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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3年第3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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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更仅仅在三四个月以后,就要由戴笠对杨铨的暗杀枪声,而悄然开幕。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蓝衣社成为一个法西斯组织的公然宣言,一个无可抵赖的标志。虽然还要几个月,蓝衣社才修改《章程》,从而使它完全地堕落为一个法西斯组织。但它已经是一个鲜明的伏笔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伏笔对残留着大量儒学传统、方兴未艾着自由主义思潮、并遭受共产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冲击的中华民国,对青年迷惘冲动、但市井乡村迟钝而麻木的中华民国,是一个重大的、富有意味的事件。 
   
  6 
   
  在《一得集》写作期间,贺衷寒开始重组总政训处,将政训处变成了蓝衣社特别是〃湖南帮〃的私家地盘。〃所有部队、军事院校、机关之政工均归其直接统辖〃,是总政训处的职权。贺衷寒颁布的《政工条例》,它进一步规定,所有军阀部队的政工人员,需由总政训处〃统一委派〃。从此,大批蓝衣社活动家连同戴笠的特务,一起出现在广漠、蒙昧的军阀社会里。他们代表着〃新型〃、〃革命〃的军人形象,釜底抽薪地瓦解着大小军阀的各种社会基础。 
  5月,康泽的宣传处由二流文人、反共〃疯子〃邓文仪接管,它迅速被纳入了贺衷寒的轨道。一个将席卷全国的法西斯化鼓吹风暴,在这一年夏天被酝酿着。 
  夏天开始,贺衷寒的意志,在蓝衣社遍布淞沪、两湖、华北的组织网络上传递着。〃铁的纪律〃、绝对的服从,成为蓝衣社上万党徒的头顶悬剑。从这里开始,蓝衣社开始步入它的全盛时期。 
  用一个月左右时间〃整顿〃完纪律后,1933年5月,贺衷寒提出了新的组织规划: 
  〃按照'吸收社会领袖和精英'的组织目标,一年里我们把许多优秀分子都吸引到团体里面来了。我们具备了动员社会的条件,现在到了争取群众的时候了!〃 
  按照干事会决议,这个南京霉雨纷飞的月份,大批蓝衣社干部被派遣往浙江、江苏、安徽几省,从中心城市进入了各个小城市、小县份。据原浙江蓝衣社书记郑炳庚回忆,一个多月时间,浙江七十二县,〃县县都建立了复兴社组织〃。 
  复兴社从长江中下游拓展开去,形成了它淞沪、江浙、两湖、河南、华北、西北的六大板块。此外,另有大批的保安部队军官、警察头子、县长、士绅,就地成为许多县城、集镇的复兴社负责人。复兴社组织在十几个省、上百个城市、数百个县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后来〃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就是在这一轮复兴狂飙中,带着他20余人的〃华蒂社〃,在济南集体加入蓝衣社的。 
  这一年盛夏到来时,蓝衣社已在全国24个省区建立了复兴社组织。它的势力延伸进新疆、内蒙、西康等边远省区。 
  东京、伦敦、纽约、柏林、巴黎等海外大城市,也形成了一个个复兴社小组、区社。同时,秘密援助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亚洲文化学会〃等纷纷出现。《中央日报》曾报道:1933年春,〃在一宴会中〃,贺衷寒曾邀请数十位殖民地代表聚会,南京以日本之后的再一个亚洲霸主的面貌,试图与殖民主义对抗。 
  韦碧辉等十余名女社员,也组织起了〃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 
   
  复兴狂飙卷起后,1933年7月,武汉、安庆的由吞并杨庆山堂口而来的两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成为当地复兴社的〃掩护机关〃。也几乎从这一天起,〃忠义救国会〃从长江流域延伸出去了。 
  先是胡宗南在西北,组织了再一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接着,河北的一个大豪强张荫梧加入了蓝衣社。他打着〃忠义救国会〃的招牌,几年时间在河北组织了十万民军。随后,以土豪劣绅、民团头子、会道门人物、地痞无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物组成的〃忠义救国会〃,也在各地先后出现。它在集镇、乡村都泛滥起来。 
  此后5年,对这样的人渣有着天然兴趣的戴笠,将使邓文仪、胡宗南都黯然失色。到蓝衣社解体前后,特务处在拥有4万余名职业特务之外,更控制了5万余名〃忠义救国会〃人员。抗战中,这些人被编成5个师的〃忠义救国军〃,直属戴笠指挥。 
  这个外围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共发展人员二三十万。到1933年9月,当〃童子军励进会〃这个一直在〃湖南帮〃手里的,蓝衣社的〃希特勒青年团〃也被组织起来后,蓝衣社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组织面貌都浮现出来了。蓝衣社后来以〃法西斯组织〃的标记进入史册,就从这些日子开始的。 
   
  贺衷寒有不分寒暑、爱吃狗肉的习惯。1933年6、7月间,贺衷寒的湖南老乡、〃小兄弟〃肖作霖,在一次请贺衷寒吃狗肉时,半是羡慕、半有醋意地问道: 
  〃贺大哥下一步的计划是……〃 
  贺衷寒似乎很不屑地、但坚决地回答: 
  〃到南昌去!〃 
  第十章第二期革命 
   
  1 
   
  1933年初夏,南昌西南的宁都深山的一所小庙宇,居住着两名显赫的共产党人。一个是毛泽东,他的邻居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洛甫。 
  两人都在这里养病。毛泽东的“打摆子症”,几次险些夺去他的生命,但只要身体许可,他就出现在寂静清凉的庙宇天井,和洛甫不时交谈一两句苏区经济、土地改革、农村工作,乃至闲谈到《红楼梦》。 
  “28个布尔什维克”严密看管着军人们,不让他们和毛泽东接触。这一天,两名军官带着一瓶白酒,偷偷地来看望他。一杯下肚,毛泽东深深叹息: 
  “现在已经不是井冈山弟兄的天下了……” 
  日头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但这流火的气息,分明只让毛泽东感到人生、天地的无边萧索。旧岁的重阳,他曾以“人生易老天难老”、“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诗句,排遣着自己的愤郁,那么此际,他又会有怎样的诗句呢? 
  儿子毛毛在远处玩泥巴,妻子在屋里为他收拾笔墨纸砚。除了进行农村调查,甚至组织走私队贩运盐巴外,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闲人。而他的诗大多写在马背上,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能让他感到“分外香”。 
  他极目山野,看着轻风和夕阳。他似乎看到了远处的瑞金,看到了更远处的抚州、庐山、南京。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但,在任何处境下,他都是一把匕首,他都要挑战,探索,鉴别,反抗。经过几个月的深谈,洛甫已经渐渐地倒向了他。他也开始更加关注山外的局势。 
  这一个夏天,他几乎不能读到任何党内的机密文件。他的消息都来自公开的《红星报》。这一期的《红星报》,在“白区动态”里,有一则毫不起眼的消息:上海法租界,“杨铨刺杀案”。 
   
  1933年1月17日,蔡元培、杨铨联合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中央研究院组成“民权保障大同盟”。到5月13日,纳粹狂飙席卷德国,无数科学家文艺家被迫流亡。杨铨代表大同盟,把《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交递给德国上海领事馆。次日,《抗议书》在《申报》公开发表。 
  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56人。 
  6月18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月20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迅先生年谱》1937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月14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8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30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的简单印象。“蓝衣社”三字像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从1933年到1938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致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和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6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藉一片,满地都是饭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踪,“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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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经过调查。……” 
  杨铨被刺杀后,“蔡元培……自1933年起便不大公开露面。”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上海,从此喑哑无声了。大多数西方媒体更认为,延续20多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被戴笠一枪就阉割了。 
  就在戴笠的枪声中,贺衷寒到达南昌。 
  6月8日至12日,五省“剿匪会议”召开。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决定对瑞金实施封锁战、持久战、“堡垒主义”三大战略。 
  为推行“七分政治”,7月,“中央军校暑期政训班”在庐山开班,大约3400名政治军官流水般参加了集训。政训班的主任,正是贺衷寒。庐山的瀑布、石阶、日照,衬托出一个已达到权势顶峰的军人的脸。这张脸是如此踌躇满志,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不能发现他下垂的嘴角,以及颧骨上的几点泪痣。在古代的勘舆说法里,这是“苦相”。 
  接任蓝衣社书记半年多以来,他风生水起,原“孙文主义学会”的几千成员,把持了蓝衣社的各级组织。腾杰的痕迹被他完全消抹掉了,一个在南京看来极为完整、极为统一的湖南人的“蓝衣社帝国”,在他手上出现了。 
  于是,他开始和“保定系”首脑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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