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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吉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阿古利可拉传一
1
将名人的事迹和品德播传于后世，这是前代流行的风气：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对于当世人物漠不关心，但是，一旦遇到有些人的德业弘伟，使得愚陋和嫉妒的浇风薄俗不能不为之屈服的时候，这种写傅的风气毕竟也还不致完全泯灭，至于那种愚陋和嫉妒的习气，实在是大小国家的通病。在前代，正因为那些值得纪述的事迹，其行事多出乎自然，而且也比较光明磊落，所以才能使一些大手笔流传下许多德音的纪录。那些作家没有偏祖附和或别有用心的动机，他们只求无愧于自己的良心：甚至有些人认为记述自己的生平也算不得是僭妄自大，而是出于自重自敬。茹提里乌＇1＇和斯考茹斯＇2＇都曾写过自傅，但是并没有损害他们的信誉，也没有引起旁人的轻蔑。在最容易产生美德的年代里，美德才最能为人们所尊重，信非虚语。然而，在今天，纵使我要写的这位人物的生平已成过去，我也得要请求世人的宽恕；如果我怀有詈辱攻讦的目的，那反而倒不必请求宽恕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风气之浊如此，对美德之存冷诮如此＇3＇。
＇1＇ 茹提里乌（Rutilius Rufus，p。）：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公元前111年任大法官，105年任执政官，95年任亚细亚总督。因严惩包税人的贪污行为而遭人谄害，于公元前92年被放逐出罗马。他曾用希腊文写过罗马史和自传。
＇2＇ 斯考茹斯（MarcusAeniliusScaurus）（公元前163—88年）：罗马政治家。有演说辞流传于后世，但找不到他写自传的事实。他的儿子与他同名，但也没有写自传的事，而且政绩颇劣。塔西佗所指的应当是前者。
＇3＇ 根据楼布古典丛书哈吞氏英译本（以下均简称哈氏英译本），该句拉丁原文为（quam non
petissem incusaturus， tam saeva et infesta virtutibus tempora”，。。
但比尔努的法文译本（以下简称比氏法译本）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将逗点放在petissem之后而在incusaturus之前，其意又当为“如果我的目的在于詈骂这个如此仇视和伤害美德的时代，那倒不必请求宽恕了”。车迟和布洛居札布二氏的英译本（以下均简称车布二氏英译本）的译法正是这样，也许他们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和比氏法译本相同。但是，哈氏英译本的原文比较可靠；而且从文又上说，哈氏的译法较好，所以我们现在仍根据哈氏英译本。
2
据说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Rusticus Arnlenus）＇4＇就因为称颂特拉萨·拜图斯（Paetils）＇5＇、赫伦尼乌·塞内契阿（Herennius
Thraseera Seneclo）＇6＇就因为称颂赫尔维底乌·普果斯古斯（He1… vediusPriscus）＇7＇而被处死，不仅这两位作者身罹极刑，而且他们所写的书也同时遭祸：我们大手笔的传世之作，竟委诸刑吏之手，而在公所的庭院里付之一炬。毫无疑问，他们设想：人民之声、元老院的自由和人类的良心都会被这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为了使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美德的纪录呈现于人们眼前，所以才连那些专心研究哲学的人们都得被放逐于外，一切自由的文明都得摒弃。的确，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柔顺屈服：如果说我们的先人亲眼见过极度放纵的自由，那么，我们真是处在极度奴役之下。我们的“告密人”已经连我们说话和听话的权利都给剥夺掉了：如果健忘能够像沉默一般的容易，那么，我们会把记忆和语言都同样地抛掉。
＇4＇
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罗马政治家，共和派人。公元66年任保民官。他是拜图斯的弟子，因为给拜图斯作传而于94年被多米先害死，他所写的传记也被焚毁，参看本传第45节。
＇5＇
特拉萨·拜图斯：著名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和斯多噶派哲学家。他因得罪暴君尼罗而于公元66年被处死。他的女儿嫁给普累斯古斯。
＇6＇
赫伦尼乌·塞内契阿：出生于西班牙，在多米先朝任税务使之职，共和派人。他曾接受普累斯古斯寡妻樊尼雅（Fannia）的请求而替普累斯古斯作诔辞，因此被多米先处死。
＇7＇
赫尔稚底房·普累斯古斯：罗马政治家，共和派人。因受其岳父拜图斯的影响而信仰斯多噶派哲学。公元66年，尼罗将拜图斯处死，将普累斯古斯放逐出意大利。公元68年始被加尔巴召回，但后来为魏斯巴兴所杀。
3
到了今天，我们的元气终于又开始恢复了。不过，虽然在这个幸福时代的开端，纳尔瓦（Nerva）就着手把威权和自由这两个长期不能并容的观念结合起来；虽然图拉真（TraJan）现在又在继续不断地增进着时代的幸福；虽然大家现在不仅企望着、呈请着公共安全，而且公共安全也有了实现的保障：然而，由于人类天性怯懦，所以，尽丧元气很容易，而恢复元气的效验却很迟缓。正像人的身体发育缓慢而衰朽迅速一样，使人的精神和热心沮丧，要比使它们复元振作容易得多：何况，无精打彩这种现象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所以，我们虽然起初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