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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皆附之”④。这次唐高祖派太子建成率军攻打刘黑闼，并对俘虏宽大处理，以安定人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刘黑闼在被唐军打败退却途中，为部将诸葛德威所执，被送洺州杀害。
还在唐高祖攻克长安时，就派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击破朱粲。自金川（今陕西安康）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①。孝恭被拜信州（旋改夔州）都督。大治舟舰，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武德四年九月，唐以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今属湖北）、自称梁帝的萧铣。铣将文士弘拒战失败，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了荆湖地区。淮南的杜伏威，已于武德二年归附于唐。中原既定，伏威奉诏入朝，留输公祏据守。武德六年，公祏“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②，遂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唐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率诸将水陆并进，以讨公祏。七年三月公祏败死，江南全部平定。
武德七年，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金树以地降唐。同年，唐将李世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② 《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③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② 《旧唐书》卷五五《辅公祏传》。
第四节玄武门之变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长子建成立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艺不凡，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高祖第四子齐王元吉一直支持李建成。
还在武德二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①。指的就是对李世民的猜忌，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矛盾就更深了。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提醒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因结山东英俊”②。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建成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拉拢后宫妃嫔，特别是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毁世民。还联合元吉多次策划谋害李世民。至于李世民呢，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③这并非妄测之辞。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他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④。他的妻子长孙氏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⑤，以争取后宫的支持，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⑥，矛盾更加尖锐了。七年六月，唐高祖避暑仁智宫（今陕西宜君西南），建成乘居守之机，私下叫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⑦。这事被揭发后，高祖大怒，召建成至宫究问，又令世民前往讨伐举兵反叛的杨文干，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①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高祖在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府的臣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后来，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酖之，世民心痛吐血，高祖因此对他说：“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②建成、元吉认为放走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高祖陈说利害，高祖遂罢此议。这时建成加紧活动，翦除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房玄龄、杜如晦皆以谗言被逐出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等成为收买的对象，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长孙无忌、尉迟① 《旧唐书》卷六二《李纲传》。
② ③《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④ 《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⑤ 《旧唐书》卷五一《太穆皇后窦氏传》。
⑥ 《贞观政要》卷五。
⑦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① ②《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③，世民犹豫未决。恰在这时突厥入寇，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④。率更丞王晊又向世民告密，说建成将乘为元吉饯行时暗害世民，并尽坑敬德等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世民便与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听了很惊讶，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⑤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杀死了建成、元吉。高祖方泛舟海池，尉迟敬德戎服入见，高祖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时裴寂、陈叔达等均在，高祖对裴寂等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①高祖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过了六天，高祖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②到了八月间，便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高祖晚年亲见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有一次在未央宫为高级官员举行的宴会中，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使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祖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③太宗举杯上寿道：“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袵，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④高祖欢喜极了，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罢。贞观九年（635）五月庚子，唐高祖病卒，年七十，葬于献陵（在今陕西三原）。
③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⑤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③ ④《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七章唐太宗第一节从起兵到即位唐太宗（599—649），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今属陕西）别馆。李世民生长在军事贵族家庭，从小就娴习武艺，很会骑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①。他也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豪爽有识见，“临机果断，不拘小节”②，具有进取向上的性格。
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十八岁的李世民应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认为始毕可汗“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猝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③。第一次表现了李世民根据敌我力量采取对策的军事才能。十二年，李渊与农民军甄翟儿在雀鼠谷作战，李世民率领骑兵冲破义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了胜利。开始表现出李世民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英勇战斗精神。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军占领长安，李渊以丞相辅政，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武德元年（618），高祖即位，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以击溃陇右的薛举集团的功勋，拜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时刘武周侵占并州，世民统军出击，大破刘军，收复并州，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世民旋即率军东征，一举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劲敌，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武德四年六月，唐军凯旋，世民“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于太庙”①。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②，加号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东出，打败窦建德余党刘黑闼于河北，黑闼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③。以武功见称的李世民，从此也很重视文事了。
由于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双方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唐高祖虽然重视有功的次子世民，但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赏之惧”，便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建成、元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就传位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① 《酉阳杂俎》卷一。
② ③《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①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②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③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第二节“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627—649），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艳称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特别是贞观前期的主要业绩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
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唐太宗对三省长官要求很严，他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①后来太宗又一次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①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旧制，凡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抒己见，并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后，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复奏以后，然后施行。“由是鲜有败事”②。唐初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设刺史和令为州、县长官。地方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休戚。唐太宗很重视地方官的人选，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③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对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由于马周建议朝廷不可独重内臣，而轻视刺史、县令，太宗宣布：“刺史朕当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质。贞观年间，各地循吏辈出，如邓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