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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到刘健群后，蒋介石的目光投向他官邸附近的一片巍峨的建筑。那就是励志社。
励志社旧址，位于今天的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现在它只是江苏省会议中心。而在过去的50多年，它还先后是过学校、招待所、宾馆等普通场所。历史已经剥夺了一个时代给予这三栋宫殿式古朴建筑的特殊荣光。作为富有悲剧意味的一个时代象征物，人们只能看见，励志社，那不尽的尘封的面容与真相。
1929年元旦，励志社效仿日本“偕行社”而建，原址在黄埔路的中央陆军大学校内，是一个军内文化服务组织。1931年，由著名建筑师关颂声、越深设计，由陆根记营造局施工的中山东路励志社建成后，励志社开始了它兼为一个著名的服务组织、一个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气的建筑的历史。不久后，作为社团，它的分支机构遍布了许多城市。
励志社事实上是那时的国家俱乐部。在励志社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笔：1932年3月1日，蓝衣社组织在此正式形成。
励志社大会的一个参加者干国勋，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写到大会的进行情况：
“（3月1日）早晨8时前，大家都根据筹备处的通知到励志社集合……会场中的座位布置成马蹄形，对着马蹄口所设的桌椅，即为蒋氏主持会议的席位……”
但这个会议因淞沪战争，而显得不大圆满，二郎庙的人物“因公不在南京”而缺席了10余人，其中更包括三个重要人物：康泽率关注战争的首都记者考察团到前线考察，胡宗南则匆忙赶回前线，充实防御。最后，曾扩情也还留在成都“游说四川”。这样，只有40余人参加会议。
蒋介石到场后，如同桂永清推荐刘健群那样，这个绝密会议又有了一个小插曲。
不知道是二郎庙哪个人物多话，一个叫冷欣的黄埔一期学生，听说了励志社大会后，也闯进了会场。自然，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刻、能凑上蓝衣社发起人的资历。但蒋介石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他一本正经地问冷欣：
“你来这里做什么？”
冷欣吓得不敢回答。然后蒋介石更加严肃地说：“你走吧。今天这里没有你的事。”
赶走冷欣的场面，让在场的人印象都非常深刻。它使这个会议显得异常庄重，会场静得只能听到细细的呼吸声。
一生有过无数兼职的蒋介石，自然是蓝衣社的真命社长。他开始致辞。这个讲话也一如他惯有的枯燥、烦琐。他显得非常振奋，满口“力行”、“复兴”。他的身后，挂着他自己拟订的、大致是照抄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手书，“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讲话过后，依照“民主集权”原则进行人事评议和投票选举。得票多少，将是干事、常务干事、力行社书记，以及力行社监察委员人选的主要依据。
邓文仪因任蒋介石秘书，没有成为被选举人。腾杰、贺衷寒、康泽、邓悌、桂永清、周复、肖赞育、郑介民、邱开基九人被选为干事。力行社第一个赞助者曾扩情落选，在许多人的评议里，这个当年的“扩大哥”既娶了姨太太，偶然还吸鸦片，他“能力全无、经验略有、但近来官僚不堪”。
得票较多的胡宗南被蒋介石亲笔圈出了干事人选。蒋介石的理由是军队“带兵官”不要多参与政治事务，以免影响打仗。此外，怎么都不能占据地位的戴笠，被蒋介石圈成了三个候补干事的最后一个。这可能和干事会里几乎没有浙江人有关系，同时也说明蒋介石完全操纵了会场。
常务干事是“三驾马车”，腾杰、贺衷寒和康泽。其中腾杰代表黄埔四期，贺衷寒代表一期，康泽代表三期；以便蓝衣社的统制全部是黄埔力量。
顺理成章地，腾杰继续出任力行社书记。按照“书记负责制”原则，他要推荐下属各处以及监察会人员名单，但这些人选的确定，要经过社长蒋介石的同意。
力行社设立六处，即书记、组织、宣传、军事、特务、总务。书记处是腾杰的助理机关，由力行社的几个“小字辈”组成。常务干事康泽兼任宣传处长，他的《中国日报》也“顺便地”成为力行社的机关报。
军事处长是除了不在场的胡宗南之外，惟一像模像样的“带兵官”桂永清。总务处长是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曾扬言向蒋介石告发、此时却也被带到励志社的李一民。最后，为使力行社拥有一个比黄埔同学会更正式的“掩护和运用机关”（《康泽自述》），蒋介石决定设立一个新机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由肖赞育出任处长。
这个“调查处”不仅继承了黄埔同学会的全部权力，而且权力版图扩展到此时南京大小几十所的各类军校。此外，从它设立的那一天起，它就兼有特务机关的意味。
在会议临近结束前，蒋介石与40多名与会者沿励志社宽大的大厅，手拉着手站成一个大圆圈。他继续以他那呆板、毫无特色的语言进行鼓动：“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不达目的决不终止……”
从晚清开始盛行的秘密组织时代，从这里步入了它的最高潮。
4
在3月仍未转暖的南京，八宝街一带的几个院子却异常热烈。励志社大会前后，由陈启坤出面，力行社在八宝街的一个“大园子”内，租下了两栋二层楼的房子以作总社办公地。肖赞育曾谈到，“因系秘密”，它不设岗哨、没有招牌，只有几个便衣警察守卫。
3月是蓝衣社6年多的历程中，魁首们聚会最频繁、相处最默契的一个月份。按照蒋介石对力行社的要求，力行社不另设机构，“只有小组和社员”（《康泽自述》），全部60余人被分为六个小组。小组每周会议一次，组长也每周要向蒋介石汇报一次工作。这带来了力行社此时紧张、严密、热烈的氛围。
蒋介石在当年6月7日前往武汉主持“三省剿匪总部”以前，主持了力行社全部的13次会议，“并且每日会议都长达3小时以上”。一个成员更回忆道，“在第一年的上半年，三位常务干事经常与蒋氏围着一张小圆桌四方坐下，讨论国家大事与社务”（邓元忠《林培琛访问》）。他过问着力行社每一个计划，敦促着每一步动作。
在他无比庞大的军人身影下，这个春天，蓝衣社的第一轮发展狂飙卷起了。
一个力行社成员1932年春天的日记曾写到，“得到总司令的同意”后，蓝衣社“气势一日千丈”（《唐枞日记》）。这种震动南京的气势，首先因为它接管了首都的防务，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这年春天涌入八宝街的人流里，有五个“皇亲国戚”。他们是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亲侄子、“天下第一侍从”毛邦初，首都卫戍部队88师师长俞济时，警卫团团长宣铁吾和蒋介石的两个侄孙，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和空军首脑蒋坚忍。在古代，这些亲族子弟、近卫部队往往身着锦衣，一时之间，蓝衣社被笑称为蒋介石的“锦衣卫”。
披上锦衣后，蓝衣社还被笑称“黄袍加身”。在“皇亲国戚”的后头涌入八宝街的，是遍布各地的一百余名黄埔将官。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了关麟征、黄杰、王敬久等后来声名最显赫的黄埔毕业生，是当时几乎全部的“学生将军”。
这个春天，在办公室里，腾杰的眼睛不断投向一张硕大的地图。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个粗壮的军人身影，而他目光所及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广漠。2000多名团警班成员，先是在淞沪、江苏、浙江等地，成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禁烟、税务、交通、铁路等警察部队的头目。不久后，那些身影又进入中南、西南、西北和华北，负责起保安部队。
这个春天快过去时，腾杰的地图已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团警势力。上百个保安团、几百个警察局，从中心城市到县城不断在地图上被标列、添加。夏天到来时，力行社已拥有成员约200人，大多数人都是将军。此外，它的下属组织军人会也在各地控制了200多个小组，并且“小组常有多至15人者”。
这个春天，腾杰的目光穿透烟雨迷蒙的南京，编织一张更加隐蔽蛛网形地图。
3月，革青会兼并了18人的布衣团。革青会南京小组成立。从这里开始，一个庞大而细密的革青会网络，在一个个城市、街区、住宅舒展开来。任觉五担任南京支社书记后，干国勋执掌武汉支社，叶维负责上海支社，贾毅主持北平支社。接着，十余个支社、上百个区社、几百个小组，开始密布在工会、报馆、学校、社团。
革青会的使命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许许多多的市民，就在这个春天风闻到了蓝衣社的存在。
至此，蓝衣社一举成为南京的三大派系之一，民国新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几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写到：“（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其中最大、最具影响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以及黄埔系……在1932年到1938年间，黄埔系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一个纪律严格的秘密组织，闻名的蓝衣社。”
这番论述，被收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
这个春天，八宝街还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迟迟没有任命的特务处处长，终于下达任命了。担任处长的，不是控制着颇具规模特务势力的邓文仪，不是早早显示了特工才能的郑介民，而是流离沪浙十年、一事无成、曾经偷鸡摸狗，在家乡几次诈骗、屡受殴打、名声极差的那个从前的流氓，后来变得勤奋含蓄的戴笠。
5
组织建设之外，是“精神建设”。腾杰和蓝衣社的领袖们都深知，没有廉洁献身的精神，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再庞大的组织也会是一盘散沙。随着革青会的兼并布衣团，这个春天，《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也被接纳为蓝衣社的主要文件。布衣团“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经过腾杰整理，变成了对早期蓝衣社有深远意义的《生活限制条例》。
《生活限制条例》后来被称为是“修身进德之举”。和刘健群的设想一样，这是一个琐碎、细致、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条例。它要求成员勤奋、“力行”、清廉、简朴；限制奢侈浪费，如外出不得坐客轮的头等舱，尽量减少用车等；限制腐化堕落，如不准赌博、不得娶姨太太等。一句话，它也要求大小成员，“生活等同于普通民众”。
首先限制的是收入。民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高级公务员的收入一般为民间十倍以上。如一个上校团长，法定月薪为240元，而军人会的一群上校，由蓝衣社列支，每月仅80元。助理书记陈启坤的月薪同样是80元。即使是总社书记腾杰，其月薪也不过120元。在这样微薄的薪金中，他们还要上缴5％的“社费”，还要无穷无尽地“乐捐”。
《生活限制条例》规定，即使是薪水不由蓝衣社列支的成员，必须将超出200元的收入，上缴给刚刚组建的“厚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力行社的福利机构，一个小型的“公社”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收取高薪会员的上缴，发放失业人员救济，负责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等。一句话，它要使入社人员“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当时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月入为400元，每月上缴200元。桂永清等人的每月上缴亦有此数。一个成员谈到，由于蓝衣社内高薪人员非常多，一开始上缴也非常自觉，失业人员每月30元的救济，从1932年到1934年是得到保障的。
与之相反，社内办事人员的薪水却相当平均。“刚从大学毕业的助理员也是社内最低薪水人员，每月就有60元”，和高干的差别极小。
随着《生活限制条例》的推出，及各个后来或重要、或昙花一现的人物的介入，八宝街的生活，开始显露一种民国罕见的清新。
这种清新首先因为成员的年轻。1932年夏天，拥有数千名成员的蓝衣社，平均年龄约27岁。年龄最大的曾扩情不过37岁，大多数人是20多岁，而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则只有17岁。
林培琛是整个蓝衣社历史上，最年轻的力行社社员。他的加入力行社，多少有些幸运色彩。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热心时事，关注国家前途，成为匆促组建的“童子军筹备会”成员。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集会中，他被力行社的一些首脑看中，立即退学到力行社书记处任助理员。
加入力行社，使林培琛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追求。他的工作是负责内部联络，安排会议，保管、誊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