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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不仅限于官场，更弥漫于整个武汉社会。它是一个“小中国”，它把“闹华五鬼”的各种弊病，集大成式地汇合在自己的身上，使一个荣光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遍身脓疮、污秽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年女丐。
作为水陆码头，自晚清以来，上海、武汉分别是“洋务”中国的两个缩影。一边是“向洋看世界”的开放，另一边是“富国强兵”的改革。在50年的开埠之后，上海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有些畸形的繁荣。而以新式陆军、兵工厂、重工业为象征的武汉三镇，却迅速陷入了蒙昧、野蛮的深渊。“首义”的枪声刚刚停息，沿长江东下、从大西南汇聚于此的，是大量的鸦片。“云土”、“贵土”乃至由印度、缅甸辗转漂流而来的“洋土”，使这里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交易商埠。
随鸦片而来的，是大批流民。以流民为社会基础，“青红帮”等黑社会组织在这里泛滥成灾。以贿赂、收买，甚至“招安”的方式，“青红帮”的大头目迅速成为各级警察机构的头子。他们藏污纳垢，将原流氓、盗贼、横行市井的粗坯招进警队，按照各自在帮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授予警衔。警察机构完全成为黑帮的附庸，警匪一家，鹰鼠一窝。几年间，帮会之间的坐地分赃，成为武汉政治生活的最大事务。帮会的火并结果，成为武汉社会生活的风向标。武汉在沦落。
鸦片武汉、地下武汉、黑金武汉。一边是卖儿救穷，砍头示众，污水横溢，另一边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横行三镇。武汉的人口贩卖市场、鸦片交易市场，是完全公开的；而作为全国第二大城市的武汉，当时报刊发行总量，位居各大城市的末座。
这就是1932年6、7月间，邓文仪连同他的“校长”所目睹的武汉。
这就是腾杰、贺衷寒、康泽这群蓝衣社领袖痛心疾首的中国之缩影。
“九时半与曹浩森、陈希曾、邓文仪谈话，令邓接收各方报告”。
这是蒋介石当年7月5日的日记。曹、曾两人，正是武汉的警备头脑。一句简单的“令邓接收各方报告”，邓文仪轻易接管了武汉的生活秩序。
接着，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在《回忆录》里也谈到此事：
“某日，委员长……令彼时侍从秘书邓文仪与我……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但我对此任务艰巨，不敢接受……”
这个蔡孟坚是CC系的大将，曾伪装成商人潜入洪湖，并与贺龙会面，是当时盛传一时的“蔡大胆”。但他在武汉腐败面前却束手无策，于是其倒霉的日子也就到来了。几天后，“委员长出席联合纪念周，即席训话，对武汉市区秩序混乱，社会生活腐败，对警察服务精神，大肆指责……”
把蔡孟坚骂得面如土色后，蒋介石给了邓文仪一项指令：组建负责反腐败调查、“社会风气整饬”的机构——第三科。第三科以原军委会“调查科”为班底组成，其基本干部不变，邓文仪为科长，与邓文仪交往极密的邱开基为副科长。下设五组，共辖军情特工、秘密警察、刑事侦探1000余人。
第三科兼有特务机关、社会局、警察局三大权限。一开始，这是一个精悍的，然而在武汉面前多少还貌似单薄的力量。
2
“第三科成立时，汉口市内已有两个调查机构，但皆与青红帮有关，实为罪恶之首……”40年后，谈到武汉土豪时，邓文仪仍然一脸激愤与轻蔑。正是渔船停泊港湾的季节，台风一阵阵地刮过街市，卷起他们住所的窗帘，电灯不时地明暗。不过，一屋子的人都沉湎于尘封的旧事，谁都没有去注意天气的异常。武汉反腐的另一亲历者邱开基，更是激动不已。
历史在两个老人的讲述中重现。原有的两个“调查机构”，一是绥靖公署稽查处，其处长为杨庆山。此人十几岁就开始了自己“打码头”、混黑帮的生涯，因善于拉帮结派，在帮会中地位节节上升。到30多岁，杨庆山已开设了两个堂口，成为“栖霞山和太华山的双龙头”，有数千弟子、打手。另一方面，他却以“慈和、义气、有担当”为包装，捐资积善堂、施粥灾荒年，并积极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倾轧活动，成为一个活脱脱的“汉口杜月笙”。到20年代末，他摇身一变，成为武汉的上流人物，出任负责禁烟、反走私的稽查处处长要职。短短几月时间，“长江中游自九江、安庆到重庆皆为其势力范围”，从而成为势力、罪行都极其惊人的“地下武汉王”。
仅仅初步统计，经杨庆山收购、倒卖、放行、中介的烟土，每月多达数十万两，可以组成一个小船队。长江这个黄金水道，几乎就是烟土水道、走私水道。
这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政客。以烟土的暴利为支撑，杨庆山贿赂收买了上至南京、下达武汉的大小官员数百人。湖北之外，四川军阀、安徽政府、江西政府与杨庆山也均有勾结。
长江沿域的一小半官员都卷进杨庆山精心勾勒的“黑金图”中。最富讽刺意味的是，满手血腥的杨庆山，因在前一年的长江大水中捐资五万修建善堂，施粥赈民，被湖北政界誉为“官场楷模”、慈善长者。其住所、办公室乃至堂口，都悬挂满了大小名流歌功颂德的牌坊。
整理完《密报纪要》后，邓文仪和邱开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即使几十年后，邱开基仍然以重重一语，来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情：“此贼不除、汉无宁日”！
与此同时，武汉警察局所属的侦缉大队，也进入了邓文仪和邱开基的视线。
杨庆山的稽查处，管辖的是长江交通动脉；侦缉大队管辖的则是武汉治安。“多赌、多嫖、多吹之外，汉口地方之败坏，治安之恶劣，难以言说！”
与老谋深算、势力惊人的杨庆山相比，侦缉队的几个队长，只能算是一群头脑简单、举事草率、丝毫不会预留余地的“小巫”。他们没有丝毫修正，把帮会规矩原汁原味搬进了侦缉队，首开了民国令人啼笑皆非、毛骨悚然的“警员不开支，队长收孝敬”先例，被汉口小儿传唱，成为一时笑柄。
侦缉队共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四个分队。一个分队100人，全队警察共计1200人，是汉口警察局的核心。但除各级队长15人外，千余警员一概不开薪水，反过来，各警员每月必须向队长“上供”，多者数百元，少者一百元。仅仅该项收入，就使侦缉队长的月入接近于一个中等规模公司的老板，成为最令人眼热的肥缺。
“时侦缉队长的月薪为800元，每人每月的实际收入可达四五万元以上”，该收入几乎相当于最大的民族企业之一——申新纱厂的利润。除却警员“上供”的每月数千元外，这样的一笔巨款，主要来自三个大队长瓜分了武汉三镇后，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向主要的烟馆、妓院、旅馆、饭店、码头、船帮、交易市场等场所收取的规费。规费大部落入私人腰包，每月多达三四万元。
“警员不开支”的根源也在于此。大烟馆大妓院大码头的规费归大队长，中等场所的规费归分队长，小商铺、小生意人、小集市的规费，则划归警员所有。一个普通警察在每月上缴“孝敬”后，其收入仍达上千元。于是，凡是“有门子”、“有路子”的市民，纷纷委托关系，意欲将子弟送进侦缉队。武汉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警员中介机构，“介绍费”、“跑路费”、“茶水费”等名目五花八门，足以使一个中产人家破产。饶是如此，“进侦缉队”仍是武汉市民的最佳投资。
在这些炫目的“肥缺”下，掩盖的是无数商人、普通市民的血泪。
1932年7、8月间，在青年官吏特有的悲愤情绪主导下，邓文仪和他的“第三科”正式启动了武汉的“廉政风暴”。他要实现的，是一个“浊流根绝、清流上升”的武汉。
“廉政风暴”从彻底整顿警风开始。
一开始，“彻底整顿警风”似乎拖泥带水，有着民国官场左右逢源的深重痕迹。邱开基回忆，7月中下旬，“第三科为了推行业务，作权宜之计。首先请蒋介石召见杨庆山，叫他退休并赠五万元办慈善堂，手下稽查全部交出……”
作为“出山第一刀”，第三科对杨庆山不过是迫其辞职、同时略加惩处。区区五万元“罚金”不足杨庆山历年敛积的半成，不过九牛一毛。至于“退休”一说，更会助长贪官墨吏不伤筋骨、全身而退的侥幸心态。它缺少雷厉风行的气势，杀一儆百的效果。
但这个多少让人失望的“权宜之计”，是一个持重之举，也是接下去一系列大手笔的关键。“乱世用重典”是大方针，大路线，但对社会疲惫、羸弱已极的武汉，一开始就滥用治世猛药，却可能使整个城市陷于混乱崩溃。
此外，还有一些更重大深远的背景。
史料记载：1932年，随着蒋介石的“二次复出”，实现统一已成为南京政权、蓝衣社的第一热望和重要国策。当年，蓝衣社干事会制定了“稳定山东、瓦解两广、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的削藩十六字方针。
两湖地区是南京与两广、华北、西南的缓冲地带，两湖的稳定，是实现逐省削藩的前提。是时，两湖军阀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极为微妙。因此，不引发军阀激变，不“有碍大局”，成为“廉政风暴”的前提。
史料记载：在三省“剿匪”胜券在握之际，平定江西，并建立新兵种、引进新武器，已成为国防建设的要务。东南区域财源将竭，开拓两湖、华中财源，充实国库，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需要。
杨庆山案覆盖数省、牵连成百上千的官员，这使邓文仪只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推进官场、社会的整饬。反过来，这也能使他手握巨大筹码，在博弈中为南京政府控制烟土、烟花税、贸易税费等财源。
于是，在溢于言表的愤慨，“不杀此贼、汉无宁日”的说法后，27岁的邓文仪和29岁的邱开基，以超乎年龄的眼光和手腕，使反腐和“削藩”、“开源”两大国策紧密相联。
确保国策的同时，第三科“釜底抽薪”。刚刚逼迫杨庆山辞职，第三科就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湖北堂口。码头、纺织两工会的理事长刘海清被吸收为革青会成员。人数达四五千的堂口，被改组为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忠义救国会”武汉分会，并开始协助禁烟、反走私、情报搜集等工作。
正担任安庆警备司令的桂永清，同月也率领他装备精良的警卫营，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安庆势力。由2000余名码头工人组成的安庆“九华山”堂口，被改组为“忠义救国会”安庆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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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出山第一刀”多少还妥协、隐晦、只是“釜底抽薪”的话，那么，“第二刀”则引人注目得多。对于得罪了大半武汉居民、社会公愤极大的警察局侦缉队，邓文仪、邱开基要以他们的人头，来向400万武汉人表明蓝衣社、南京政府的反腐决心。
逮捕、审判、枪决侦缉队大小队长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摧毁杨庆山湖北堂口的前夕，汉口警察局令人敬畏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忽然多了一群穿便衣的人。
低低的礼帽，深色的衣裤，干净利索的装束，森严的目光，一切都如同后来的“特务”印象。但那些苦挣苦扎、赚几块铜板以养家口的汉口芸芸众生，此时却一点都没有觉察到空气里的那种反常味道。人力车、小摊贩依旧川流不息地从这里经过。
正午的阳光渐渐大了起来，然后开始西斜。在警察局对过的一个茶楼里，一个黑瘦、矮小的头目模样的青年，正不时看表。阳光射在他的脸上，这个面孔，对于大多数的汉口人来说，还是陌生的。他就是蓝衣社干事、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
邱开基，云南人。他出生在与缅甸相邻的景东县，在热带丛林中长大。几十年后，他简要地自述了身世，“生于民前八年，父兆南，前清举人，革命后犹效忠清室，拒不出仕，为县内士绅殷商……有兄弟七人，排行第五”。
荒蛮的丛林与富足的家境，使邱开基的血液里流淌着敢作敢当、粗犷热烈的天性。21岁，他行将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的前夕，“有毕业学生十余人，无故遭讲武堂学生集众殴打”，别的学生不是四散而逃，就是呻吟号叫，但邱开基却独身反抗，结果“几乎丧命”。
斗殴事件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乃愤然从军。次年，他考入黄埔二期，与邓文仪相交为友。
在发起、组建力行社的日子里，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落后的“骨干”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