宁硖石。而当时主持苏浙铁路事务的便是郑孝胥和汤寿潜。
九华楼饭庄相晤，大概与郑孝胥兴办日辉呢厂（毛纺厂）的投资计划有关。事隔一日，《日记》中又提到徐申如。十二月十四日：“午后，诣日辉港，与蒋抑之、沈新三、徐申如、刘厚生、熊棠村共观呢厂工程。”从《日记》中看，那座工厂让郑孝胥花费不少心思。《日记》笔墨过于简略，尚无以断定徐申如是否也成了这个项目的股东。
徐、郑二人共同参与的实业项目，有据可查的是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日记》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午后三点至天生港，遂用小轮拖船至唐家闸大生厂，晤季直、徐申如、单治堂、张作三、蒋亚初。”按，季直，张謇字。此行乃赴通州（即南通）参加垦牧公司股东会议。《日记》四月二十六日：“午后，开正式股东会，被选为董事，同举者张叔俨、刘聚卿；又监察员二人，徐申如、袁仲龙。”
徐申如参与垦牧公司，可能系张謇相邀。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称，徐申如“与南通张季直（謇）友善”。这句话许多人未予注意。
（五）陆耀东的《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称：徐申如虽是富商，“但在江浙财团面前，那又是小巫见大巫。”这种说法似乎有问题。现在虽已无法确知徐申如到底参与了哪些实业建设项目，但一些零星的资料记载表明，他的投资规模和经济实力，比人们印象中要大得多。作为张謇、郑孝胥那些人的投资伙伴，恐怕也须具有庶几相称的实力。事实上，在江浙财团的势力范围内，徐申如已取得相当的活动空间，而且还超出了纯粹的经济领域。比如，在一九二三年由江浙财团发起的维护两省治安的“苏浙和平运动”中，徐申如就是一个出头露面的人物。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九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六）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八日记事：“苏浙士绅鉴于时局紧张，传闻两省将有军事行动，是日在沪成立苏浙和平协会并选出干事会。当选干事者：沈信卿、张仲仁、袁观澜、张一鹏、黄炎培、黄伯雨、史量才、钱强斋、穆抒斋、穆藕初、姚紫若、华蘅卿、袁履登、邬志豪、毛酉峰、章一山、方椒伯、盛竹书、徐建侯、陶拙存、徐申如、虞洽卿、李徵五、王晓籁。”能够跻身这些商界要人、金融巨子行列之中，可知徐申如不会是那种不起眼的小角色。而正是由于这些人物力持正议，迫使直系军阀对江浙两省的军事行动推迟了一年之久。
（六）徐申如与江浙缙绅的交结已略具前述。此外，徐家的姻亲戚谊也是一层重要背景，其中如蒋百里、张嘉、张君劢等，乃军界、政界、金融界台面上人物，徐家一直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志摩出国游学前后在北京就读和求职，都曾托庇于蒋百里。又，志摩一九一八年投梁启超门下，便是妻舅张君劢的引荐。徐申如显然很看重与张家的关系，及至后来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其劝阻不成，干脆将幼仪收为养女。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徐申如这个人，不能不考虑到这些背景。作为一个工商业者，徐申如的眼界与魄力确乎有着不同寻常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徐申如的社会交往，除了经营上的考虑，显然也有政治上的选择。其交结对象，多如具有立宪思想的晚清耆老或是研究系一路文人、政客。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一个问题：徐申如的社交活动对志摩产生着何种影响？
在徐志摩研究中，通常的看法是：志摩在家庭方面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其祖母和母亲，而父亲对他的影响不大。之所以形成这种看法，大抵由于这样两个原因：一、志摩写过纪念祖母和母亲的诗文，那些感情沉挚的文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二、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遭到父亲反对，父子间闹过矛盾。另外，习见以为文学家的志趣也很难与实业家相沟通。其实，就这些因素得出上述结论，未免失之皮相。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是在一九二六年，即使他们父子由此反目成仇（事实并非如此），也不等于此前志摩整个青少年时期未曾领受父训。况且，徐申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业家。就常理而言，父亲给予子女的影响，并非一定伴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而往往以其性格和处世之行为方式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志摩那种喜欢交结的作风，很难让人相信不是秉受其父的教益。
然而，重要的是，志摩的社会交往亦与其父有着相似的认同。虽说由于志趣的差异，作为文化人的志摩，不可能与实业家的父亲同出一辙，但志摩通过新月俱乐部拉起的那个社交圈子，却差不多就是徐申如的交际网的扩展。那些人多半也是研究系或是接近研究系的各界精英，其中不乏胜朝名流。如，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丁文江、任鸿隽、张君劢、胡适、金岳霖、丁西林、张奚若、陈源……，按一般理解，这些人不是旧营垒中的新派人物，便是新营垒中的保守分子，亦或二者兼属。
徐志摩组织这个团体，基本意向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九二五年三月，志摩赴欧洲途中给新月同人写过一封信（《致新月》），其中也提出“究竟想做些什么”的问题。以他自己的说法，是要“露棱角”。所谓“露棱角”，恐怕不完全是文学上的抱负，因为当时新月同人中没有几个是搞文学的，倒是不乏政客、报人、银行家，甚至还有军人和科学家。也许，这样一个各路精英汇集的团体，可能会产生推动政局的力量。这是理论上的估算。表面上看，北洋时期的政治运作，一定程度上带有“幕僚政治”的特点。比如，梁启超、汪大燮、林长民、范源濂等研究系成员的一度入阁，似乎表明借助军阀政权推行某种改革也不无可能。徐志摩固然热衷文学，当时却未尝没有政治上的企望。他在《致新月》的信中就特意提到英国社会改革领头人西德尼·维伯夫妇的事迹，以激励同道。而新月的另一组织者胡适，以及与他们相互倚重的梁启超，自然不会由于雅好文艺而卷入其间。当然，新月社事实上一事无成。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之外，那就是左右北洋政权的直奉军阀并没有给他们参与的机会。当初研究系元老入阁是一回事，现在则是另一种情形。新月俱乐部成立之前，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的“好人政府”已宣告失败。轮到新一代人要“露棱角”的时候，直奉两系军人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这帮社会贤达来捧场了。说来，从梁启超鼓吹立宪政治，到胡适、徐志摩等人宣扬西方民主，在军人看来都有些碍眼。
然而，徐申如却试图在新旧力量消长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摩组织新月俱乐部和新月社，也是徐申如的一个“投资”项目。他还真投入了一大笔钱，新月的开办费就是他和《晨报》的黄子美分摊的。据陈源回忆，徐申如本人也曾跑来北京参加新月的活动。一个实业家如此赞助新月社，想来不会是鼓励儿子大做文学家的白日梦吧。究其动机，大而言之，或许真有一番改革社会的宏愿；小而言之，大约有助志摩跻身北京上流社会，亦谓“露棱角”也。
看来，要研究徐志摩，真是不能忽略了徐申如。而反过来说，徐志摩也是徐申如的一面镜子。作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的徐申如，其社会理想值得研究。也许，这一课题比研究徐志摩更有价值。
读书献疑
李庆西
“洗头膏”及其他
先有了《中国古代妇女服饰》，又有了两位作者的《中国古代服饰大观》（周汛、高春明，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一为“豪华本”，一为“普及本”，都是让人感兴趣的书。
喜欢，便想尽量读得明白点儿。却发现有一两处不明白——
第105页：“总的来说，要使鬓发薄而不散，松而不乱，都必须掺以胶质。时间一长，妇女的头发就会被凝结。为了使凝结的头发在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