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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1964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赏识，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吴传启是造反派的头头，十分活跃。
康生与张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批评彭真。同时为5月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会议原则通过《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这个草稿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然清楚。5月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虽然会议是刘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时，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辑57页）。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这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毛泽东的批示可能康生当天就从电话中知道了，但是文件要由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为当时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火车要走一天一夜。文件到了北京，由中办印厂印刷，再发到与会者手上最快也是13日了。北大社教是邓小平出面批评了左派，保了校长陆平。虽然毛泽东对张恩慈的报告有批示，康生还要看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才敢动作。此时，康生只能伺机而动，在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下面成立调查小组。调查组的任务灵活，可大可小，不引人注意，名正言顺，可进可退。因为事关机密，组长就是曹轶欧。还是家人最可靠，真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张恩慈是调查组成员之一，负责跑外勤，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个小组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台起了重要作用。
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大字报
11日，政治局第一次大会之后，中央让谢富治通知彭真不要再出席会议。13日或14日，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大会，在北大四清问题上邓小平只能按毛泽东的批示办，不能再坚持原有的看法。康生有了尚方宝剑，开始行动。调查组的任务，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得很清楚：“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
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曹轶欧由幕后走到前台。康生很谨慎，一直到17日，《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才由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北京大学纪事》第642页）
曹轶欧带张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一，他的报告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重用他别人无话可说；二，张恩慈多年在北大工作，和北大左派人头熟，关系多。他一回到学校，哲学系的人纷纷找他，一时他成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中心”。哲学系左派很想从他那里听到中央动向，政治局会议情况，当时，《五一六通知》还没有通过，张恩慈不可能预卜先知，向他们介绍“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按常理推测，介绍内容主要是他的报告、毛泽东的批示及在政治局会议上印发的情况。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得到映证：杨克明表示打算写一份关于北大社教的申诉材料。在研究大字报内容时，聂元梓提议以写北大社教为主。
估计张恩慈还要左派注意5月8日《解放军报》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告诉左派“高炬”文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何明是关锋的笔名。这两篇文章已有不少五一六通知的信息。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我们在农村四清都知道了，当时传为“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就够振奋人心的了。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年青人思想解放，他们不仅想写文章，还要贴大字报。
5月16日之后，张恩慈与他们的谈话内容才会涉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五一六通知》规定传达到县团级。在此之前，康生、曹轶欧不会泄露机密，因为泄密，轻者遭到训斥，重者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张恩慈在曹轶欧授意下，告诉宋一秀、高云鹏：要串连左派。可以写大字报。告诉杨克明，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串连左派”可以理解为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搞派别活动，如果毛泽东没有批准大字报，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些话都是要杀头的。别说张恩慈，就是康生也不敢大胆妄为。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后，引起师生激烈地辩论，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北大有众多外国留学生，这些情况很快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康生见事情闹大了，十分恐慌，和陈伯达一起匡骗李雪峰到北大讲话。（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安抚、平息事态，以免进一步恶化，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从张恩慈手中要来大字报底稿，火速送到杭州。6月1日中午，毛泽东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在电台广播，康生才松了一口气，感到解放了。为什么康生会如此紧张？
因为早在1954年2月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时，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党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中央做出几项规定，明确指出：“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巾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此后，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漱石被监禁。
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落得如此下场，康生会怎样呢？后来，康生连升三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但是，他死后也没有逃过惩罚。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开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追根溯源，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康生的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悼词，并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康生已去世四五年，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岗死后，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宣布厚葬。至今高岗安睡在万安公墓。相比之下，康生死后仍不得安宁。
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高云鹏问：“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他没有做正面回答有两个原因：其一康生、曹轶欧布置是写文章。其二，1957年夏，因为贴大字报，串连，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有的瘐死狱中。但是，张恩慈也没有断然反对，左派受到鼓舞。这种话说到三分就可以了。双方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张恩慈在哲学系做工作的同时，曹轶欧在校、系领导中活动，她首先动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陈守一是5级干部，资格老，影响大。陈守一认为这是1957年右派的作法，断然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才转而支持聂元梓。这与哲学系左派的思想基础有关，也与张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说：你所举纪律严明的例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革爆发后，情况大变，无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吸收了不少群众代表参加，8月7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上印发。会议12日结束，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公开了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华出现贴刘少奇大字报。红卫兵出学校冲到社会，全国开始大串连。直到21日深夜（或叫22日凌晨）有人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观者如潮。当时北大是一个中心，串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到北大，叫人覆盖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
私自公布《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议结束后的八九天才敢这样做，还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不敢留下姓名。说不定这是中央文革演的双簧戏。
另外，1969年召开九大，有不少造反派当选为九大代表。代表们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才开会。当时规定不准写信、打电话，不准外出，在宾馆里不准拉开窗帘。代表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会议从4月1日开幕到24日结束，曾开过3次全体大会，数千人出动，两辆车一批，分批进入人大会堂的西门。到处打听消息的外国记者硬是没有发觉。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很满意。
文革后，什么会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打倒各级领导，各级机构瘫痪。1967年一月夺权后，为解决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问题，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各派头头、老干部代表来北京开会。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纪律，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自己一派群众，会内外响应，制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5月，张恩慈向哲学系左派“透露”时，那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张恩慈如不是奉令，绝不敢如此行事。聂元梓的回忆录是佐证
年青学者印红标的文章写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这是大字报署名者6个人一致的说法，但是一面之词，我们应听听聂元梓是怎样说的。2005年聂元梓出了一本回忆录，第116117页，写道：“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杨克明说，那就找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于是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贴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在西颐宾馆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在座的有张恩慈。我们汇报后，“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样不行呢？”“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就放心了。”
聂元梓回忆，曹轶欧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