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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开始杂文写作不久，作品虽有而无多，且分散在京沪不同的报刊上面。忽然收到他们二位索稿的信函，虽然只说希望将近年作品一并寄给他们看看，并无什么许诺，也颇感意外，尤其是牧惠，在此之前并无一面之缘。文稿送出后没过多久，又收到他们来信，说是两人都已看过，认为可以入选。这便是我的第一本杂文集，署名东耳。后来目睹耳闻了许多“主编”的工作，虽然大多名高位尊，但主编也者，挂名而已，书稿是很少看的，更不要说初选就亲自操刀了。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多选家。选，也是一种文学批评，体现了选者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趣味。如果有人认真研究一下历代的选本的标准和这些选本在实际创作中产生的作用，是很可以写出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批评史的。可惜这样的传统到今天只有如严秀、牧惠这样少数选家还在承继着。
后来同牧惠有了更多的接触，发现他处事的认真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无论大事小事，决不苟且。他投身革命很早，大学读了一年就成了职业革命者，打过游击，当过地方官员，后来又长期从事理论刊物的编辑工作，对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十分执著。每当看到、听到一些有悖于理想信念的事情，他总是连连叹息，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愤愤地说：“怎么能这样！怎么敢这样！太可怕了！”他没有权，无法以权为民所用，消除这些丑恶的现象。然而，他还有一支笔，可以
情为民所系，发为文章，表明他的愤怒与不平。他的文章很多，因为令他愤怒的世态太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受到一些自诩为“左派”者的攻击，给他加上了各种时髦的帽子。但是，凭心而论，他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处处维护的正是从投身革命时就一直追求的一个民主的、进步的、人民共同幸福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专制、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欺骗、没有权力滥用的大同世界。倒是那些攻击他的人，早已随波逐流，不见有谁为了百姓的生存和权利比他发出过更多的呐喊。乖巧者随时而化，执著者反成了异端，这也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
我比他要小十来岁，但常常感到要比他更为世故，许多事觉得说也无用，何必白说。但他不，他是那种锲而不舍决不肯向邪恶让步的理想主义者，明知白说也不愿放弃说话的权利，始终希望那些文章能有助于世道的改进。所以他不停地写，不停地呐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以他为镜，我感到世故的可恶。中国的事情，当成于认真、执著而毁于懈怠、世故。
牧惠走了。他那执著认真的品格，永远在我心中。
平生风义师兼友
王学泰
用李商隐的名句悼念刚刚故去的牧惠先生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此句多用于追悼年龄相近、而又为悼者衷心佩服的朋友的；而牧惠先生长我十五六岁，从他的经历来看，更应是我的前辈。但自10号那天得悉牧惠先生逝世的消息以后，“平生风义师兼友”就不断出现在我的脑际，这里贸然用此句为题，主要还是追念先辈的仪型，突出他堪为师表的一面，读者不要以辞害义。
虽然八十年代就读过牧惠先生的杂文，也十分喜欢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华表的沧桑》《海瑞墓前的沉思》《吃肉未必不骂娘》之类，但我们相识很晚，那是在1997年，我为学苑出版社编一套随笔丛书，其中有他的一本。从此来往不断，每年总要见上几次面，直到这个月的5号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吃饭，饭后同时告辞；只要我们都在北京，每周都有电话往来，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我还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问个事，是他夫人接的。当时她还不知道先生仙去的消息，只说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到温泉度假。
牧惠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义感，在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斗争中，这位老人往往是身先青壮年，站在斗争的前列。我在为他的《小报告以外》写的书评中说，他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批评家。这是他一生的选择，过去他曾用武器批判旧世界，后来是用笔揭露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打抱不平，为弱势群体说话，为天下伸张正义。他以饱满的热情说他人所不能说、不敢说，敢于触及敏感问题。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战士的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他那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但这些都是其来有自的。
牧惠五十年代在广东历任区、县、地区、省的干部；六十年代初，从地方调到中央，就职于《红旗》杂志文艺组；“文革”中进过牛棚、挨过斗，但这一切都没有白过，促进了他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他思想得到飞跃，以写杂文来表达。当然，这也受到一些“左视眼”的嫉视，攻击批判，如影随形。连广州老友漫画家廖冰兄也为他担心，写诗说“京城爬格莫嚣张，休碰《中流》八九枪”，以嘲戏的方式控诉了牧惠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可是在牧惠本人来说，他处之泰然，不为流俗所动，依然故我，直言无隐，勤勤恳恳，代民众立言。
牧惠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应缺席》（就我个人所见而言），发表在第三期的《随笔》上。此文是谈人们所关注的“三农问题”的。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忘记打游击时供养和掩护他们的父老乡亲。他深情地说：“我对农村、农民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我始终把眼睛盯着农村，阅读有关报道。开放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不像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人们的知情权多少受到尊重了。读到这些，我高兴过，也忧虑过，愤怒过。”他为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索取太多，许多农民、特别是老区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感到痛苦。他说：“‘文革’刚结束，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区去探望契娘。我怎么也没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我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他们。”牧惠先生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正是这种感情在支持着他、鼓舞着他。因此他说，不仅作家要关心农民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这大约是他最后的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们听到。
牧惠先生对于他所追求的正义锲而不舍，不屈不挠，争取一切机会诉诸舆论与社会。这一点我是有所体会的。例如五十年代初的广东“土改”中反对所谓“地方主义”问题，我就听牧惠说过多次。他讲当时“左”倾错误给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斗争中曾经支持过共产党的开明士绅、中小资本家和小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不应有的伤害，痛心疾首。他还举过一些例子，说这些人或他们的亲属后来到了香港、澳门，影响波及海外。他写过几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听说在广东有所影响。去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牧惠一本自传性的著作，名叫《耍水·耍枪·耍笔》。这本书中也谈到他所经历的广东“土改”，出版社把与此有关的文字全部删去，牧惠先生很生气，向朋友赠此书时都附了一个小条，上写道：“朋友：此书为《漏网》的扩充再版。遗憾的是，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三审时删去几篇文章。计有：《漏网》（记反“右派”）；《忘却不了的记念》（记广东五十年代土改中反“地方主义”的左祸）；《（丑陋）的风波》（记围绕着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那场闹剧）；《（选萃）的坑坑洼洼》（记新基调派的捣乱）。书上的文章还有删节。因此，此书远不如旧版《漏网》。为免倒胃口，有《漏网》的朋友就不再送书了。”从这个小条子中可以看到牧惠先生的性格。这种性格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而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经历这种时代的。
牧惠先生远去了，他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四十多部著作），有待我们总结与学习。但更重要的还是先生的为人，不久人们会感受到老成人凋谢给社会带来的空寂。
张岱年先生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
■ 张翼良
我相信，在学述著作的选集中，著名学者的“自选集”，是比较精当而可靠的。哲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于4月24日不幸去世之后，怀着对他的深切悼念之情，我阅读了《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先生在一篇十分简略的“自传”中，把他自三十年代以来的一生学术研究活动概括为三个方面：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化问题的讨论。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他独到的功夫和突出的贡献。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对他的思想只能有粗陋的理解，难免要说些外行话，但读过他的著述之后，文字上一个总的印象，可以表述为两个字：平实。正如他的为人那样，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和惊人的用语，而能把许多哲学问题表述得很平实，这本是张先生的功夫所在，且寓深刻于平实之中，读后让人回味，有余音缭绕之感，又正是其著述的特色。那么，他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是什么呢？
一、全面贯通论、史的巨著——《中国哲学大纲》。
张先生优于哲学禀赋，又素好攻读原典，因而在理论上成熟甚早，在大学毕业前后，便有多篇高质量的哲学论文发表。1936年，即二十七岁时，他便写成了五十万字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史。在现代中国学界，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当推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它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建立。胡适开始把西方哲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系统研究，在对中国哲学史的史料整理、校勘、训诂和贯通方面都作了重要的启动。但他的这个大纲，只写了上卷，只写到先秦韩非，而且并没有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范畴系列。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冯友兰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从先秦到清代，其内容涵盖了整个中国两千多年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在治史上，鉴于以往“信古”和“疑古”的分歧与偏执，冯友兰采取了“释古”的态度，在写作体裁上，他兼取了西方多用的“叙述式”和中国传统常用的“选录式”，让原始的材料讲话和自己的独到分析相结合，并且把复杂的哲学问题讲解得清晰若水。冯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一直成为国内外难以移易的基本教材。以上胡适、冯友兰二书，都是按一定的历史分期，以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先后为序，是一种典型的思想通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却是一本论、史贯通的著作，它不是以人物、思想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从形式上看，它像是一部中国哲学概论或通论，因为它分为三部分：宇宙论（并不是Coemology的译名，而是关于宇宙的学说，又分本根论＇相当于Ontology＇和大化论＇相当于Coemolo…gy＇）；人生论；致知论。但在内容上又是中国哲学一系列基本范畴的演变史。比如“本根论”，“本根”一词取自《庄子》，指宇宙中之最究竟者，或“万物之本”，又称“一”或“元”。同时说明，从先秦老庄的“道”到宋代道学中的“道体”，都含有“本根”或今日所谓“本体”之意。接着就“本根的意谓”、“本根的特征”、“本根与事物之关系”等，历述从先秦到明清各家的说法。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或佛家学说，区分本体与现象，多以本体为真为实，现象为幻为虚，而中国哲学则视本根与事物为本末、源流、根支之不同，并非实幻之区别。又如“大化论”中之“两一”一章，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的中国形态，从《老子》《易传》到清初王船山的论述，发掘了丰富的史料，理清了基本脉络。引证北宋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看来这是中国传统辩证法中的一个主导线索。揭示这个线索，对于总结当代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颇有意义的。在“释古”的基础上，张先生进一步要求“析古”。总之，如今翻开《中国哲学大纲》，看到张先生在不及“而立”之年，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哲学中，透过纷繁复杂的史料，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一系列基本范畴，作了准确而精辟的厘清，富于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这不能不让我惊叹而惭愧。如今的青年学子如何努力达到张先生那样的学术功底和水平呢？
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往往是很不平坦也很不相同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