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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之间的大部分知识学作品都有所涉猎，勾勒出一个基本的发展线索，的确费了一番心血。虽然“知识学”在三部论著中所占的篇幅和分量都略显不足，似乎与庞大的“体系研究”不相称，不过作者的有关论述和观察为读者重新认识费希特打开了新的视野。
国内过去的研究者虽然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研究较多，但常常忽略了其中一些细密之处，比如知识学不可言传的直观方法。《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的“绝对自我”的设定活动，是通过“反思”和“抽象”这种现象学还原而相遇的“本原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直观活动，而在《知识学／1804》中，就是那道“最明白又最隐蔽的”（das Allerklarste und zugleich das Allerverborgenste）的“真理之光”。这种细密之处被忽略，很难说对早期费希特思想的理解是成功的。没有现象学还原和理智直观方法，知识学的基础就剩下三条干巴巴的“自我设定”原理了，而全部知识学也就变成一种空洞的概念推理系统。知识学真要变成这样的话，那真是应验了康德那句“名言”：概念无直观是空的。正是因为没有理解《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细密之处，连康德这位哲学老人也指责知识学是不可靠的逻辑，更不用说谢林、黑格尔这些学生要误解费希特的自我学了。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同时代思想家的理解力不尽人意，费希特自己也要承担责任，因为他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完成知识学的“表达”，只留下大量手稿、讲演笔记，等到完成了又将它束之高阁，秘而不宣。实际上，《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发表前后，《对基本哲学的独自沉思》《知识学新方法》与《知识学／1804》基本是用现象学还原和直观方法来完成“表达”（Darstellung）的。可以说，没有这类手稿、笔记的参照，就无法理解耶拿知识学的细密之处，无法理解费希特思想演变过程中的“表达”之痛苦，也无法理解耶拿后期人间性问题或主体间性（Interpersonalitaet／Intersubjektivitaet）问题凸显的基本背景。没有这种“视野”的知识学研究是可信的吗？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过去的研究有很大局限性的原因。梁先生对苏黎士时期和耶拿早期的知识学研究，通过前后材料的相互印证，注意到了费希特的直观方法的在知识学表达中的作用，并试图与公理推演方法结合起来理解知识学体系的开端，这种尝试是很有新意的，可以说，是对过去那种僵化的解释模式的一种突破。不过，作者似乎对直观方法的基础地位还重视得不够。作者不但很少提到《对基本哲学的独自沉思》这部手稿，而且论及耶拿后期的《知识学新方法》时，篇幅放得实在太少，无法将直观方法的重要意义传达出来，也忽略了这一方法与“主体间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是费希特前后期思想演变的核心问题。费希特在耶拿后期为了摆脱“唯我论”的误读，就必须面对他人和上帝（绝对）在知识学中的地位问题，后者则更重要，没有上帝或绝对，他人是无法面对的。然而，绝对是一种原创活动，只能直观，不能用概念把握。“花红树绿”我可以传达，但是绝对直观我怎么传达给你呢？知识学究竟要传达什么？传达又如何可能呢？在这里，“绝对”表达性问题，直接关涉他我关系的建构问题。这两者在费希特思想转向过程中的作用孰重孰轻问题，实际上也是本文一开始提及的那场答辩会激烈争论的焦点。
按照作者勾勒的知识学演变线索，柏林时期知识学被描述为一个以“绝对”或上帝为最高原理的思想体系，从而明显区别于以“自我”为最高原理的耶拿知识学体系。这一叙事逻辑突出了《知识学／1804》作为“完成形态”知识学的重要地位，突出了晚期知识学（如《神学、伦理学和法学原理》《极乐生活指南》《知识学纲要》）演变中的神学性质，从而给读者一个强烈的印象：哦，费希特，原来你的知识学有这样一副神学面孔！因此，作者对柏林时期知识学概况的介绍，虽然有的地方失之简略，但也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去修正对费希特的认知。
不过，梁先生似乎有意缩小“知识学”的讨论篇幅，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明白知识学的地位和分量，而是“志不在此”，正如他书中交代的那样。三大论著，宏篇巨制，主要介绍和讨论了费希特的各大部门哲学，特别是政治哲学、法与国家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其次是宗教哲学和经济哲学。这些介绍和讨论思路都显得活跃而清晰，许多内容绘声绘色，可读性很强，而且每部论著的“前因后果”都讲得清清楚楚。这些著作大多是费希特生前已经发表的，并且也收入了中文版的《费希特著作选集》，现在配有这样详细的“导读”，对有兴趣的读者来说实在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在这里，明白流畅的文风和古典的“述评”的方式就显出了长处。当然，梁先生的社会政治关怀和丰富知识，在写作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他这里与在费希特那里一样，人的使命、学术使命和政治关怀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使他的《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写得更有生气。该书不禁让我怀念和欣赏起他洗练的古典文风，它将一种明晰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和盘托出”，让一个“大革命”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相对说来，《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中的思想叙事要显得平面、晦涩一些，这也许与费希特这一时期的法哲学和伦理学的表达比较刻板和抽象有关。然而，《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对《锁闭的商业国》《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学者的使命》《极乐生活指南》《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以及1812年的《法学》和1813年的《国家学说》的解说，都非常通俗而洗练，使一个富有宗教思想激情和广泛社会关怀的晚年费希特跃然纸上。
这些“导读”或“解说”并非没有作者自己的解释思路，而流于一般的“人云亦云”。作者把青年费希特如何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出发，评判天启宗教、评判法国大革命、论证思想自由和理解学者的使命的思路，都清理、刻画和论述得很明白、充分；与此同时，作者也时刻注意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费希特的政治和法权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且将费希特在耶拿和柏林两个时期的有关法与国家哲学的变化，概括为社会契约论到社会有机论的变化，是很有说服力的，它帮助我们去理解费希特为什么会从“民主政治”（Demokratie）走向“神权政治”（Theokratie）。不过，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演变的，要从“先验哲学”的学理上梳理明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面的问题很多，比如说，这种变化是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极乐生活指南》中出现的还是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开始出现的，抑或更早？拿破仑入侵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又比如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割也不可转让的思想实际上仍然影响着费希特的晚期主权理论，不过它被神圣化了。应该说，费希特这一政治思想取向，离开康德已经很遥远了，而就国家是地上的圣物这层意思而言，部分地接近了黑格尔，因而自然不会像康德的宪政主义那样，容易受到英美思想界的欢迎，相反，它是对英美自由主义的合法性的深刻质疑，而不仅仅是当时对未来德国的一种现实制度设计。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清理和分析，尤其需要对1813年的《国家学说》做进一步的研究。
看来，在费希特那里，第二哲学（部门哲学）问题和第一哲学（知识学）问题一样，充满先验魅力，但也十分艰深，不容易把握，甚至有些让人“畏惧”。他的第一哲学更像块难啃的“骨头”，食之无“肉”，弃之可惜，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勇气去尝试。费希特长于思辨、分析，而缺乏历史纵横。他虽然随康德而人哲学，但引为知己的却是约翰和柏拉图，然而就是这一个半个“同道”，他也少有提及，所以解读他的晚期思想常常缺乏许多必要的历史路标，容易迷失于他没完没了的冗长思辨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激情和耐心，就不要接近费希特了。而现在，梁先生在完成了费希特著作的繁重编译工作的同时，差不多又完成了这样庞大的“体系研究”，则需要多大的激情和耐心！而这一切，似乎都来自他的一种“使命”，一种与劳特先生同样的学术承担：重塑费希特思想的独立形象。现在，如果读者也有同样的激情和耐心，去读一读梁先生的三本论著，那么我想，这个“使命”，也就完成得很好了。
我们从何而来？
■ 王纪潮
在牛津大学人种遗传学中心领导一个研究小组的教授斯宾塞·韦尔斯 （Spencer WeHs，1969～）1997年还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每天都要开车往来于旧金山和斯坦福之间。有一天他从学校开车回家差点出了车祸，原来他听着新闻一时分神，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的汽车。其实在开车的人中间一边开车一边听新闻是十分平常的，但是这条新闻对他来说却意义重大，新闻讲的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史旺特·帕博（Svante P？？bo）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了对尼安德特人（Neandertal）的DNA排列测序，证明尼人不是现代人的祖先！他于是干脆把车子停下，听完了这条新闻。这是斯宾塞·韦尔斯在他的新书《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中讲的故事。该书原名是《人类之旅：遗传的》（The Journey of Man：A Genetic Odyssey）200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遗传学家，韦尔斯对人类起源于非洲和用基因方法检测人类远古化石的问题并不陌生，为什么这条新闻还是让他震惊？原来在分子生物学诞生之后，基因携带遗传密码和自我复制的功能为追寻人类的最初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方法。此项工作最先是由美国艾莫利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道格拉斯·华莱士 （Douglas Wallace）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分别领导的实验室进行的。在1987年1月的《自然》杂志上，威尔逊小组发表的报告指出，他们通过人类线粒体基因（mitochondrial DNA，简写是mtDNA）的研究发现，现代人的基因可以追溯到15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智人的古老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大约在15～14万年前首先发生在非洲，今天所有的人都是那个群体的后代。”华莱士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这个报告一发表就在公众中引起了兴趣，而在人类学家中却引起了恐慌。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主流的人类学家都逐渐主张人类起源多元论，影响较大的有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Coon），他在《种族起源》（The Origins of Race）和《人类现存的种族》（Living Races of Man）中认为人类的5个人种：澳大利亚土著、开普人、高加索人、刚果人和蒙古人由不同的原始人在不同时期进化而来。欧洲人的优良是他们优良基因进化的结果。我想国内的大多数学者不会因为这个结论后一部分有种族论的色彩而不同意它，至少冲着“多元”话语在今天的正面价值使我们也不愿意去怀疑它。美国主流派学者差不多也是如此。这个结论公布之后，主张人类多区进化最有力的人类学家、密西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d Wolpff）1990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上就告诉听众，古人类化石在解剖学上的连续性是清楚的，例如亚洲75万年的化石上就可以看见颧骨构造、铲形门齿，它在25万年前的北京人化石和现代中国人身上也可以见到。但是也有科学家不那么保守，像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知道新的研究手段的出现使传统研究古人类的学者无法固守原有的阵地，他就认为线粒体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对尼人和现代人在三万五千年以前共同存在了一千多年，现代人凭什么有一点点优势就消灭了尼人他还是有点疑问。他说：“我的感觉是多地区进化假说很可能是不正确的。我猜想现代智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进化事件兴起于非洲的某地，但是我也猜想当这第一批现代人的人的后裔扩展到欧亚大陆时，会与那里的人群混合。可是为什么按目前所解释的遗传证据没有反映这种情况？”（《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72～76页）帕博的发现就把利基等人最后的一点怀疑去掉了，尼人的确与现代人没有一点关系！
一、我们从何而来？
现代科学产生之后，一直就有所谓的三大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