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德国去往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加油站，正赏景吃东西，一群叽喳麻雀飞来——在欧洲，鸽子不避人原不稀奇，可它们是麻雀啊！和猫一样，也是极警惕、机敏，随时提防着人的小东西，但加油站的这些麻雀，它们居然冲人飞了过来！当有人一伸手，它们便飞啄面包屑，在人的手掌上欢快跳跃。有面包屑落在地，它们便在人的脚前偏歪着小脑袋啄食，你差不多怀疑它们是叫“麻雀”的东西！不然它们怎敢靠人这么近难道它不怕人的脑海里立时升起“油炸麻雀”或“清蒸雀肉”说来，一只麻雀的肉那真叫“何足挂齿”，但少也是肉吧，且滋味和营养价值在民间的口啤不坏：据说壮阳益精；暖腰膝。有回逛郊区公园，见远处的一伙麻雀，同行者纷纷议起雀肉的种种好，包括提了各式烹饪法子，话未完，雀儿呼啦一声飞散了，可能听着都心惊，集体暗念“罪过罪过。
一只怀疑主义者的麻雀，要多久才能洗去被弹珠袭中，被网罩住的家族阴影，积淀出在人掌心雀跃的放松与信任；铁力士小镇上的猫，以及加油站的麻雀，它们有着与我所熟悉的猫与麻雀全然不同的经验世界。“人”在它们的字典里和“天敌”无关，以弱小动物的一份纯洁与依赖，它们相信，藏在人兜里的绝不会是乌黑汽枪口，而是友爱的面包屑。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39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
妈妈做你的榜样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
作者：刘鑫
那是她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
去领困难补助金的那个早晨天气格外晴朗，全家人一大早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她和儿子换上最好的衣服，在丈夫一声声“路上小心”的叮咛声中走出家门，朝民政局走去。
民政局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有和她一样来领困难补助金的居民，有前来采访此事的众多媒体记者。
她和几十个人站成一排，从领导的手里接过困难补助金，大大小小的摄像机镜头对准着他们，闪光灯纷纷亮起。。。。。。
她忽然记起以前出现过的同样情形——也是无数镜头对准着她，也是闪光灯亮得睁不开眼睛，可那时她把腰杆挺得格外直，脸上是灿烂的笑容，手上是大红的劳动模范证书。。。。。。
牵着儿子的手走出大门，她的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她的泪水里既有酸楚，也有羞愧，更多的是对自己命运的悲哀。
她18岁就参加工作了，28岁当上市里的劳动模范，35岁因工厂倒闭不得不下岗。下岗后，她和丈夫开了一家小超市。一天，她和丈夫去进货，不幸在路上发生车祸，从此丈夫只能坐在轮椅上，她瘸了一条腿。死里逃生后，他们家家境一落千丈，一家三口只能靠城市低保金为生。
低保金一个月只有380元，一家三口的一日三餐在里面，水费电费煤气费在里面，丈夫的营养费，儿子的书本费也在里面。。。。。。艰难的日子让她窒息。望着不能动弹的丈夫，看着才10岁的儿子，她甚至想过干脆买一包老鼠药，拌进米饭里。。。。。。
在她最绝望的时候，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已将她家列入本城首批享受困难补助金的家庭里，从下个月开始，她家每个月可在低保金的基础上再领300元。
走在路上，她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儿子摇着她的手臂撒娇：“妈妈，我们今天有钱了，你给我煮肉吃好不好”她看着儿子的小脸，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虽说自己每星期都挤点钱出来买点肉为儿子改善伙食，可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点肉对他来说能顶什么事
她带着儿子往菜市场走去，一路上走着便盘算好手里300元的用途。站在肉摊前，她指了指最便宜的那类肉对摊主说：“来一斤这个。”儿子不干了：“妈，太少了。”她咬咬牙说：“那就来一斤半吧。”
提着那块肉走在回家的路上，儿子还是不满意：“妈，你就多买点儿，炖一大锅，我们美美地吃一顿。”她笑了：“这个月把钱花光，下个月不吃饭”儿子一昂头说：“下个月不是还发给咱们钱吗这个月花光了，你下个月再去领。”儿子的这句话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惊，仿佛有一根线一下子勒紧了她的心脏，紧得她说不出话来。她没想到儿子会有这种想法——只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就可以不必劳动、不必奋斗，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政府的补助！难道儿子将来要靠低保、补助金过一辈子
那天晚上，看着摊在桌子上的崭新钞票，她一夜没有合眼，儿子白天说的那句话一遍遍地在她耳边回响。她对自己说：我会劳动，也能劳动，曾经获得的那么多荣誉都和劳动有关，难道如今瘸了一条腿就不能劳动我还有一双健康的手，应该靠自己的手养活一家人、养活儿子！我不能让儿子将来靠领困难补助金过日子。。。。。。
一星期后，她在市场的一角支起一个小摊卖水饺和馄饨。她的水饺和馄饨皮薄、馅多，而且绝对新鲜、卫生。一年后，她开了一家早餐店，但店里只能放三张小方桌。
三年后，她有了一家能放七张桌子的店铺。
再后来，她的店开在繁华的大街上，店面堂皇，可以承办各类宴席。。。。。。
现在，逢年过节，她都会随街道办事处的人去慰问低保户，为他们送米送油送钱。除了安慰与关心，她总会比别人多问一句：“我的店里有工作岗位，你愿意来吗当然，她的儿子已经长成小伙子了，和同龄的孩子一样健康阳光。不同的是，他从上中学开始，每逢寒暑假都在妈的店里打工。
儿子一直记得10岁那年的事，不是因为记性好，而是妈妈常常重复那天的事、重复他说过的话。妈妈每次讲完这件事，总会加上一句：我不想你长大后成为依靠别人的人，所以，儿子，我一定要成为你的榜样！
儿子说：“其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另一件事。妈妈卖饺子和馄饨的第一天很晚才回来，她一进屋，手也来不及洗就径直走到我面前，将一张五元、一张两元的纸钞和四个一角的硬币一字排开，整齐地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认真地看着我说，儿子，妈妈今天挣钱了，这是妈妈用劳动挣来的，不是人家发给我们的。。。。。。”说到这里，这个身高近1。8米的小伙子眼圈红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0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
只说一句话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
作者：黄健
想起2005年11月26的那场江西九江地震，海子心仍有余悸。
海子是搞建筑的，常年带着施工队走南闯北，江西发生地震的时候，他就在九江工地上施工。突然，就听见轰轰隆隆的声音从楼顶上传来，地面、墙面都在晃动，有砂浆、砖块从上面掉下来。“地震了，快跑！”海子大喊一声，听到海子叫声，工人们纷纷逃出来，几十秒的时间，工人们全撤到了空地上38个，一个都不少。
地震结束后，海子就接到家里的电话，家里人看了新闻，知道九江地震了，问海子有没有事。打好电话，海子看见有几个工人跑到街上去了，但很快就沮丧地回来了。
“的，连公用电话都砸了。”二狗子嘟嚷着。
海子知道，他们也想给家里报个平安，让家里人放心。海子掏出手机说：“都给家里报个平安吧！用我的手机打。二狗子，你先来。”二狗子感激地接过手机，拨打起电话。其余的汉子都在二狗子身后排起了队，全然没有往日的争吵和拥挤。
“老婆，我们都没事，放心吧！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二狗子只说了一句，就挂了电话，把手机传给了下一个汉子。
“孩子，爸爸挺好的！”
“妈，地震对我们没有影响！”
……
汉子们仿佛约好的，只说一句话，就把手机传给下一个。接不通的，也不再重拨，自觉地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静静地等待下一次机会。
只说一句话，就足以让家里人一百个放心。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1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
作者：徐百柯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crownyouwithapotof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2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