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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一个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学科膨胀的时代，学科间横筑壁垒，也的确限制了知识人的思考范围。“思出其位”成了某种僭越，那么于学科内的研究是否还有可能称作“知识分子研究”呢？而从事实的层面看，一些研究的深入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八十年代，但其影响力却远不如八十年代。这是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不可避免的悖论吗？
随着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它们所提供的新的学术性资源不断渗透进知识分子研究的过程之中，无疑将深化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总归起来看，新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可能有两个明显的转向，其一是由注重抽象理论进一步地向注重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方面转向。历史的研究和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的介入将是研究的主要手段。随着西方知识分子理论更多地输入，理论素养的有效提升是必然趋势，但仅有理论是不够的，更深入的研究则在于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和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状态的结合，从而可能发展出新的理论。其二，研究方式由单纯普适性的寻求转向全球化视域下的特殊性研究。简言之，即是从关注国外（西方）转向关注国内（中国），思维方式也会由抽象转向具体。“地方性知识”和个案中所体现出的普遍精神以及不同于普遍精神的特殊的精神状态、生存状态将成为知识分子研究关注的共同对象。从关注方式上看，“具体语境”会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认同与接受。由于知识分子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概念，基于具体时空的研究可能更接近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或阶层的本质。
“知识分子死了”的说法在中国不成立，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存在。这个判断，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认知出发的。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知识人中间的知识分子特性的表达都不会少，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却永远不会是多数。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所有的知识人都想象成知识分子，也没必要将知识分子研究限定在一个小的空间中。
资料保全与“拟想读者”的趋舍两难
■ 林 杏
号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压阵大将”（胡适语）的章太炎，一生既奔走革命，又热衷讲学。提倡国故，乃为增强民族感情；融会新知，虽以乾嘉朴学承传人和发扬者自我期许，又能突破清学藩篱。早年标举“实事求是”，等视九流诸子，不独尊儒；中年援佛证庄，以庄证孔，重新认识新旧儒学的价值；晚年对儒学浓重的现实精神感召多有认同，颇有沟通政、学之志。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实足以为民国元勋，“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以汉学根基而容纳西学新法，自立宗派，卓然大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有深刻影响。其著作等身，如《訄书》《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文始》《检论》《菿汉微言》，对近代中国经学、史学、哲学的研究进展，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文章上追三国两晋，持论仿佛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高古典雅，自成一格，时人颇多推许。凡此种种，在太炎演讲中都有所体现。
章太炎一生，演说颇多，除平日零星的尤其是国是政治的演说之外，作为教育家共有四次集中讲学：
东京避难之时，主持《民报》而外，建立国学振起社，举办国学讲习会，“提奖光复，未尝废学”（1906～1911）；
“时危挺剑入长安”，被袁世凯幽禁羁留北京，“以讲学自娱”（1913～1916）；
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登坛系统讲述国学，当时受到媒体大力追捧，不同记录稿分别连载于《申报》和《民国日报》，一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访谈”（1922）；
晚年“知当世无可为”，在苏州锦帆路寓所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使得“东南的学术空气别开朴厚的一面”，“在战前动荡激遽的时代中，保其卓然的晚节，要亦不失儒家的本色”（金性尧《谈菿汉阁》）。
目前业已结集出版的太炎演讲文集，主要有：
《国学概论》，章太炎演讲，曹聚仁编，上海：泰东图书局，民国十三（1924）年；中国文化服务社，民国三十二（1943）年再版；成都：巴蜀书社，1987再版。
《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章太炎演讲，张冥飞笔述，上海：梁溪图书馆，民国十四（1925）年。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
《章太炎讲演集》，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前两种分别为章太炎1922年上海演讲的不同记录稿，扬州本为晚年苏州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稿。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略说五种。内容相类，且读者比较容易得到。
马勇最新推出的这一辑本，据辑者《序》曰，“基本汇集了章氏一生中的重要演讲”，但不再收已经单独结集出版的几次国学讲演，而是意在凸现“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等各个层面的主张与贡献”，“重点放在大家不易见到的章氏晚年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演讲记录”。应该说，该辑本搜罗甚富、用心良苦，许多稀见资料亦纳入辑中。对于意欲完整了解章太炎后期文化心态、政治理念、“演讲姿态”的非专业读者而言，无疑是可以省时省力而又涵盖面广的目前首选。
但正源于此种“兼容并包”的努力，面面俱到的结果，也就使得该辑本略微显得内容芜杂、层次参差不齐。又因为即使异时异地发生，同一演说却可以不断重申、抑或大同小异，这就使得辑中有些篇什摆在一起，未免内容重叠复沓（如论《大学》、“儒行”、“国学统宗”诸篇）。
而就演讲稿本文的阅读而言，章太炎文章之典丽古奥，固然为当世所称赏，但其一生好爱干政，多人世时论，意图以其“先知先觉”启蒙“下里巴人”的“后知后觉”，和其过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文风，似乎分外显得南辕北辙。早在1897年黄遵宪《致汪康年书》中，就说“章君《学会》（指章太炎《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发表于《时务报》第19册，光绪二十三（1897）年），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叶瀚也说章氏“论文太艰涩，洗（惜）太散碎，观者颇不悦目，操笔人宜嘱其选词加润为要。”
其白话演说，尤其是听众记录稿，本应好些，但国学大师究竟高山仰止，尤其是部分选自后期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时期的篇章，其知识点之密实坚硬，足以让非专业读者望而生畏。何况“萧条异代不同时”，如果具体演讲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叙事”要素无法一一落实，则读者诸君无缘回顾当时文化背景与思想潮流的发生发动、以及如何与章氏演讲彼此互动，以求“知人论世”，则那些业已成为“过去”的“峥嵘岁月”，也就根本丧失了一个“现身说法”的机会。
毕竟，无论“经、史之辨”、“今、古文之争”，乃至“疑古与信古”、“新文化与旧文化”等太过艰深的专业问题，不是早已湮没成为日常中遗忘的文化历史陈迹、就是仅仅保留在学院学人的专业领域门内消受，甚至远在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文思》，1937年）的时代，就有这样悲观的说法：“但这五六十个听众中，并没有皮锡瑞、康有为其人，老实说大家并不关心今古文家的争辩。甚至连什么叫做今古文家都不明白；他如唐吉诃德一样向羊群舞矛，他自己的脸上浮上胜利的笑了。……看太炎先生这样对下一代人热烈重提上一代的争论，有时真为他的白费气力而加以怜惜。”——最后的国学大师，暮年讲学，竟而至于要后生小辈不断“为他的白费气力而加以怜惜”，也实在真是值得“怜惜”的事！但曹聚仁此文论断中，亦另有近乎公允和平的说法：“他在人性研究上，超过了宋明理学家，直人道家禅宗的堂奥，显出他自己的别有会心；可奈听众对于哲学修养实在很浅薄，并不想到人性论上有这样的道理，他的最得意之处，大家的确茫然得很。”就此言之，则章太炎晚年，即使真的“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实际未必如此，太炎晚年激愤于“吴其为沼乎”的时局动乱，再度“投笔而起”，其弟子多有文章提及，详见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倒未尝不是学术及其学人的幸事，亦可谓另一意义上的“国家不幸诗家幸”。
亦正源出于此，使得本辑入选诸篇中不少艰深晦涩之作，尤其是太炎晚年演讲记录，如《儒行要旨》《大学大义》《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等，面对国学讲习会诸君子，抑或无非“经典常谈”的提纲挈领，众人自有扎实的专业训练与知识储备应对之；而如果不假以任何诠释注解，即令其走出学院高墙面对社会大众，对于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也是个不小的考验。其接受效果，实在未必很好。这也在1930年代的当时，已经有过教训。《论语》杂志第14期（1933年4月）曾刊出文章记述章太炎在无锡师范演讲的情形。作者署名“碍哥”，文为《看朴学大师讲学记》，因为听不懂章氏讲话，所以是“看”讲学而不知所讲为何物，场面显得十分滑稽：“演讲两小时缺三十四分，章太炎吸‘茄立克’六支，喝茶五杯，微笑三次，大笑一次，起立在黑板上写字两次，一日‘诬徒’，一日‘疑疾’。向藤椅上靠去险些儿跌交一次。记录员伸头低说‘时间已到’三次。”这里所说的“疑疾”，即指太炎针对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疑古”流派的反唇相讥。《诬徒》篇则见《吕氏春秋·孟夏纪》，其中提出顺情而教的思想。太炎的众多演讲，针对“学弊”问题，曾不止一次联系到《诬徒》，自有深心、苦心寄托其中，却未必听众人人能够领会要旨。我们无法确知这位“碍哥”的身份，但根据其文风供词判断，大约也是太炎所谓“新学小生”支流。其文辞苛刻凉薄，倒也并非仅仅是“立场”对峙的缘故，也的确有演说内容与接受对象之间“距离遥远”、无法“对话”的问题。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急欲利用这批长期以来散落各个角落的文献资料的专业读者而言，本辑中有些具体史料的落实，又着实不无可以商榷的余地。
如将《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定为章太炎1920年11月4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演讲，其实不够准确。实际上，根据当时“长沙名人演说大会”媒体追踪报道，该篇演讲应该于1920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进行。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7、28两天，即刊出了题为《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演讲稿，标明“章太炎讲演，夏少尊记录”（案：此当为夏丐尊之误）。1921年以《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为题，收入《太炎学说》（共上、下二卷，“辛酉春夜观鉴庐印”）。后又在《宗圣学报》3卷2册25号（1921年5月）“讲坛”一栏刊出“章枚叔先生演讲词”两篇，其一即为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另一篇为《论求学》）。而马勇本辑此断，显然是误将前一年《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4日）“讲演”《研究国学的途径》刊出时间，误作演讲时间了。同样，定《论求学》为太炎“1920年11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演讲”，也不大准确，回到“历史现场”的长沙《大公报》系列报道，可知该演讲进行的时间是1920年10月30日下午，地点在湖南第一师范（《大公报》1920年10月31日“本省新闻”，“昨日讲演会讲演纪略”，“昨日南门外第一师范分会场，下午，章先生演讲题系关于学生求学的问题”）。
又如《论读史之利益》与《略论读史之法》两篇演讲，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仅列为1934年讲演，王乘六、诸祖耿记录稿首发《制言》52期（1939年5月），却亦没有确指详细时间。倒是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一文中，提到过开办于1935年4～11月的“章氏星期讲演会”第七期题目为《论读史之利益》，第八期题目为《略论读史之法》。但同一题目之下，演说亦可反复申讲。在发现确凿证据之前，只好存疑。马本定其为“1934年2月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演讲”，笔者孤陋寡闻，不知出处，姑且录之。但若根据时人“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于1935年9月16日正式开课”的说法，则马氏此言至少不够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