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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俩跳完，我与陌生少年也下了舞池。
傅于琛的目光留在我的身上，我继而与每位独身的男宾共舞，国际封面女郎，不愁没有舞伴。
他一个下午都站在新娘身畔，五点半便开始送客，音乐停止，曲终人散。
马佩霞过来微笑道：“没想到你玩得那么高兴。”“我喜欢舞会，那时与袁祖康天天去派对，若问我这几年在纽约学会什么，可以坦白地同你说：去舞会。”“我们走吧，”在门口与傅于琛握手，我祝他们百子千孙，白头偕老。
新娘子这时忽然开口：“我知道你是谁，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你的照片，”她转头过去，“于琛，你怎么不告诉我今天请了周承钰？”没待她回答，马佩霞已经把我拉出去。
“今天你抢尽镜头。”“我不是故意的。”“你有意无意，我自信还看得出来。”“看你，白白把丈夫双手奉送给人。”“我从来没想过要嫁他。”马佩霞否认，“我很替他们高兴。”“那位小姐对他一无所知。”“那位太太。”马佩霞更正我。
我又失败了。
在门口，有车子向我们响号。
马佩霞喃喃地说：“狂蜂浪蝶。”我停下脚步，“我们就在这里分手。”“你要乘那个人的车子？”我微笑。
她无奈，“记住，你还有五公斤要减。”我不久便减掉那五公斤，并且希望再度恋爱。
前者比较容易做得到。
我正约会那个在华道夫酒店电梯口扶起我的男生，他叫姚永钦，上海人，家里做面粉业，学日本人做即食面，发了财。
为什么他们都有钱？像一位电影女明星说的，不是有闲阶级，哪会想到来追我们这样的女子，也不过是打开画报，看看照片，读读新闻算了。
是我们身份的悲剧，召这样的人围上来，没有选择。
姚家固是上海人，生活品味较为老练，十分倾倒于我在海外的名气，时常骄之同侪。
如果有人说不认得，便讥笑那人说“当然，令郎的女友是电视明星”之类。
这时日本人做的化妆品预备打入西方市场，到处挖角，什么都要最有名气：摄影师化妆师及模特儿。一纸合同环游到西半球，再到东方，终于落在我手上。
因为出的价钱实在很好，我又想工作，便立刻起程，姚永钦一定要一起去，我同他说，一张照片也许要拍一千张底片，二十个小时，而且人家规矩也许要清场，不准旁观。
他还想跟去。
在这之前，姚家曾要我替即食面做招牌，我认为无所谓，却被合同广告公司剧烈反对，他们认为我的面孔比较适合鱼子酱。
姚家同广告公司闹得十分不愉快，还把我夹在当中，该公司便传出周承钰利用男朋友在本市出风头的新闻，十分无聊。
许多原因使我坚拒姚永钦跟着我去东京。
压力之下，他向我求婚。
我笑，他这么做唯一的原因，可能只是习惯了旁人对我俩一起出现时的注目礼，没有其他原因。
“回来答复你吧。”我说。
这次工作经验十分愉快。
胖过之后再瘦，皮肤有点松，幸亏摄影师手法高超，能够起死回生，不过心中也暗暗知道，若不好好保养，这份事业，也到此为止了。
这么快便这么老，可是为什么我有种感觉我还未真正开始？
以前替我拍照，他们说，只要有一只勃朗尼与一卷底片就可以，是天下第一优差。
现在不行了，现在要选择角度，现在拍出来的照片要挑选。
可观性还是很强，但我现在不会坐在夜总会里随意让别人摄柏柏拉西。
日本人还是很满意。
看到一本杂志封面，问：“这是谁？”“她叫小夜子。”美丽而做作的名字，我也可以叫自己中国玉，使外国人容易记住，又富地方色彩，但没有那样做，太太太太似江湖卖艺了，不过吃亏也在不肯妥协。
做这类型的工作，是不允许人有一点点保留的，略有自尊，便放不尽，去不远，被人批为自傲，不能广结人缘。
我长长叹息。
有没有后悔不听傅于琛的话，在大学中呆上十年？
没有。
这倒没有，我要的，不是文凭可以给我的。
本来化妆品公司只打算用我做一月份的日历，拍得兴起，从头开会，十二张都给我一个人。
彼时化妆品颜色强调深红与粉红，豆沙色尚未上场，需要极白皮肤的模特儿。
我爱不释手，第一管唇膏，就是这个颜色。一向喜欢化妆品，皆因其色泽艳丽，女人没有颜色，还怎么做女人？
留在东京的时间比预料中长得多，回到酒店，也并不听电话，心里盘算，待我回家，姚永钦可能已经找到新密友。
他不住地送花与电报，声明如果第七天再没有回音，人也跟着来。
我一笑置之。
闲时与工作人员逛遍大街小巷，度过前所未有的愉快假期，不是不喜欢日本，但不会对它颠倒，这块地方的人民动不动对别人的文化疯狂，大大打折扣，这样没有自信，如何征服人心。
生活能够这样正常，也出乎意料。
他们问我会不会留下来工作一年，不不不，我已见过纽约，袁祖康说的，一个人，要不往上走，要不停步不走，但不能往回走。
客串是可行的，但是真正加入他们的行列，那不行，始终我是标格利屋的人，否则不会得到这么大的尊敬。
第十天姚永钦赶到。
正逢我购买礼物回来，看到他孩子气而英俊的脸，倒是比意料中欢喜。
他说他思念我，过去十天内并无约会其他女子，说得像是什么特别的恩典，对他来讲，真是不容易。
“工作还没有结束？”他问。
“明天最后一天。”“让我们结婚吧，我来接你回去。”“告诉我一个应结婚的理由。”“世上男人长得比你高的实在不多，起码你在日本不会找得到。”姚永钦就是那样的人，他是那种以为浪漫便是一顿好的烛光晚餐，然后开了音乐跳慢舞的人。
母亲比我幸运，她还嫁得到卡斯蒂尼尼，我们这一代，不但找不到负责的男人，连懂得生活的男人也绝无仅有。
有时候真想念袁祖康，他才会享受呢。
他要是知道我在往回走，不知道会怎么想。
我确在这么做。
屋子里的家私用具都最最普通，街上随时可以买得到，粗糙的玻璃瓶罐才几块钱一只，杯子全不成套，已经不讲究这些细节。
唯一旧貌便是每天插花，只要是白色的香花。
莫非是反璞归真了，连男朋友都选性格简单，不大有头脑的，我这样嘲笑自己。
马小姐说，放一阵子假，让心灵休息一下，也是好的。
特地去纽约看袁租康，他很颓丧很瘦，握住自己的手不出声，他根本不似袁祖康了，体重减掉一半，头发也掉了一半，一年不到，他受了好大的折磨。
我忍受不住，站起来说：“我去找律师来同他们说话。”他按住我。“嗨嗨嗨。”勉强地笑。
他告诉我他想念我。
我何尝不是。
“宝贝，你原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你很快便会出来，祖康，我们再结婚，我还没有老，我们可以再度大施拳脚。”“我不知道，承钰，我生活荒唐，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最低限度，你知道我的灵魂在什么地方。”我说。
他再度微笑，眼色中有一股不寻常的神气，使我有不祥的预兆。
“你就快可出来，我与律师谈过，不要担心，这不过是漫长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我们还有好长的一段日子。”“你是路过还是特地到此？”我不响。
“你原不必这么做。”“袁祖康，你老了，噜里噜苏只有一句话。”“我会报答你。”离开那里，我把身体靠在墙角，要好一会儿才透得过气来。
记得碰见袁祖康那一口，才二十一岁，只觉得他风流潇洒，根本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
第九章
他一直对我不错。
我再去见律师，为接他出来作准备。
正在进行保释手续，消息传来，袁祖康在狱中自杀身亡。
我与律师都大表震惊，像是平地起了一个忽喇喇的旱雷，震聋了他，震呆了我。
完全没有理由。
并不是大案，亦非死罪，出来之后，即使不能恢复旧观，也不愁生活。算一算，他只得三十六岁。
深深的悲哀之后，是无边沮丧。我成日说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律师劝我去见心理医生。
袁祖康的葬礼再简单没有，由监狱处代办，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到。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墓园里有夏季最后的玫瑰，熟透后的香气似水果味道，十分醉人，只得我同律师看着他落葬。
当年的袁祖康虽不致一呼百诺，却也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盛况我看见过，如今落得如此凄清下场。我为他不平，抬起头，看着太阳，直至双目刺痛，而葬礼已经完成。
这次之后，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这个都会来，它太喜怒无常，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且它办得到。
正如我们所料。袁祖康什么也没留下来，我俩以前住过的，在三十街的公寓，早由房东租给别人。是我不好，我不应在不适当的时候同他离婚，我应留在纽约市，天天去探望他，鼓励他生存下去。
在这种时候，姚永钦送过来的鲜花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对比。我问律师张伯伦：“酒店房间像不像殡仪馆？”那天早上，我正收拾，预备回家。
律师却来找我，说：“慢着。”“什么事？”我是清白之身，何惧夜半敲门。
“袁祖康有东西留给你。”“他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原来有物存放在银行，立明遗嘱，在他去世后，交予你，而当你有什么事，则予以开启。”“开启？是什么，一只盒子？”“不，是两只密封的大型牛皮纸信壳。”“里面是什么？”“不知道。”“既然是给我的东西，让我看看。”“不在我们处，我可以带你去看看。”袁祖康袁祖康，你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叹了一口气，死者为大，我只得跟张伯伦走。
途中张伯伦忍不住问：“对于袁氏，你到底知道多少？”我扪心自问，知道多少？一点也不知道。真抱歉，对他的底细一无所知。
他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何处受教育，如何在西方都会崛起，我皆一无所知，甚至他与什么人来往，我也不甚了了，因为，正如他所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所以一切都不重要。
我关心他，如对一个朋友，而我从小甚少朋友，所以重视袁租康。
知道多少？唯一所知道的，便是他对我不薄，他欣赏我的姿色，捧高我，将我放在台上。
这些年来，他总是哄着我，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无时无刻不挖空心思地骗着我，好让我下台。当时或者不察，现时却深深感激，他从不使我难堪。
袁祖康委任的律师出来见我们时，面色凝重。
客套介绍证明身份之后，我问他要那两份东西。
“它不在我们写字楼。”我扬起一道眉毛。
“它们太重要，我们将之锁在泛亚银行的保管箱，由一个职员及阁下联同签名方可取得。”任凭是谁到这个关头也会问：“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这封信对你或许有帮助。”是袁祖康的字迹。他不能写中文，用的是英文。
握着他的信，我不禁微笑，祖祖祖，你不愧是个好舞伴，舞步竟有这么多花式，叫人眼花缭乱。
我拆开信。
“承钰，我把两只信封留给你，但你必需牢牢记住，不要管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千万不要试图拆开它们，有人会来向你购买它们，律师会代你开价。永远爱你，祖。”签署的日子，正是他死亡前一日。
这是他的遗嘱。
“买主来过没有？”我问。
“还没有。我们会与张伯伦先生联络。”“谢谢你。”我们离开事务所。
“每只信封值多少？”我问。
张伯伦说了个价钱。
我不相信耳朵，随即明白了，“这是勒索，张伯伦，我知道信封里是什么。”我失声。
他很镇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许是两张旧藏宝地图，可以使买主发财，周小姐，你悲恸过度，千万别胡言乱语。”好一只狐狸。
“谁会来买它？”“买主。”他真幽默。
他与我一起吃午餐。
我问：“我会不会有危险？”“他们什么时候接头？”“今日下午。”“你怎么知道？”“袁祖康如此吩咐。”“我不需要钱。”“但袁氏认为他欠你人情，”张伯伦说完这句话停了一停，“我也认为如此。”我低下头。
帮我们离婚的，是张伯伦的事务所，一直为袁祖康诉讼的，也是他们。张伯伦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