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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三年（607），炀帝北巡，到达榆林（今属陕西），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示威，炀帝出动了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②。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炀帝在大帐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表演“百戏”为乐。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使突厥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③。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炀帝志得意满地写诗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④但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掉了性命。
西突厥，隋文帝时已经来归。炀帝西巡河右时，曾遣使召处罗可汗来会，处罗不至。于是用裴矩之议，离间西突厥内部，使处罗部下射匮可汗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东走高昌。大业七年（611），处罗朝炀帝于涿郡临朔宫，炀帝大喜，“接以殊礼”①。西突厥的归附，有利于发展对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西部边疆的吐谷浑，正当通往西域诸国的要道。大业四年（608），炀帝采纳裴矩的建议，利用突厥铁勒部打败吐谷浑。又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等乘机进击，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率众退保覆袁川（今青海湖东北）。五年（609），炀帝西巡河右，命内史元寿等率兵围攻，伏允逃走，部众多归降，故地尽为隋有。于是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相率来朝。一时焚香奏乐，歌舞喧噪。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局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②。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命卫尉卿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兴海一带），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在南方，大业元年，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军进攻林邑（今越南境），连战皆胜，进至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刘方班师，梵志遣使通好，从此林邑和中国贡使往来不绝。但在这次战争中，兵员损失也很大。
大业三年，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往使赤土（在马来西亚南部）。从南海郡乘船出发，走了二十多天，将要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条船来迎接，并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招待使者。常骏等回国时，赤土派使者携带厚札，随同来华报聘。后来婆利（北婆罗洲）、真腊（柬埔寨）等国，也都遣使入贡，因而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①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①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五年。
在东方，最重要的是通使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业三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第二年，又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①。后来，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船队、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前往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②。可见台湾与祖国大陆早已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开拓了疆域，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高丽进行的三次战争，遭到失败，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以后，乘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侵扰辽西，遭到隋军的反击，遣使谢罪而罢。
隋炀帝为欲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③。因此借口高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以供水军之用。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辆，以供军需运输之用。大业八年（612 年），大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二十四军出发，炀帝自率六军殿后。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绵亘，一千余里，直奔辽东。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守御，顽强抵抗。水军登陆后虽有小胜，但在平壤城下大败而退。宇文述等率领陆军三十多万人进攻平壤，面对坚城，亦因粮尽引还。高丽军四面抄击，隋军大败于萨水（清川江）。士兵战死逃散，回到辽东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①。
隋炀帝并不甘心失败，大业九年，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进攻。正当陆军进抵辽东作战，水军刚要出海的时候，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围攻东都。炀帝闻讯，立即撤军回救洛阳，平息内难。高丽军尾随追击，军资器械，损失甚重。
大业十年，隋炀帝仍以“拔海移山”之志，第三次进攻高丽。来护儿军至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打败高丽军，正要进攻平壤，高丽亦因困敝不堪，遣使乞降，囚送叛将斛斯政。炀帝看到国内形势不佳，便借此班师，转而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
① 《隋书》卷八一《流求国传》。
② 《隋书》卷六四《陈稜传》。
③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第五节隋的灭亡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无穷的欲壑，大兴土木，广事征调，到处巡游，挥霍浪费，以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②。又加连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山东、河北一带为出兵高丽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南），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用兵高丽。于是义军蜂起，刘霸道起于平原豆子■（今山东商河、惠民境），孙安祖、窦建德起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亦各在境内起义。隋炀帝一开始就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下令为盗者随获随杀，甚至抄没全家。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不顾廷臣的劝谏，第三次南巡江都。他写诗留别宫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面对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却说得如此轻松！他在江都一年多的时间里，生活更加荒淫。自知末日快到，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饮耳！”又对镜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惊问其故，他笑道：“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①这些话表现出他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狼狈不堪的情景。
大业十三年（617），农民起义有了巨大的发展。齐郡杜伏威率众渡淮，攻占历阳郡城（今安徽和县）；渤海窦建德据有河北，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李密据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南）称魏公，威胁洛阳。隋炀帝见中原大乱，不敢北归，谋建丹阳宫，保据江东。但随从的骁果卫士多是关中人，怀念家乡，时有逃散。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閤裴虔通等，利用骁果的不满情绪，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把炀帝用腰带勒死，时年五十。历时三十八年的隋朝统治到此便告结束了。
②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三章高颎宇文恺第一节高颎隋代第一名臣号称“真宰相”的高颎（541—607），是隋代的第一名臣。他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落（今河北景县）人。父宾，仕东魏，因避谗奔西魏，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颎少时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辞令。年十七，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由内史上士，迁下大夫。以平齐有功，拜开府。宣帝即位，隰州稽胡为乱，颎从越王宇文盛讨平之，开始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
北周末，杨坚为左大丞相，总揽朝政，阴图禅代。素知高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想要用他为辅佐，派杨惠前往示意。高颎欣然承命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①。这样他就做了相府司录，成为杨坚的心腹。就在这时，相州总管尉迟迥发动了反对杨坚的战争。杨坚派名将韦孝宽等出击，军至武陟（今属河南），与敌军隔沁水为阵，相持不进。杨坚以诸将不一，恐生变故，要派心腹一人前往监军。先叫少内史崔仲方去，仲方以父在山东为辞。又叫刘昉、郑译去，刘昉说他没有带兵打过仗，郑译说他母老不便远行。杨坚正在感到棘手的时候，高颎却挺身而出，自请前往，杨坚非常高兴地应允了。高颎奉命以后，连母亲也来不及辞别，便立即出发。他到了前线，在沁水上架桥，渡过军队以后，便下令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于是韦孝宽率军奋击，大破敌军，敌将尉迟惇（迥子）单骑逃走。韦孝宽乘胜前进，追至邺下（今河南安阳），尉迟迥全力拒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高颎与大将宇文忻、李询等设计破之，遂平尉迟迥。因此高颎更加得到杨坚的信任，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杨坚称帝，以颎为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一时贵宠，“朝臣莫与为比”。在这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颎辅佐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581），高颎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①，制定新律，奏请颁行。新律废除了枭首、轘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一些“楚毒备至”的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之类。对旧律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开皇二年，隋文帝以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凋残日久，在苏威、高颎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在龙首原创建新都，以高颎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他行政、官制等各种制度，也大都在高颎的主持下，斟酌损益，建立新的制度，巩固了隋朝的统一局面。
在经济方面，自北齐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贫苦农民很多被迫沦为豪强的荫户，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高颎建议采用“输籍定样”的措施，“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于是“烝庶怀惠，奸无所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杜佑在① 《隋书》卷四一《高颎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通典》中评论道：“设轻税之法，浮客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①。开皇八年，高颎认为“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者，官人禄力，恒出随近之州”，不大合理，奏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②，也较妥善地解决了这部分官吏的俸禄问题。
在军事方面，高颎的表现也很突出。开皇二年，他就参与伐陈之役，因陈宣帝去世，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于是隋文帝向高颎询问取陈之策，高颎建议，每值江南秋收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既收之后，“密遣行人，因风纵火”，烧其“储积”，“由是陈人益敝”。开皇九年，隋军大举伐陈。晋王杨广等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颎“区处支度，无所凝滞”③。及陈叔宝被俘，高颎先入建康，杨广派人驰告，令留陈叔宝宠妃张丽华。高颎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便把她杀了。杨广得知，立刻脸色大变地说：“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④从此对高颎怀恨在心。高颎又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次战争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高颎以功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