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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被专业机构妥为安置之余，为阳光所表象的向往即使是在为阴影中的人所表象的权力压抑当中，也将不由自主地显影出来。那些为现代社会中商业逻辑所放逐的意愿，在不能获得满足的危险里，渐渐定型为一种固定的盼望，印证着效率原则之下不能回避的晚景凄凉。这当然，即使至少在图片中，也将要唤起人们的内疚；不过内疚将要转瞬即逝，因为在城市空间秩序的安排中，养老院也从未占据中心位置，一如被谨慎区分的老人，这类建筑被放置在城市的热闹外缘。甚至关于这些老年的话题，一方面在商业性的投入产出逻辑之下被讨论，另一方面，换了一种修饰性的面目，在以老年消费为指向的迎合信息中此消彼长。
也许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说法可以被当作生命状态的理解，从而提供一种在现代性的要求之下别无选择的参照：尤其是其中关于栖居的看法。海德格尔想得相当复杂，他据以例证的黑森林农庄包容和保留崇神、生活和生产几乎所有功能，通过摇篮和棺木在同一所房屋里各据其位将生和死并置于同一时空。院落的朝向、房屋的形态要和自然相呼应，适应气候变化并在冬季漫漫长夜里为脆弱的人提供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屏蔽。他说那是动用了使天、地、神、人纯一地进入物中的迫切能力来将房屋安置起来了，当能够守护四重整体的本质的保护出现于筑造中，才可能有栖居发生。这种栖居空间的本质要求对时间的覆盖，完整地越过生与死，每个人生阶段因为为空间提供了不同的体验和意义而合法地存在。在这样的空间里，除了死亡，没有其他力量能够将个体驱逐出去。
异族的古老农庄当然和现代生活了无关系，“保护”在抽象的层面上显然也不能够呼唤此刻所在的空间来承担。人们甚至不再有确定的信仰或者其他的情绪满足来安抚自己一生的辛苦，当生命的终结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确定地跨过所有的屏蔽来临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来帮助人们保持平和的心态。人们似乎已经不能确定家庭有着情绪、感情义务场所的功能，因而注定要经受死神临近的恐惧，因为可以安慰自己的那些人、多年以来人们作为个人所容留的社会已经在年龄的某一个区位作出了越来越彻底的区隔，年龄的数目在讲究效率的现代几乎就意味着弱势的程度。不可避免的，这一群阳光下的老人看不清楚的表情里将有企盼，还有在相互传染中的恐惧。世界的变化使得他们和家庭分割开来，而在此之前并无关于老年人群群居，在这个不大适宜建立新的关系的年纪必须建立一些关系，一同来面对生命终结的经验和信息。就这个意义而言，此刻依旧是少数的那些居留于养老院的人群成为了一类先驱，不得不在以往的经验被废弃、适用于当下的知识还不足以应对的情况下如此来摸索死亡。
所以问题将是而且必须是：现代生活作为一个越来越机械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越来越有效地将人们的工作以及私人生活组织进入自身的流程以后，是否有可能从现代性当中发掘支持个人生命圆满的要素？是否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割裂同情的方式来创造同情？如果人们因为劳动能力的丧失最终都不得不被这个统一的程序边缘化，在依附于这个程序生活并且和这个程序发生交换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建立自身的理解力，作为一个现代人，获得灵魂的拯救？倘若老人的群聚竟然是未来人们面对生命终结的常见生态，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可避免地进入的阶段性生活方式，我们是否能够对这样在人生最后阶段还将被效率性的批量处理无动于衷？
感觉和意义常常是同步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说：“一张照片对我来说是一个同时性的瞬间确认，一方面是事实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视觉上感知的表达这个事实的形式组织。”摄影作为一种现代技术手段的飞跃性的进展为人们展开了新的记录和观察空间。与此同时，与时代发展同步，摄影所捕捉的片断不管是确证还是颠覆了我们的观察，都将提出问题。作为文化符号的摄影作品不是预先存在的本质的表达形式，而是自身成为积极的行为者，创造新的本质、新的社会形式、新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新的观念，对“命运”、“自然”和“社会”现实这些东西进行重组。至少在这些我们此时此刻所观察并感悟到的记录里，人们在观看画面的同时还不得不一起见证新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商业力量对传统价值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的强烈冲击，这就激发人们不仅仅是在心理上还要在行为上作出回应。
白兰：时差里的中国女性现象
■ 刘 宏
故事梗概：
黑社会老大因杀人面临审讯。他要求手下李为其顶罪，因为李案底较少，不可能被判死刑，等他若干年后出狱，老大就会买一条船让他衣锦还乡。李同意了老大的条件。正当此时，李接到警方传唤，他的妻子死了。李只是白兰名义上的丈夫，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孩为了以这种交易婚姻方式留在当地，需要付出多年沉重劳动，然而还没有到时间，她就贫病交加死去了。李发现了白兰写给他的情书，在偏僻乡村里的艰难生活中，李成为白兰唯一的、从未得到过任何回应的想象。白兰事件震动了李，使得他拒绝了与老大的交易，最终被老大杀死。
如果从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划出一个时段来，对于这一时段的中国城市里的女性观众来说，白兰很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角色。白兰在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故事里并非最主要的人物，在故事里，她出现的最重要的缘由在于，承担唤醒李的自主意识。白兰和李的牵连发生的时候，李已经度过了多年黑帮喽罗的生涯，一事无成，进退两难。他不是在黑社会里打打杀杀的那块料，这是和他同时出道这会儿已经成为老大的人对他的评价。可是他也不得归家；他的家乡，几乎没有在影片里得到过展现，只是在他们的对话中听起来是一个小渔村，边远、贫穷。李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条船开回去。想要回去的人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愿望，他只能在城市里随波逐流。
故事就在此处开始。李和老大一起打死了一个人。这件事情的善后做得不够彻底，弃置在海中的尸体浮出水面被人发现。警察的追击即将开始，作为主犯的老大要求李去自首顶罪，他愿意以买一条大船让李出狱以后衣锦还乡来做交换条件。李思来想去，同意了。警察的传唤立刻就到来了，但不是为了凶杀事件，是因为他的老婆死了。
李的老婆就是白兰。如果不是获得了白兰的死讯，李几乎不会想起她，他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有老婆。李和白兰处于为了换取白兰的长期居留而假结婚的法律关系之中；白兰为了获得这个居留的身份付出了三年的劳作，如果不是生命的结束，也许还会更久。在丈夫身份的要求下，李前往白兰住过的小村子处理后事，这一过程中，李非常诧异地发现，原来白兰爱他——这一他所想象不到的爱情使得他心中残存的善良复苏过来，他拒绝了老大的要求，但是拒绝带来了报复，结果就是他的死：被人所杀。
在白兰看来，李是一个善良的人；在白兰心中，充满对李的爱；这有白兰写给李的书信为证。李正是从白兰留下的书信里得知这些的。其实李的善良并不需要白兰的旁证；这一部故事总的来说是关于他而不是白兰的，影片里的时间分配也是如此。李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需要出路的人。从他在一群更年轻的小混混儿面前的表现，他们对于平民的不同态度里，是不难看到他的身上的确有着一些善良的痕迹，以及更明显的懦弱，表现为时而犹豫不决，时而忿忿不平。李管理着一个小店，但是在一个已经不属于他的时代，他很容易就被取而代之了。他也没有什么机会更没有什么能力来表现他的善良，毕竟在城市里混了多年，他过得还是相当捉襟见肘。这样朝不保夕厮混的生涯令人厌倦，但是李并没有自主能力来结束。
李当然就更没有刻意对白兰表现什么善良。他知道也许还记得白兰的存在，他也知道有一些记录中他和白兰有着什么关系。可是在他看来，这些都和他没有关系。不过是过目即忘的交易，白兰要为此付钱。当年在交易进行的时候，另一个小混混叫他看看白兰，他没有什么兴趣，绝非出于刻意，他把小混混说过难看的红围巾解下来，让他去交给白兰。几年前李至少比现在要意气风发，并不是面对白兰的死使他颓废。然而，这就是他为白兰所做的全部，如果这样的行为还可以被理解为是为了白兰。
也许他还曾经有机会真的为白兰做点什么，但是这个可能无限渺茫。白兰在艰苦的洗衣劳作之后发现自己病得严重，举目无亲的她第一次离开她被送达的小村子，来找李。李在店子里；白兰隔着玻璃看见他，在门外停下来，酝酿如何对他说自己是谁。就在她鼓足勇气要跨进门的一刹那，有人先冲进去，是几个警察。李被带走，经过白兰面前，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即使他的眼光掠过她的脸也毫无感觉。帮助一个生了重病的女孩子对于李来说可能是过于沉重的事情，很可能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而且，在那个时刻，即使是和其他心狠手辣的人相比他还算善良，但，是否善良得足以对几乎还是素不相识的白兰伸出援手，这还是一个需要加以考量的问题。警察的出现使他被动地回避了这个难题。
下一次他所看见的白兰的照片，已经是遗照了。接下来他看见白兰，那是白兰的遗体。白兰死了。可是白兰生前的一切还没有那么快地死去，那些关于她的信息，从信里、从旁人的转述里纷纷汇集到作为名义上的丈夫李的面前。他可能无动于衷，也可能被深深感动，无动于衷当然更加符合他在黑道上厮混多年的冷血气质。但是白兰在那样的遭遇里还能无怨地滋长对他的爱情，仿佛是他从未介入黑道生涯之前，仿佛是他所在的古老的渔村的单纯。这种单纯传递着一种不祥的预期：对于单纯的回归总是结束一切的回光返照。
经由白兰，李明白了，晚了。
白兰死的时候不过二十来岁，她年轻，虽然因为生病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依然是美丽的。白兰的来历在影片里只有一个模糊的交待，她来自中国。白兰母亲去世之前叮嘱她去韩国投奔姨妈，母亲死后，白兰在中国已经没有亲人，她来到韩国，发现姨妈已经移民到加拿大，不知所踪。她留在了同样举目无亲，而且言语不通的韩国。
白兰的决定很经不起推敲，尤其是她似乎也明白，如果她留在韩国，未来的生活可能是什么。在影片结束，白兰的生活再也没有悬念地完全展示出来以后，显然可以知道白兰在韩国的生活几乎是位于最底层的。她是一个洗衣女，靠手工洗衣熨衣为生；白兰的工作状态几乎是现代生活中快要绝迹的古老遗迹，所有的内容是每天骑车越过街道和巷子，收集人家需要清洗的衣物，然后手工清洗好了，熨得齐整了，再送回去。不消说，在雪花纷飞的冬季，用脚和手洗大量的衣服一定是一桩艰苦的劳作；从身体感觉来说，那一定是不愉快甚至是相当痛苦的。白兰不能否认这一点，她在留给李的遗书里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只字不提，她反复说的只是，这里的人都很善良，他们都对我很好……然后就似乎很有道理地说出来，你是一切人中最善良的一个。
白兰真是一个矛盾的、同时也是一个平面的人物。似乎将影片里的白兰描绘成一个平面的人物有可能消解出现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矛盾，但都是徒劳的。一个生于1978年的中国女孩子，来到韩国是1999年。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是否还能像白兰这样对于纯粹最初级的体力劳动也甘之如饴，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问题。白兰在中国理应属于受过教育的女孩子，否则她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不可能从不会说韩国话进步到可以用韩文写流畅的情书，那个许可她留下来洗衣服的老奶奶只是在劳动的间隙教过她说些韩国话，此外，那份让她累得很快就香消玉陨的工作显然也不会留下许多空闲时间，而且，似乎并没有谁可以教她书写。
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她的聪明和悟性就像学习韩语所表现的那样，她是完全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作出更理性的选择。白兰所拥有的还不只是教育所赋予的理性；她还有美貌。仅仅凭借直觉女孩子们也都可以得知，任何文化背景的社会都为美丽的女孩子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种种出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