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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昙洌�650—655），无忌为顾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为元舅，倍受高宗尊宠和倚重。洛阳人李弘泰曾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诏令立时处斩。无忌与褚遂良悉心辅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听，“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②。
永徽二年（651），由长孙无忌监修国史。唐高宗曾广开献书之路，以从中发现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虽多，却都没有价值，不足采用，心中不太高兴。无忌劝高宗说：“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
永徽三年（652），驸马都尉薛万徹遭贬后不满，遂与房遗爱、司徒荆王李元景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奉命审理此案，查清了罪状，高宗诏令将遗爱、万徹等斩首，赐李元景及公主自尽。吴王李恪名望高，素为无忌所忌恨，也因房遗爱诬与同谋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时与无忌、褚遂良不和，因与房遗爱有来往而受株连，被流放于岭南。
尽管唐高宗在处理军国政事时非常尊重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但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并由此导致君臣关系由疏远而至最终破裂，从而决定了长孙无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约在永徽二年，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早在贞观年间，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以她的妩媚打动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据说两人关系暧昧。这次武则天入宫后很快拜为昭仪，倍受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萧淑妃也因而相继失宠，于是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唐高宗心里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昭仪带着重礼亲自到无忌家里拜访。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当面封无忌宠妃所生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之后，高宗流露了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意思。尽管无忌接受了厚礼与封赏，但却“对以他语，竟不顺旨”。高宗与武昭仪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昭仪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到无忌府上“屡有祈请”①，均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尽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执拗不从，但在李勣、许敬宗等朝臣的支持下，高宗仍然废掉了王皇后，并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支持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于是便让新擢任中书令的许敬宗乘隙陷害他。显庆四年（659）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搞朋党，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今事觉，故自杀”①。由于废立皇后问题舅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已渐渐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似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只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于是自叹“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许敬宗又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能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见称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例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①唐高宗被许敬宗这些危言耸听弄得昏头昏脑，在他的一再劝说下，竟不召见长孙无忌，仅凭许敬宗的一面之辞，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诛贬相继。或许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
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勣、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无忌谋反罪状。他一到黔州，则逼迫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②。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674）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并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该博经史，制律定礼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由于他爱好读书，该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①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② 《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①。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了贞观《式》30 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与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18 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7 卷。《散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②《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又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①。这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637），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100 卷，其中《吉礼》60 篇，《宾礼》4 篇，《军礼》20 篇，《嘉礼》42 篇，《凶礼》6 篇，《国恤》5 篇，总130 篇。显庆三年（6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130 卷，削掉了《国恤》，定著299 篇。②时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651），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③。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656）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①。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无忌戚里右族，英冠①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② 《册府元龟》卷六一二。
① 《唐律疏议》附录《进律疏表》。
②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③ 《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
①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始终不逾。”②② 《旧唐书》卷六五“史臣曰”。
第二节房玄龄秦府十年房玄龄（579—648），字乔松③，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房熊，任州主簿。父房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
玄龄少年时就很聪敏，又喜欢读书，因而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他曾随父亲到了长安，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以为隋祚久长，而善于见微而知著的房玄龄却看出了将乱的征兆，悄悄地对他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①房彦谦虽然不让玄龄明说此事，但心里却也同意他的见解。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仅十八岁的房玄龄即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这时，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了他的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②后来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地近太原，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农民反隋浪涛汹涌澎湃，隋皇朝在风雨中飘摇。这时，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隋义宁元年（617），李渊挥师进据京师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他走马投身于世民麾下。两人一见如故，即授任渭北行军记室参军。从此，便随从李世民转战南北。房玄龄的忠诚及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赏识，他很快成为秦王府的心腹及决策人物。
房玄龄喜遇知己之主，他对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他尤其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③。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④。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①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