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佩罗什科娃收到的平反书上写的却是：“巴别尔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于服刑期间。”巴别尔分明是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枪决的，为什么把死亡日期改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来平反证书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给佩罗什科娃之前再对照判决书填上，但不知哪位检察官一时偷懒，未查阅判决书便信手填上一个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种工具书和课本里巴别尔的死亡日期便成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哀哉，遗属点燃蜡烛悼念亡灵的那一天，并非亲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别尔自然不会有坟墓，所以我从未向人打听过。
（《骑兵军》，巴别尔著，孙越译，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版，6。75元）
寻墓者说
蓝英年
拉封丹轶事
今年四月十三日，是法国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一六二一——一六九五）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日，法国《读书》杂志为此在第二三三期（一九九五年三月）上发表了题为《拉封丹和说话的动物》的报道。
三个多世纪以来，拉封丹脍炙人口的寓言诗代代相传，尤为少年儿童所喜爱。凡是读过书的人，几乎都知道《乌鸦和狐狸》、《狼和小羊》的故事，法国人背诵起来更是琅琅上口，因此说寓言诗是最为普及的文学作品可谓恰如其分。法国历代名家如伏尔泰、夏多布里昂、圣伯夫、瓦莱里、塞利纳等都对它推崇备至，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在论教育的名著《爱弥儿》里，禁止可怜的爱弥儿阅读拉封丹的寓言诗，以避免受到不良的影响。仔细推敲起来，卢梭的看法其实不无道理。例如《蝉和蚂蚁》讲夏天蚂蚁辛勤劳动，蝉却一直在唱歌。到了冬天，蝉没饭吃了，只好到蚂蚁家去借粮食。蚂蚁说：“你那时候不是在唱歌吗？那么你现在去跳舞吧”，竟眼看蝉要饿死而拒不借粮。蚂蚁的为人无疑有伤忠厚，缺乏怜悯之心，显然会使孩子纯洁的心灵蒙上阴影。其他如狐狸欺骗乌鸦后就能吃到奶酪，狼凭着一身蛮力便能吃掉小羊而不受惩罚，老实的驴子总是受欺负直至含冤送命，这些只有成年人才理解的险恶世道，似乎都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俗话说文如其人，拉封丹的寓言诗虽然取材于伊索寓言，但毕竟离不开他自己的生活体验。当寓言诗出版后，父母们欢天喜地买回去让孩子们读的时候，有谁会想到那只好逸恶劳、借贷无门的蝉，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呢？拉封丹继承父职，在家乡香巴涅担任河泊森林管理员，本来颇有田产，但他不务正业，无所用心，既好色又好赌，最后卖房卖地，倾家荡产，只好寄人篱下。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高乃依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一个“靠人施舍的可怜虫”，他倒也有自我批评的勇气，为自己写了三句墓志铭，“让”是他的名字：
让去了，像他来时一样，
连本带利全都吃个精光，
金银财宝从不放在心上。
正因为如此，他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不肯借钱的小气鬼，讽刺起来才特别刻薄。
说起拉封丹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办事拖拉、衣衫破旧。在法兰西学士院里，只有他吃完午饭便呼呼大睡，不知何时才醒过来。尤其令人难堪的是，从家乡到巴黎，他总是追逐女人、乐此不疲，甚至连修女都不放过。他把老婆孩子扔在乡下，自己在巴黎靠贵妇们生活，到了晚年，还对在年龄上可以做他孙女的姑娘们垂涎三尺。拉封丹是在年近半百时才写寓言诗的，在此之前他尝试过各种体裁，特别是根据薄伽丘等意大利作家的作品改写的故事诗，内容大多是男男女女追欢逐乐，妻子如何给丈夫戴绿帽子等等。拉封丹写起这类题材来自然得心应手，但也触怒了拥有一大堆情妇的国王路易十四，因而长期不能进入法兰西学士院。
如果我们把拉封丹生活上的毛病算成“小节”的话，他的大节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当然在古典主义时代，作家必须依附王公贵族才能生存，但是与他的朋友拉辛和莫里哀不同，他是唯一不到凡尔赛宫廷里去吃饭的人，他宁可依附拉萨布里埃尔夫人等具有投石党精神或新教思想的人物。在他终于冲破阻挠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时，修道院院长要他颂扬路易十四，他却发表了《致拉萨布里埃尔夫人的演说》，赞美自由和享乐主义，对路易十四只字不提。他渴望成名，但决不以任人奴役为代价。他在寓言诗里对代表国王的狮子有时不得不虚应故事、敷衍几句，但更多的是揭露国王的残暴和好战，以及朝臣们的阿谀奉承，《病了的狮子》等更是对国王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拉封丹虽然不是自由思想家，却有自由的思想，正如《戴颈圈的狗》里的狼一样，他宁愿饿得皮包骨头，也不会像狗那样为了有饭吃而被人戴上颈圈。
拉封丹的传记作者罗杰·迪歇纳指出，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要求拉封丹，因为在二十世纪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十七世纪也许十分自然，这是指他的生活小节而言。何况他并未杀人越货，只是不修边幅，像中世纪的教士那样做了些违反教规、在当时却不算犯法的事情。在文学创作方面更是如此，今人往往喜欢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古典主义时代却崇尚古希腊、罗马，认为荷马、索福克勒斯或伊索的成就是无法超越的，后人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出前人说过的话。拉封丹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他的天才，他像蜜蜂一样从伊索、泰伦斯、奥维德、薄伽丘等前人的作品里采集花粉，但是经过他的加工却成了不同于花粉的蜂蜜。他之所以心不在焉，正是沉湎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想象，唯其如此，寓言诗里的田野才景色优美、充满生机，动物才栩栩如生，富于人性。他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采用日常的语言，首创自由的诗体，不仅吸引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广大读者，而且使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寓言诗成了反映大千世界的舞台，成了后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远眺巴黎
吴岳添
对价格太计较对价值太轻视
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病态是：大家在追逐利润与财富的过程中，忘却了生命的意义，也就糟蹋了自己的一生。
那些势利的人，对价格太计较，对价值太忽视；那些清高的人，对价格太轻视，对价值太计较。这两种极端的人，前者是庸俗，后者则痛苦。
现代人应当要在两个极端中取得平衡——不轻视“价格”，更重视“价值”。
对一般力求上进的人来说，透过书报杂志来追求知识，是一条最可靠的路——不须关说，不须求情。
可惜的是，一般人在旅行、娱乐、服装等方面的花费，常常不太计较价格；但在购买知识时——从缴学费，到购买书本、杂志时，则对价格的反应特别灵敏。
对不该计较的价格计较，正暴露出自己的短视，对不该轻视的价值不轻视，才会显示自己的成熟。文明社会的病态就是短视者太多，成熟者太少。
读书短札
高希均
美国“垮了的一代”之王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以一书在美国成名，他的《在路上》（一九五七）至今被公认为“垮了的一代”的经典之作，因为他的作品代表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代美国作家群中在文字语言方面最有新的大胆尝试。凯鲁亚克一生写了十八部小说游记，也出版过诗集，他的作品细致地叙述了他这一代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生活，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文坛上对他的这一看法，他认为自己继承了（美作家）梅尔维尔的诅咒——一个没有读者的作家的命运。
他于一九二二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城出生，一九六九年因酗酒去世，活了只有短短的四十七年，过了孤寂的一生。虽然他并不缺少喜欢他作品的读者以及迷恋于他的公众，而且他的作品都已出版成书，甚至《在路上》还有人预备摄制电影，但是由于大多数的批评家和大学的英语系教授对他没有足够的反应，他视为终身憾事。
凯鲁亚克的处女作《乡镇和城市》，合乎小说写作的常规。一九五○年出版后在批评界中得到不太热烈的接纳，七年后他的第二部小说《在路上》（有施咸荣的中译本），则一出版便成为批评界热烈讨论的对象。《纽约时报》书评称这部小说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写得美丽动人，是当前这一代人最为清晰、最为重要的意见。若干年前，凯鲁亚克成为自己认为是“垮了的一代”，他真是这一时代的化身。
不过这只是凯鲁亚克孤零零的声音，在此后的十年中，被认为是不可理解并成为诽谤的对象，这也是在美国文学界中很少见的现象。凯鲁亚克成为自己指定的“古怪而又孤独狂猖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消极面世者和精神内向的虔信教徒”等等。他对来访的记者说，他正在“等待上帝来抛头露面。”有的批评家攻击他是没有才干的人、反知识分子、非美国人、是没有心肝的狂暴倡导者。虽然《在路上》曾经被列为畅销书，但他所有其他的著作都销售清淡。
凯鲁亚克的美学观点招来了人们对他的攻击，他自诩写作《在路上》只花了他三个星期，他受了灵感的驱策，欲罢不能。他坚持写散文必须凭一时的冲动，反对修修改改或重写。他这种姿态很容易被人误解，虽然他事实上未改写《在路上》，不过他在创作的过程中换了三、四次写作的形式，却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相信像他崇拜的爵士音乐家和运动员一样，一位作家在写作时必须抓住一切生死攸关的时机放下赌注。根据凯鲁亚克的思想方法，作家是不应重写他的初稿的，每次的写作都是下一次作品的练习。这种理论使特鲁门·卡波蒂说了句隽语：凯鲁亚克的作品不是写的，而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袖珍本凯鲁亚克精萃》和《凯鲁亚克一九四○——一九五六书信选》的编辑者安恩·却尔特斯研究凯鲁亚克和“垮了的一代”已有近三十年的岁月，现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任英语教授，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一本《凯鲁亚克传》，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沿路的风景》摄影集（有关垮了的一代——注），还有两部百科全书式的《垮了的一代：文学的波希米主义和战后美国》和《袖珍本“垮了的一代”文存》。她是研究“垮了的一代”文学的权威。
安恩·却尔特斯选了二百封凯鲁亚克的书信（其中了有九封是他人的来书，包括他母亲的信件），时期从一九四○到一九五六，编成《书信选》，眼前正在编辑作者最后十三年的信件。这些信件大部分过去从未发表过，如与各方编辑的通信、家庭成员与友人，特别是那些“垮了的一代”的主要成员，如尼尔·凯塞蒂、艾伦·金斯伯格、威廉·勃鲁及约翰·克里隆·霍尔姆斯。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凯鲁亚克的书信并未显示他的文笔才华。他把最好的散文都留给自己的创作作品了，把信件的写作视为随时带在身边的手册，记下他探求艺术与性的同一性的空白，譬如他在致金斯伯格的信中，就经常显得不耐烦和敌视金的同性恋。
他和他母亲的通讯特别使人发生兴趣。不计凯鲁亚克的两次终于仳离的婚姻和他坚不承认的与生女间的关系，他同母亲一起生活了生命最后的二十年。在《凯鲁亚克精萃》一书所选的《孤寂的天使们》（一九六五）中，他反对同行中那些“怨恨”母亲而且大讲弗洛伊德性心理的人。他宣称他的母亲是在他整个一生里最重要和最好的人。如果没有他母亲坚信他的文学才华和给他的经济资助，他永不能成为一个作家。他母亲在鞋厂里做工，一直到他的《在路上》使他有了一些较好的收入。他儿时听他母亲所讲的故事充实了他的叙述能力。他在《多鲁的名利》（一九六八）一书中写道：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于他人的所思所述都具有一种温柔的好奇，而这种好奇则接近于母性的抚爱。一种敏锐的天生幼稚行为深植在他们特种天才的内心里。
《袖珍本凯鲁亚克精萃》里节载他主要作品的片段或章节，此外还收入了他的短篇小说（包括他的名作《回家度圣诞》）和若干选载的诗篇，此外还有凯鲁亚克的禅思札记和“垮了的一代”对文学、电影、音乐的美学观，这些都散见于他的《即兴散文的本质》（一九五七）、《鲍普的开始》（一九五九）、《再生：“垮了的一代”的哲学》（一九五九）诸文中。
凯鲁亚克以“今日的鲍斯威尔”自命（鲍斯威尔是美国的文学大师——注），在他的小说里写下了他许多友人的肖像，但他全部的艺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