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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皮尔特怎么知道萧副部长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军。1982年我回国休假时，他送了萧副部长一件纪念品，并向萧副部长索取《南昌起义》一书，萧副部长送了他一本，也送了我一本，并在两本书上签名留念。
胡少校通过亲身体会，对萧副部长和代表团更是推崇备至。
胡少校过去曾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知道我军官兵平等、友爱、团结、民主精神好，但这些都是书上说的，印象不深。这次随代表团行动，通过观察体验和接触，深深感到我军高级领导的风度仪表，言行举止实在伟大，他对萧副部长印象最深的是对人热情友好，没有一点架子，在整个参观访问过程中，对待他就像对待皮尔特将军一样尊重。他说“这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通过萧副部长的言行和影响，皮尔特将军和胡少校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直到今天，我和皮尔特将军每年还通过贺年卡互相祝贺节日。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文武兼备的革命老前辈驾鹤西去，实在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兼论我们怎样对待外国经验·资中筠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在当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只见充斥于主流媒体和各种读物的文章，对美国的危机的严重性分析得很充分，与美国人一起为美国担忧，但谈到我们自己，则忧心忡忡者少，基调乐观者多。也许经济形势本来就建立在公众的信心的基础上，一旦信心崩溃，就不可收拾，所以在宣传上保持信心很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美国之忧衬托我们的“优”（越），从中得到安慰，则离现实太远。
在流行的种种论调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股反对市场经济，主张回到国有化的思潮，其说辞之一是：美国不得不实行“国有化”了，也在搞“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概念混淆，是把政府救市等同于“国有化”，又把“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美国，乃至自由市场经济的误读。美国立国的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是遵循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是不会变的。但是至少自20世纪初开始，经过深刻的从观念到法规的改革，必要的政府干预早已被承认为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承认其有助于保护公平的自由竞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纯粹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经济基本上不存在。硬要把自由市场经济说成是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的放任自流经济，不是故意歪曲也是误解。方今之世，不存在完全没有政府监管的经济，特别是健全的市场是建立在完备的法治基础上的，而立法司法以及有关政策法令，都是政府的职责。至于干预的力度、手段和时机是否恰当，是促进还是促退经济发展，其中的经验和理论十分丰富，值得认真研究探讨。
就美国而言，政府除了有多种法规监控企业外，在非常时期收购一部分企业也非自今日始。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曾多次注资或收购煤矿、铁路、钢铁厂，乃至控股某些银行。不过一段时间后又返回私人手中。前不久，《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曾列举历史上诸多事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接管了铁路，以确保战争物资、军火及军队的运输畅通，1920年又归还私人。二战期间，政府又接管了包括铁路、煤矿以及包括蒙哥马利百货连锁店等在内的几十家公司。
上世纪30年代，亦即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成立“金融复兴公司”，不仅给负债累累的银行贷款，而且注资照买了6千家银行的股份，高达13亿美元（略相当于现在的2000亿）。等经济好转以后，政府又将股份陆续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据说政府基本上不赔不赚。
1952年，为配合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接管了88家钢铁厂，其理由是这些厂家资方的顽固态度可能触发大规模罢工，从而影响对韩战的供应。不过，不久，最高法院即判其违宪，滥用总统权力，此举未能持续下去。
1984年，伊利诺依大陆银行因石油贷款坏账濒于破产，里根政府收购了该行80％的股票，因为这家银行太大，担心其破产会引发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为此，政府损失了10亿美元。后来这家银行并入美洲银行。
根据以上事例，美国百年来有过多次大规模政府“救市”之举。即使最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里根政府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政府干预的程度视需要而定，当前这一次可能规模特别大，但是这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国有”，更谈不上“化”，一俟危机过去，就会恢复私有。正如有的美国经济学家说：抛弃意识形态成见这样做，“目的是让资本主义的引擎充分发挥其生产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沉默的伙伴，有条件时就尽早抽身”，而不是颠覆资本主义，更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还必须看到，无论是当年还是眼前，美国政府出资救市的每一笔钱，每一项法规，都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国会反复论证，几经否决、修正而后通过。并且受到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的监控。其实施的整个过程也在媒体监督之下。其中当然有利益集团的博弈，但难有暗箱操作。
至于我们自己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走什么道路，有赖于我们自己面对现实，对症下药。这里涉及如何对待外国经验问题。这个问题远自鸦片战争之后，近从改革开放算起，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伴随始终。“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夫子之教，言简意赅。但是在现实中，我所见到的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外来经验，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强调国情特殊，拒斥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和与此相配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一方面，又目光离不开美国，处处攀比，学校则“中国的哈佛”、富豪则“中国的洛克菲勒”、甚至丑闻都称〃XX门”；特别是有关负面的事物，常见的说法是“连美国亦如此”，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或者减轻了严重性。例如腐败，例如两极分化，既然美国也有，彼此彼此，倒说明是普世性的了，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又如我国自我定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国有”被认为等同于社会主义，那么掌握国家命脉的国营垄断企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另一方面，某些CEO的年薪却早已在绝对数字上赶上资本主义的美国，并以“国际标准”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却无视我国职工平均收入比美国低得多，而且全民社保远远不逮的基本国情。在标榜“与国际接轨”时只攀比一头，另一头则强调“国情”。殊不知，美国私企高管的超高收入早已作为一种社会病灶为众所诟病，特别是破产企业高管正在受到公众谴责、国会问责。事实上，美国在1960年代，大企业高管的收入只有普通工人（按小时计工资）的25倍，到世纪之交猛增至400多倍，以后又急剧上升。其原因正是由于其收入中股份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他们也越来越致力于上下其手抬高股价，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实体业绩，以至于一些知名大企业出售股票的收入大于出售其产品的收入。股市日益与企业效益脱节，与此同时普通职工的收入不升反降。这就是股市泡沫的由来，也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我国掌握“公有”资产大权者把“轨”接到了这一“国际”上，焉能不使国民受其害？诸如此类，弃精华而取糟粕，成为通病。
现在美国的确出了大问题，害了重病。全世界都在为它把脉。同时也应看到，美国底子比较厚，实体经济仍然有一定实力，而且还有百年来行之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这一机制是植根于制度文化中的、综合性的。至于在这次危机中它是否需要更新，将如何起作用，美国何时方能走出困境，世人将拭目以待。窃以为，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危险性远比不上1929年的大萧条。那一次正因其“史无前例”，全民没有准备，确实恐慌，相当一部分人丧失对制度的根本信心。自那时以来，实际上已历经多次波折。就失业率而言，里根时期曾达到过两位数，现在还没有达到。当然，那一次情况不同，是信奉供应学派的决策者鉴于自小罗斯福以来多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积弊，以“壮士断臂”的决心主动采取反向措施所致。美国政治的特色是钟摆左右摇摆，在摇摆中进行调节。现在放任过度，监管不力，又需要摆向另一头了。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一个基本的区别是现在已经有了保底的社会保障，尽管还不完善；同时政府干预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反响较大是因为当年的大萧条只涉及欧洲，而如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其影响。我国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已相当紧密，受其牵连自不可避免。但是从根本上讲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本身的机制问题，改革走到这一步，需要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跨出新的一步。即便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积累的问题也必须解决。在这里倒是需要认真考虑一下“中国特色”——自己的病根何在。
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核心目标是公平，各种所有制和经营管理机制只是手段。名义上的“公有”不一定能达到“公平”。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们需要采取的正好是与美国当前相反的措施：为民营经济松绑，鼓励和支持个人创业和创新，同时减少号称“公有”制的国营垄断企业的特权，加大对其监管的力度，将之置于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受到同样的法律约束与公众监督，权力退出市场，等等。要做到这些，需要的是全面配套的改革，而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如果见到美国目前的政府举动，就说：你看，美国也不得不国有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还是我们原来的老法子好，飘飘然陶醉于“中国拯救美国，乃至世界”之幻觉中，沿着这一思路而行必将导向饮鸩止渴，把改革拉向倒退，那是误国殃民之下策，万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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