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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录之。但若根据时人“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于1935年9月16日正式开课”的说法，则马氏此言至少不够严谨。
又如《适宜今日之理学》，在《制言》57期刊出时、及《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均标为1933年10月22日演讲于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辑本中讹为23日。
《清代学术的系统》演说于当时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3月31日，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合请先生为学术的演讲”（据钱玄同在柴德赓记录稿文后1934年3月31日附记），辑本中标为“北京师范大学”，亦是忽略了时间纬度的不大准确的说法。
另有若干文字录入方面的错误。仅约略指出笔者根据辑本所标明的选文来源出处、校核之后匆匆发见的几处。
如203页，“若仅采获陈文”错讹成“若仅采护陈文”；190页又有3处错讹，第7行“说是此意”当为“亦是此意”，第15行“绵有手技作事”当为“皆有手技作事”，倒数第6行之“公仆子”当为“公仪子”；又如196页“至清人之读史者”，错讹为“至清人之不读史者”，则是在意思上南辕北辙，难免让读者大为困惑了；而198页误将“清时所谓东边道”作“清时所谓东辽道”，此为历史地理常识的不足，本非冷僻典故。1877年，清政府在放垦基础上正式设立奉天东边道及宽甸、怀仁（今桓仁）、通化三县。在东北抗日联军时期，尚有“东边道反日报”、“东边道青年先锋”等称谓。至今尚存，主要指通化市。
该辑本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针对只有“句读”的太炎若干演说（如《国学之统宗》、《历史之重要》、《适宜今日之理学》等），其新式标点有不少可议之处，尤其是在演讲中关于经、史典籍的具体引文问题，处理不尽妥当。
另外，该辑本虽然以“求全”为标的，却并非没有疏漏。如登载于《国学论衡》（原名《国学商兑》）第2期（1933年11月）“讲坛”中太炎《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就没有收入。另有其他篇什，此处兹不赘述。
以上所言，虽皆为小疵，较之辑者所下功夫与辑本的文献价值，亦无伤大雅，但笔者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目光所及，却是不得不指出的。又兼笔者才疏学浅，所见有限，更难免眼高手低，挂一漏万，这是要请马勇先生和读者诸君多加原谅的。
从“法外之理”到“法内之理”
■ 喻 中
一
“法外之理”，是指站在法律之外，探究关于法律的一系列外部问题，比如，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经济、法律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它描述的是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它回答的是其他社会现象如何影响法律，法律又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现象。对“法外之理”的解说，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的主流。寻求“法外之理”的理论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关于法律的宏大叙事与价值呼唤，它强调思想，关注法律所置身于其中的政治背景与社会现实。屈指算来，这样的法理学倾向已历经百年。
清朝末年以前，中国只有不为士大夫所看重的律学，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不仅如此，就连有限的律学知识，在中国历代知识阶层的知识体系中，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由古代中国人对于法的特殊观念所决定的。（关于传统中国人对于法的观念，当代中国学者多有论述，可以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萌生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始于清朝末年那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思想家，开始将西方各国的法律思想引入中国，以期为国家的政治维新、法律改革提供另一种的思想资源。英、法、美等国的宪政体制、宪法学说的介绍和评论，成为了那个时期的法理学主流。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汤震、陈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沈家本、伍廷芳、王宠惠、薛允升等思想启蒙者或政治改革家。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尽管民法、刑法、诉讼法、法史等法学领域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出现了像胡长清、林纪东、程树德等有影响的学者；但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法学”、“移植法学”仍然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品格。正如蔡枢衡所指出的：“中国成文法律发达很早，但是海禁大开以前，中国没有近代式的法学。海禁大开后，变法完成前，只有外国法学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移植。外国法学的摘拾和祖述，都是变法完成后至于今日的现象。……祖述和摘拾成为一个国家的法学著作、教室讲话和法学论文的普遍现象，这正是殖民地风景。”（蔡枢衡：《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载李贵连：《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法理学研究迈进了一个新的移植时代。与前五十年相比，这个阶段的“移植法学”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其一，移植的对象从西方各国的法理学全面转向了苏联法理学，苏式法理学的概念、原则、体系成了中国主流法理学界领会、学习的对象。其二，移植的出发点不再是清朝末年的富国强兵，而是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这个时期，法律与政治不分，法理学也没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政法学院”这样的机构名称，“政法研究”这样的期刊名称，都可以视为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从属于政治的外在表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人治与法治问题”大讨论，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法的本质属性”大讨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两场讨论，尽管影响不小，但仍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在法理学界的一种延伸。1988年，中国的法理学界在长春市召开了一次理论研讨会之后，有学者提出“权利本位”，也有学者论证了“义务先定”。由此，法理学中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开始引起广泛的重视，并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法学作品，比如张文显的《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谢晖的《法学范畴的矛盾辩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恒山的《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等。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一些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视角研究法律问题，也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除此之外，在法律价值、法律文化、立法学、法律解释学、法制现代化、法治理论等领域，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就。在千年之交，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走出政治话语，开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理化建构过程。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特别是法理学山重水复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轨迹：二十世纪初期以至整个上半叶的法理学，主要是在介绍、移植欧美诸国的法律思想特别是宪政学说，其目的主要在于为实现富国强兵提供形而上的“道”。二十世纪下半叶则转向了全面推行苏联特色的法学理论，目的在于为新的政治秩序服务。一言以蔽之，移植性的法理学、政治化的法理学，构成了百年法学理论的主流。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虽然在法学范畴、法律解释等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使法理学研究呈现出政治诉求、价值追问、社会探寻与概念辨析相互交织的局面；而且，关于法律的若干外缘问题，例如法律的政治之维、经济之维、社会之维、价值之维、文化之维，等等之类的宏大问题，都受到了相当的关注。但这些关注与研究的成果，既可以说是法学理论，也可以视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价值理论或文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领域之内，各个学科之间的划分并非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凝固不变，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且，各学科之间的彼此渗透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还值得进一步提倡。但是，学科之间的交流应当是相互的。而要实现“相互”这两个字，就意味着法理学在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也能够向各“兄弟学科”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正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所揭示的规律一样，只有那些专业化越强的知识才越有可能成为学科之间交流的资源。因此，哪怕仅仅就是为了促进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彼此交流，也有必要在法理学研究中，更加强调法律自身的问题或法律内部的问题。
然而，法理学本身的价值与使命，毕竟主要还不是为了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尽管法理学本身的价值与使命是多方面的，但它首要的基础性的目标还在于实现或深化对法律自身的认识。法理学要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价值立场，要服务于当下的法治建设，要回应当前的社会需要，以及其他若干使命的担当。但是，所有这些使命的实现都绕不开法律这座桥，都要依赖于一定的法律秩序。于是，法律自身是什么的问题，就构成了法理学必须首先予以回答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古希腊的智者提出的一个关于人的永恒主题是“认识你自己”。对于法理学而育，“认识法律自身”也是一个永恒性、根本性的问题。
与法律的政治之维、经济之维、社会之维、价值之维、文化之维等法律外缘问题相比较而言，法律自身的问题，或法律的内在问题，就是指微观性、技术性、专业性的法律问题。正是这些来自法律的内在问题的理论提炼，从根本上决定了法理学何以能够成为一门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邻学科比肩而立的独立学科。然而，百年以降，恰恰是这些来自法律自身的问题，或法律的内在问题，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法理学领域中的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正是在这样的学理背景之下，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提倡法理学研究有必要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论证（参见谢晖的系列论著：《转型社会的法理面向——纯粹法理学导言》，《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法理学：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论证》，《文史哲》2003年第4期；《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法学》，《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等等，以及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从价值呼唤转向方法构造、从突出思想转向学术积累、从政治话语转向法言法语、从国家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从立法中心转向司法中心。概而言之，从法律“外面的世界”回到法律的“内在世界”，关注法律自身的问题，重视“纯粹法理”，努力建构或深化法理学的“专业槽”。法理学研究的这种新趋向，可以概括为：探寻“法内之理”。
二
“法内之理”，试图回答的是法律的内在问题，比如，法律的规则、法律的体系、法律的结构，以及法律的推理、法律的思维、法律的技术等等。它关心方法、注重学术，它倾向于从小处着眼，建构法律自身的内在理论。
新世纪伊始的中国法理学之所以开始转向“法内之理”，着重探究法律的内在问题，大致是出于以下诸方面的机缘。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法理学研究的这种转向是专业分工越来越深化的逻辑结果。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研究表明，社会分工既是社会进步的动因，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西方社会在近三百年中获得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分工日益加剧的过程。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密切关联、互为表里的基本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学术分工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大约在十七世纪之前，西方历史上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没有专业上的严格分工。古希腊的代表性思想家只是一些热爱智慧的人，并不是专业化的“哲学专家”。中世纪的神学家同时兼有其他多种角色，并非专业的“神学专家”或“宗教学专家”。十七、十八世纪崛起的一大群启蒙思想家，也不大可能被归类为某种专业性的人才。换言之，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实都是一种学术研究专业化之前出现的现象。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分工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尽管预言家式的思想巨人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