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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吃吧，”她微笑着把糖递给我。那糖不知道在口袋里装了多久，软软的，带着她身体的温热和汗味，揉皱了的纸上沾着层棉花毛似的东西。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还常到村口玩，她有时也像以往那样偷偷地看我，只不过目光同过去比有些异样，呆滞的，流露出内心里深深的忧伤，仿佛有一件本来属于她，为她所喜爱的东西被人拿去了，她想要又不敢要，不要心里又割舍不下，而且苦于不街道用什么方法去要。
这样大约过了一两年，又发生了两件让我忘不掉的事。
一个秋天的假期，我去村北的地里拾柴火回来遇上了她。那时候，村北口是生产队的菜园，种了大片的茄子，白菜，辣椒之类的蔬菜。大概是家里生活困难，为了多挣几个工分的缘故，她才拖着病弱的身子来这里看菜，乡下人叫瞅地，也就是负责赶一赶鸡呀，鹅呀，鸭呀，不让它们来糟蹋庄稼。
我那天见到她时，她正坐在枣树林的阴凉里纳鞋底，困为听到我吼喊着唱歌的声音才抬起头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目光格外亮，像是突然间觅见她久寻不得的稀奇之物。“拾柴火去啦？”她问过之后，招呼我说，“你来我这里坐会作吧，这凉快，落落汗。”我累了，脸上淌着汗，也该歇会儿，且看到她针线筐里盛着一些红枣，极想吃，便把柴筐放到她跟闪，自已坐在上边。
“你吃枣吧，刚摘的，不蔫，挺甜的。”她把已经捧在手里倒在我怀里。我一只手捧着枣儿，一只手便拣了枣在短裤上擦擦，吃着。也许是我吃枣的样子很有意思，她那和蔼的目光一刻不停地在我脸上转悠着，还伸出手来捏一捏我的胳膊，摸一摸我的脊背，好像是看我身上的肉厚不厚，使我难为情。之后，她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我在学校里很调皮，是短不了被老师罚站的，可我没敢说实话，怕她说我是个坏孩子。她呼我说在学校里的表现不错，显出很满意的样子。突然，她的目光落在我赤裸的脚上，有禁变了脸色，也不嫌我的脚脏，一下子用双手捧起来：“这是怎么啦？”我告诉她，我的脚趾在拾柴火时被高粱茬扎了，化了脓，不能穿鞋。
她并不楹开我的脚，从针线筐里拿出一块破布，轻轻擦着脚趾上的泥，见脚肿得很厉害，又问：“你娘不管你？”我笑着说：“管，可我不听，嫌在家里闷得慌。”她的眼圈湿润了，眼皮连着眨巴了好几下，才没让泪水涌出来。接着，她一边嘱咐我往后做事小心点儿，别磕了鼻子跌了脸，一边从针线筐里拣出块干净的，大概是掩鞋底的白布条，把我的脚趾裹好，用线捆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脸上出现了一种猜不透的表情，犹豫着又把布条解下来：“回去吧，让你娘给你包好，别再沾了脏东西。”
我不知她为什么要把裹好的布条又解下来，回到家里问娘。娘一听，脸色陡然间变得怕人，指着我的鼻子说：“她是疯子，以后别理她！”
那么和善个人，怎么会是疯子呢？“我大惑不解。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记不清因为什么事惹怒了爹娘，爹打了我一顿，我便使性子不回家。天将黑的时候，爹娘喊着我的名字，从前街跑到后街，从村东绕到村西。我听到他们喊，却躲着不露面，怕爹更生我的气，再打我。
天完全黑了，已经亮了星星。我躲在一家墙角的黑影里，四下里看，很害怕，就走到亮处来，心想万一爹或娘再找过来，就跟了他们回去，挨顿打，总比在大街上过夜好。
我刚在亮处站了一会儿，就见一个人沿着街慢慢走过来。就是在古槐下常见的女人。只见她一边走一边四下里看，有几次还站到墙跟前的柴草垛那儿寻找着什么。等她走离我近了，在一辆破废的大车跟闪停下来时，我忽然听到她低声唤着我的名字。起初，我以为听错了，再听，果真是唤我，而且声音那般亲切，差点儿使我一下子扑进她的怀里。
我看见了我，立刻情不自禁地把我搂进她的怀里，问我为什么不回家，并说早已听到我爹娘在喊我了。我听出她说话的声音跟平时很不一样，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我还看到她脸上有亮闪闪的东西，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她催我回家。我听了她的话，沿看一条窄而长的胡同往家里走。这胡同一半被月光照着，一半沉在黑暗中，平时常有狗啊猎的突然从谁家的门洞里冷不丁蹿出来，怪叫人害怕的，所以，天一黑，孩子们大都不敢从这时了。这天晚上。我光想着挨打的事，忘了害怕，只是匆匆忙忙往前走。当我快走出胡同口时，无意中回头一望，发现有人远远地跟着我。我走进家门，再好奇地往回看时，那个人停下来，片刻后便转身走了。我从那走路的样子，猜出是催我回家的女人。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困为没多久她就病逝了。然而，那送丧的人群里本该有我，却少了我。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总是那样关心着我的女人原来就是我的生母！我的生父与我的养交情很深，养父多女无子，便把我要了过来，且郑重言明，以后再不准与骨肉之亲有任何来往，亲生父母更不许再认我，无疑是必我知道内情之后近亲生远抚养。我不敢说这是乡间的陋俗，但它是乡间多少年沿袭的规矩，正是因为这规矩，生母对我只能悄悄地爱，战战兢兢地爱，也是压着将要喷涌出心田的复杂感情去爱。
这是一种奇异的母爱。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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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独一代遇到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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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轶伟
49岁的会计毛婉芬阿姨明年就要退休了。在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时刻，却没有一丝清闲，反倒成了她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今年年初，她的独生儿子陈铭和媳妇方岚，为她添了一个孙女。正是从那天起需要她照顾的“孩子”增加到了三个一小孙女，还有陈铭和方岚。
“陈铭这孩子，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就做爸爸了昵”在孙女出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毛阿姨的口头禅。不光是毛阿姨，连26岁的陈铭和24岁的方岚，也都有些不敢相信他俩已经孕育出了下一代。
毕竟，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城市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政策后出生的一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长大、成人，直至开始担负起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并承担应进尽的义务。
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像陈铭、方岚这样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虽已成年的他们仍习惯着上一代的照顾，却已不得不开始面对自己的下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却与他们一样，背负着相同的特殊身份：独生子女。
两代独生子女，带着各自区别于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人的长处和弱点，在2l世纪初的当代终于相遇了。这是一幅有意思又特别的图景。
他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生于1979年的陈铭，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而妻子、1981年出生的方岚是他的师妹，前年考上了公务员，在区档案局工作。虽然在大学时就谈起了恋爱，但他们常说自己在没想结婚的时候结了婚，在没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了孩子。用陈铭的话来说，是“父母觉得是时候了”。
虽然作了爸爸，但陈铭却说“没什么感觉”，因为自己的生活没太大变化。每天下班回来，照旧吃父母已经准备好了的热菜热饭，吃完了就去上网打游戏。方岚也是独生女，家务几乎不太会干，吃完饭，要么看看电视看看碟，要么上网聊聊天。
“说实话，孩子怎么带，我们一点也不会。”小夫妻俩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挺理直气壮的，“反正父母早就说了，有了孩子他们帮着带。我们也想趁父母身体好、带得动孩子的时候，早点生。了算了。”
其实陈铭和方岚像任何一个初为人父人母的夫妻一样，曾憧憬和想像过怎样养育好孩子，但最后他们还是放弃了。
“小孩好玩是蛮好玩的，可实在是太麻烦了！晚上一哭，你就要起来哄，尿布湿了，你就要起来换。热了冷了饿了饱了都要闹，太累了！”陈铭夫妇向很多人抱怨过孩子出生后的操劳，并说他们已无法忍受了。因为烦躁，陈铭还动手打过还是婴儿的女儿。
“也不能怪他们，家家都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哪家不是从小宠着惯着，也就别提做什么家务带孩子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妹妹是姐姐带大的，家务是兄弟姐妹分着做的。”毛阿姨多少有些无奈地说，“现在再让他们学这些，不太可能了。”
但目前毛阿姨最担心的还不是儿子儿媳能不能学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而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有某种陌生感。
毛阿姨说起一件小事，有个周末她和陈铭一起带孙女去医院做例行检查。她在医生检查的空当上了趟卫生间，而陈铭则坐在检查室外打着掌上游戏机等候。回来的时候，毛阿姨远远听见医生喊让家长进去把孩子抱走。待她走进门内，却看见陈铭呆呆地看着床上并排的三个孩子——原来他竟然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其他时候也是，亲戚朋友来看望孩子时，他就站在那里，转眼又去打游戏了，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毛阿姨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深深叹了口气，身边一岁不到的小孙女紧紧贴着她，谁抱都不肯。“我有时候还真有点害怕，儿子是我一手培养的，现在孙女看起来也要我一手带大，等孙女再大点，他们父女会是种什么感情呢”
毛阿姨有时也会反省，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一代失去太多，所以才把太多照顾和希望给予了儿子这一代，以至于拥有太多的他们已对下一代没有了需要“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比起尚且对下一代到来还无知无觉的陈铭，1979年出生的柴晓怡虽然还没结婚生子，却已提前遇上一群小小的孩子。身为幼儿教师的她，谈起一些孩子，就是两个字——头疼。
柴晓怡在上海博山东路上一家幼儿园工作快五年了，也算得上有经验的了，但她的经验不全是把孩子怎么教得品学兼优，还包括了如何对他们“用强”。
“我也是独生女儿，自己难免也有些娇气。来干这个工作前，作过一些心理准备。但现在一些小孩身上的毛病好像比我们严重，比如说心理承受能力差，而且家庭条件越好，就越经不起挫折。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我们班有个孩子曾在大家面前说错了一句话，其他孩子笑了，明明没有恶意，她也会大哭一场，甚至开始仇恨别人。”柴晓怡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自理能力也差。总想依赖他人。不少孩子午睡后连自己的被子都不会叠，中班的孩子吃饭还需要喂。而且，遇到事情懒得动脑子，容易放弃。但这并不是说他自己真的不会干这些事。”她指指一个正在整理玩具的男孩，“你看，他现在整理得挺好的，可如果这会儿他妈妈来接他，他就会把玩具一扔，让妈妈帮他。”
说话间，柴晓怡开始上课，她问孩子：“小朋友你们谁生过病呀”“我！”“我！”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生过病呢有过的举手。”这一次，举起的手掌稀稀落落。“我爸爸妈妈不会生病的。”有个孩子大声说。柴晓怡回头向记者意味深长地笑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回报意识比我们弱，觉得人家帮他们做事情是应该的，所有得到的东西也是应该的。”
不管怎样，柴晓怡最后还是掌握了主动权，比较成功地“控制”住了这群孩子。相比之下，另一位独生女、做小学教师的车璐雅的处境就显得有点糟糕了。
生于1981年的车璐雅，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普陀区一所中心小学做语文老师。这也是她从小的理想，但这份期待已久的工作，她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一些小孩实在太恐怖了，才丁点大却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我小时候，虽然在家里比较任性，但看到老师还是很害怕很听话的。可现在的一些孩子，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害怕的对象。”车璐雅告诉记者，就在上周，班级里测验，她发现有个女孩子拿出书来偷看，当时她就把书没收了，没想到这个八岁的小女孩当场就站起来拍着桌子说冤枉了她。
“哪有学生对老师拍桌子的我都愣了。我忍住火气说，我观察你好几分钟了！她就是不承认，还拉着我去找别的老师评理，很凶地指着我说，‘她凭什么用这种态度对我不就是个穷老师吗’我便忍不住跟她大吵起来。”一旁的老教师都劝车璐雅，别跟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