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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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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将妇科列于各科之首,认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难② 《千金要方·诊候》。
  ③ 《千金要方·诊候》。
  ① 《千金要方·自序》。
  ② 《千金要方·处方》。
  ③ 《千金要方·脾藏下》。
  ④ 《千金翼方·养性》。
  疗”①。并希望人们掌握有关妇女卫生保健的知识,教子女学习“妇人方”,令其精晓,以便实用。“产育者,妇女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于此,则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②。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妇人方”有3 卷,在《千金翼方》中载“妇人方”4 卷,收载了大量的医论及方药,论述了妇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点,探讨了有关月经病、崩中带下、求嗣种子、妊娠诸病、养胎宜忌、难产、产后诸病及妇科杂病。指出不孕症当为男女双方或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责之于女方,在治疗上男女皆治,则无不见效。同时还引述转录了前人关于妇科的方论,列举了有关绝育、引产的方药与灸疗法。孙思邈的医著从排列体例上,体现了“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③的原则。认为“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④。将小儿科分为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疠、杂病等门类。在序例中对小儿的发育、哺育、卫生及母病对小儿健康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小儿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⑤。但他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最早提出抢救新生儿窒息,防止新生儿肺炎、破伤风、脐部感染等措施。重视小儿营养和消化、皮肤、五官科诸疾,对不同年龄的小儿采用不同的药剂,给药途径有内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儿科病症防治方面的应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使小儿科学有了独立的学科内容,为儿科学家所遵循。
  在内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脏腑病症逐一论述,这是孙思邈对内科学的一大贡献。将神经和脑血管病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进行诊治。记载了神经病人在认识、情感、思维、语言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在治疗上按病症分类用药,如惊痫药品、失魂魄药品及其他疗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节制饮酒、房事、咸食及含糖较高的食品。在治疗上不要使用针灸,以防外伤成疮久不痊愈;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要用饮食疗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记述了数十种内科急症,如癫痫、惊厥、眩晕、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诊治抢救。广泛地使用黄连、苦参、白头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疟。认为霍乱等传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饮食不节不洁所生。对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孙思邈主张用药物、饮食、运动等调养方法。用含碘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靥)及海藻、昆布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富含维生素A 的动物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用地肤子、决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车前子、枸杞子来防治维生素A 缺乏症。用谷白皮、麻黄、防风、防己、羌活、吴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来防治维生素B1缺乏症。
  对于骨伤科病患,孙思邈提倡首先当复苏、止痛,可用大麻根叶止痛、热土熨等物理疗法。重危创伤用烧烙法处理伤口,用蒲黄、阿胶、当归、大黄、侧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内伤出血。用补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伤昏厥症。推广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复位法。创用葱管导尿法。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为弹丸,一线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异物。用瞿麦丸内服治疗箭镞入骨肉不出,从而免除了手术之苦。孙思邈还将疔疮归纳分类为十三种,要求及早诊治,并广泛采用单验方。他认为常见的疔肿,多由外邪侵入人体,① ②《千金要方·妇人方上》。
  ③ ④⑤《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
  或人体抵抗力不强,致使病邪顿折皮肤、流注于经脉,使腠理拥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泄,变成为痈疽、疔毒恶疮诸肿。同时又指出发背的原因,多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单纯服钟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遗传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发病的诸种因素,是减少疔疮痈疽病的重要环节。
  《千金要方》专列“备急”,记载了魇、中恶、自缢、中暑、溺水、冻烂疮、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动物所伤,从高坠下、竹木刺、恶刺、生漆引起的过敏疮伤,金疮、烧伤、烫伤、毒箭伤,诸种救急方药和疗法,特别提到上述许多伤病是完全有可能预防的。孙思邈把目、口、舌、唇、齿、喉、耳、面的疾病,统称为“七窍病”,系统地总结了《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对七窍病认识和防治经验之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例如对眼病病因的认识,认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热饮食、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过多”①。对预防近视、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据。列举了“洗眼汤”、滴眼药水方、眼药粉、眼药膏、湿敷法、药枕等,均有较好的疗效。采用中药冲洗剂治疗鼻炎、用油膏药治鼻部干燥、用蔷薇根治口疮、用汤药漱口治齿痛,同时还用外科手术治疗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防治面部色素沉着、面上风、面无光泽、面皮粗涩、皱、■、粉滓、■疮、热毒恶疮等病的面药,如散剂、丸剂、汤剂、膏剂、泥糊剂、澡豆、散粉剂、挺(丹)剂、胶剂、酒浸剂等二百余首,分为内服、外用、热冷熨各种给药途径。孙思邈还呼吁医界,希望公开秘传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①。
  爱清洁、讲卫生,孙思邈对此竭力宣传倡导。他要求人们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多栽植树木花草和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效果的药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黄精、牛蒡子、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栀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携带备急药,养成不随地唾痰的习惯。要安不忘危,用调气、导引、饮食诸法来增进健康、预防疾病。许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而针灸之功,往往过于汤药。
  在针灸学术上,孙思邈参考了隋唐名医甄权的明堂人形图,绘制了三幅经络腧穴彩图,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标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侧面一百七十四穴,这对于针灸的形象教学和针灸学术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阐发腧穴名称涵意,使人们能够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时所采用的形象、意会、解剖、医学的方法,便于记忆穴名。还创用“指寸法”以确定人体穴位,对民间针灸经验进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对法”,以利临床实用。
  对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鉴别,孙思邈有许多精辟见解,认为:“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脉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所以善为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具体列述了脏腑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病人肤色、目色、脉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脉色。掌握诊① 《千金要方·七窍病》。
  ① 《千金翼方·妇人》。
  断法还须会在临床上应用。有的医生不懂得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如“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①。因此,特别要求学医者和经验不多的医生,要细细鉴别,慎重诊治,万无一失。对有些疾患,医生应该详细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诊治,例如“脚弱”之病,自古至晋代少有,从永嘉之乱,北方人南迁之后,才开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齐间释门深师、仰道人、支法存等医家留心经方,偏善治脚弱之疾,多获全济,而魏周之际的《姚公集验方》、《徐王选录》对此病语焉不详,关西河北的医生当时不识此病。孙思邈认为自然与社会情况都在变化、医家应重视诊疗新出现的病,不能总是用老一套方法诊治复杂的疾病。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在广泛深入地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经常到药源丰富的山区去考察、采集标本和地道药材,及时吸收外来药物。他强调采药的时节性,指出采药若“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其法虽具大经,学者寻览,造次难得,是以甄别,即日可知耳”②。他对两百多种最常用的药物的采集都有论述。其次,论及炮炙,如乌头、附子等有毒性的药物,通过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对地黄,则分生、熟两种,经过蒸制之后,可以改变生地黄的寒性为甘平,变平宣功效为温补,并详载蒸大黄的工艺过程。他强调干燥和封闭对贮藏与保管药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药房建筑都有较完整的设计。对药物的煎服很讲究,要求用井华水煎药,然后绞去药滓,可尽取药效,须注意服药的时间、药量、禁忌和药后的护理。在研究药物的基础上,孙思邈更重视对方剂的收集、研究、化裁与创新。在两部《千金方》中约载方八千余首,包罗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为前世所罕有。孙思邈善于用炼丹术来增进方药的研制,最早用砒霜来治疗疟疾,为了防止中毒,改用枣泥合药。他还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劝诫世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术、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绩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① 《千金要方·平脉》。
  ② 《千金翼方·药录纂要》。
  第十六章吕才傅奕第一节吕才蜚声乐坛,博学多能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①在公卿大臣的大力举荐下,太宗遂征用吕才,令直弘文馆。
  有一次,太宗披阅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曾做过此戏,太宗召来问他,允恭也因停废年久,遗忘殆尽,于是又召问吕才。吕才回去研究,“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看过吕才的图解以后,“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这样旷废多年,无人知晓的《三局象经》戏经吕才图解后又起死回生了,吕才也由此蜚声乐坛。此后,吕才被擢任为起居郎。
  贞观六年(632)九月,太宗驾临庆善宫。庆善宫本太宗降诞之所,因此在宫里与从臣举行盛大宴会,并赏赐闾里。太宗非常高兴,即席吟诗作赋,起居郎吕才又和以管弦之乐,取名为《功成庆善乐》。并播之乐府,用64名儿童进行演练,“冠以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履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①。之后,每逢享宴及国家大庆之日,即进行表演。
  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过去的《秦王破阵乐》制成舞图,其形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吕才依照舞图,以乐工128 人“披甲执戟而习之”。此舞有三个变化,每次变为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之象,动作与《秦王破阵乐》节拍相应,不几天即演习成功。后来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词,并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观者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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