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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却大可商议。众所周知，资本的本质就是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日新月异。鼠标一点，黄金万两。世界金融市场的日趋集成化，在这次从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中看得更清楚。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和眼光的企业家，应该放眼国际金融领域，纯熟运用现代商业会计技巧，合法地谋取最大收益。孙大午创业23年来，既然从国家银行贷不到一分钱，为什么不越过它利用其他的时兴融资渠道呢？比如上市，你孙大午前些年为什么要拒绝呢？对股票和基金，孙大午也嗤之以鼻；对粮食期货，孙大午则可有可无。孙大午和大午集团“造血”的手段，仍沿袭着他的父辈们“报（爆）股”的传统方式；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包括所谓专家在内的我们，对它们的初始面貌和游戏规则恐怕连“盖头”都还没有挑起来，更遑论登堂入室，执子之手了。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又是一个大题目，以我的知识储备，本不容置喙。之所以在这里蜻蜓点水地妄言，醉翁之意不全在酒，主要的是待以“引玉”。
（二）“龙王不下雨，为什么不能就地打井抗旱？”
这句话是孙大午说的，背景是当时我和周密、徐庆全等人正在他的办公室讨论民间借贷问题。中小型私营企业融资难，是个陈旧得快要发霉的老话题了。今天，它仍在朝着霉变的方向继续发展。
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孟加拉人尤努斯，因其长年坚持给印度穷人提供小额贷款，2006年10月获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行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和国家控股银行是不屑与为的。农村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国有大型企业和资本雄厚的外企面前，与自然人中的穷人一样，也是穷人。这两类穷人因生活、生产急需，又从国家银行借不到钱，高利贷和地下钱庄一类解放后消失了几十年的地下金融品种和经济组织才因利乘便，应运而生。一般经济学中的供需均衡律再显神通。改革开放30年来，高利贷和黑钱庄屡禁不止，剿而不绝，而且越是在经济繁荣的地方，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这个反常的社会现象很值得金融、法律和社会学的专家研究。难道是那里的企业家和普通百姓太愿意受剥削了，还是相关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表现在金融上，就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是资金的成本构成之一，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调节供需关系大致接近平衡。无论是国家、企业或个人，他们的任何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高低都是和潜在的风险成正比的。用风险大所以收益高这个基本生活常识衡量，所谓高利贷，也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了。高利贷的“高”上限在哪里？地下钱庄的“黑”或“白”又以利息的多少来划线呢？本文第二节中援引的“4倍”规定，实在不应该成为削足适履的“刀”。中共中央从1982年到1987年，连发的6个“一号文件”里，还有那个“非公经济36条”中，都说要“在农村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地下钱庄是私人所有制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在目前的金融市场上，应该给它一个摊位。前几年，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几种金融类型的十几个金融机构，已被我国政府批准进人，现在又陆续开展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金融业务了。反观对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的地下钱庄，却是一股非赶尽杀绝不可的劲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洋人洋办法，土著则“露头就打”。我看不如换一种思维，采用大禹治水的办法去疏导，让地下钱庄钻出地面，露出头后不但不打，还要浇水、培土，予以扶植和规范，“施肥”则不必了。规范大致是：“4倍”这个上限可以稍稍提高一点；再用向央行提交准备金的数额划几个台阶，限制它的省、县、乡、村的存贷范围；而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的发放业务则不必予以限制；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必作为发起人或出资人硬掺合进去；准入门槛不要太高，最低一级经营范围的二三十万即可，等等。这些粗略构想，仅仅是我这个门外汉写此文时意到笔至的肤浅臆见。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民间钱庄不要干涉太多，你在改善目前的服务质量，替亿万储户理好财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你的主业。
（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同志一言九鼎，马上使一部分人的钱袋立竿见影地沉重起来。但在先富起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个问题上，以及先富起来的人如何带动全民富裕的问题上，在改革开放前期，认识不能说是清晰的。胡锦涛说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应是明确的阐释。不管先富后富、少富都富，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终于又有富人了，于是，为富人奔走的服务业也攀援其上，日见蓬勃。北京有一个地产商坦言，我就是专为富人盖房子的。孙大午凭着他的聪明、能吃苦和敢于冒险，如今也算富人了。但他的家庭出身土改时是被工作队划为贫农的，同时还无偿白得了地主的25亩耕地和一口袋麦子。孙大午的母亲刘凤兰，今年91岁了，耳不聋眼有点花，老人家的长寿、健康，得益于大半辈子任劳任怨，积德行善。60年前的赤贫人家突然天上掉馅饼，喜不自禁后又慌恐茫然，感到有些腰不直理不壮，这位不知《资本论》为何物的农村妇女，在喜获嗟来之食的当天夜里，就让自己的丈夫，今年也快90岁的孙凯背着那口袋小麦偷偷地还给了那家地主。孙大午成人后曾就此事问过他妈，明理的老太太说：“咱们家穷是因为你爷爷好吃又耍钱闹的，人家富是自己过的。”2002年10月里，爱琢磨事的孙大午把周围村庄里还活着的老地主、老富农和一些老贫农、老长工请到他的大午庄园，让这些耄耋老人说说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
坊间有一本《毛泽东自传》，说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毛家的长工们都有咸鱼片和鸡蛋吃，而毛和他的几个弟弟只能干看着，馋得直流口水。“仓廪实而知礼仪”。此书若真，看来少年毛泽东的家仓廪还不太实，小主人们长年难得荤腥，成人后礼和仪也就不大晓得了。而现在仓廪实的孙大午却对若干为富人制定的“礼仪”大不敬，维护“礼仪”的专政制度当然也就不见容于他这个反叛者了。这是5年前“孙大午案”的死结。
五、结语
2003年的“孙大午案”，一度曾使得风风火火、热气腾腾的大午集团当年亏损580万元。大午集团从1985年到2003年，年年盈利，2002年的利润是980万元。好在孙大午没有被这场无妄之灾打垮，2003年11月1日他出狱后至今，精神状态不减。他把自己、家人和大午集团干部、职工蒙受的耻辱强咽下去，用这5年的实绩，延续着企业的辉煌。近2000名职工的队伍不散，3000名师生的学校不垮，死心塌地地跟着孙大午“蒙着被子跳井”，支撑他们的就是对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信任。孙大午被关在徐水县看守所里的时候，徐水县抽调了40多人组成工作组，带着一支500人的防暴队，进驻、接管大午集团各公司，号召农民配合工作组揭发、检举孙大午的违法行径。大午集团的财务部门首当其冲被查封，保险柜里的300万元现金和图章、账本被抄走。可是农民却不吃这一套，仍然源源不断地把玉米送到饲料公司的场院上。工作组成天用大喇叭向村民播讲宽严政策，宣扬孙大午“非法集资”的罪行，并威胁说：你们如果还坚持说是自愿把钱借给孙大午的，那这钱就不还了！还刑事拘留了张庆余等三位竟敢为孙大午说话的大午集团员工。就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冯庄村民王瑞英对前来采访的《人民政协报》记者说：“我借给了大午公司20万，人家打了借条还犯法吗？等大午出来，我有钱还借给他，这回还不打借条了，口头协议，还犯法吗？”
借贷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我曾听郭宝昌讲过他家先人曾一度卖房子卖地，甚至砸锅卖铁来应对误信谣言的挤兑风潮，后来他把这段家族史写进了他的《大宅门》。
大午集团现有土地3000亩，大部分是用“租借”的方式从农民手里流转而来。大午集团食品公司经理刘宝坤，他家有15亩责任田，位于大午中学北边。他把地租给大午集团，地租是每年按亩产600斤小麦和700斤玉米计，年底照时价付。刘宝坤在公司上班挣工资和奖金，他的15亩地不用再流一滴汗，也不怕旱涝虫灾，每年坐收租子就是了。孙大午用这样的办法，和众多“小地主”们互惠互利、相安无事10多年了。孙大午说，只要现在的国家土地政策不变，我与村民的租地协议也不动。依我陋见，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些毛病和说道的，今后如有可能，我再另文讲它。
“孙大午案”，先以“非法集资”立案，后也以此结案。任何新生事物，在它刚露头的时候，大都会与时人的惯常认知和现行制度相冲突。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组成以后的28年里，因其宗旨不与世合，不也是被国民党定为非法，并以武力围剿的吗？30年前安徽小岗村“十八勇士”冒死按手印的壮举，对抗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整个国家机器。制度经济学中有“交易先于制度”一说，法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任何法律永远落后于社会实践”。5年前徐水县当局秉承上意对“孙大午案”的宣判，如果没有案件以外说不出口、上不得台面的诱因，现在改判，正当其时，借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就坡下驴，体面又风光。
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多次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反省、道歉并给予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经济赔偿；勃兰特代表德国政府，在波兰向二战时受迫害的犹太人“高贵的一跪”；美国政府也对二战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籍日人公开道歉；罗马教廷对600年前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予以纠正；英国圣公会今年8月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的时候，公开承认当初的驳斥错了。这些公开悔过者，与“从不下罪己诏”的人比较起来，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孰荣孰耻，泾渭分明。希望“孙大午案”早日有个公正的了断；奢望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大冤案不要继续“淡化”下去了。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李海文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是奉康生、曹轶欧之令。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另外他有心脏病，门头沟是山区，生活艰苦，没有条件照顾病号。（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他心生怨气。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揭发、批判校、系领导，张恩慈是积极分子。哲学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贯彻23条，彭真、邓小平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撤换了工作队队长，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会议才结束，许多坚定的左派被派到农村四清。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