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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已满60岁的康泽，结束了他15年的牢狱生涯。在最早的判决书里，他庞大的、一度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虽然曾“直接或间接屠杀了近百万革命群众”，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在秦城监狱的第四次“战犯特赦大会”上，当场脱下囚服，换上了一身整洁的列宁装。
就是这一刻，一个记者拍摄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相片。
结束牢狱生活后，康泽居住在北海一带的一个普通大杂院里。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这样，他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他开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日子。他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探望他。但，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么？在深夜的梦魇里，他不时地被惊醒。他是那样的孤独，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唱着《社会主义好》，同时把他视为一个古旧时代的残渣余孽。他们疏远、戒备着他，他从来就不能和邻居有略多的往来……除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回忆，是过时的大人物的娱乐。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回忆文章，毕竟，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饭碗……
然后，这一天，在秋风萧瑟的北京，他的那两间平房，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客人。对这个客人，他曾经满心眼地不放在眼里过，但毕竟沧海桑田，一个“故人”是多么的难得，毕竟这也是他孤独生活的调剂。
他去买了一瓶北京产的红星牌二锅头，几两猪头肉和一些花生米，热情地招待着这个客人。一张涂有白漆的旧桌子，一张摊开的《人民日报》以及两个酒杯，就是他们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标题是《复兴社述略》，请他过目。
看到“复兴社”、“蓝衣社”、“别动队”、“新生活运动”等已被新时代湮没的名词时，康泽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就是他时刻挂念的儿子，带着妻子的眼泪和问候，即将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来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们酩酊大醉。
这可能也是康泽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这个客人是肖作霖。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蓝衣社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学会”书记，和程潜一同在长沙和平起义的湖南人。最后，他还是席卷民国的“新生活运动”的最早提出者。
第十二章文化学会
1
1933年10月，26岁的肖作霖抛出了一个“全面的新的文化运动”计划书，并呈递给宣传处长、有志当戈培尔的邓文仪。计划书中，他建议宣传处组建一个叫“中国文化学会”的外围组织。
1933年12月24日，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肖作霖被任命为学会书记，成为该学会在邓文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旋即他被增补为蓝衣社中央干事。
一步登天，肖作霖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和张彝鼎、吴寿彭两人设计一个“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计划。计划完成并递交给邓文仪后，他受命前往南京，代表“文化学会”去接收康泽的传媒网络，并筹建文化学会的淞沪机构。
1934年1月28日，南京分会成立。然后，肖作霖向上海挺进。
在励志社成立大会之前，叶维就被派遣到了上海。不过一年时间，上海蓝衣社已拥有数十位力行社成员，一千余名“革命同志会”成员，复兴社成员更达到四五千人，成员几乎全是民国最受人尊重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在这个生活着鲁迅、蔡元培等人的伟大城市，叶维庞大的传媒系统，主导了几百万下层民众的视野。中国延续了20年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在叶维的工作以及戴笠对杨铨的枪声后，大半终结的。
但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肖作霖，去彻底埋葬自由主义的一点残余。
1月30日，肖作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分会就在“环龙路50号”成立。当天出席成立大会的有55人，大部分是教授、学者、记者、编辑。刘炳黎任该会书记，肖作霖以总会书记身份兼任分会干事。
20来天后，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潮，从南昌席卷到了上海。淞沪地区的几万名蓝衣社党徒一片雀跃，肖作霖更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他和张彝鼎、吴寿彭三人提出的那个“文化复兴运动”计划，已经演进为一个比别动队、甚至比蓝衣社都更加重大的政治现象。
这就是曾席卷亿兆苍生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街头，5万民众被有组织地召集起来。这一天南昌下着绵绵细雨，但按照宪兵、保甲长的警告，他们不允许使用任何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了一个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5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目光似乎还那样冷漠、那样矜持，但一些人仍然觉察到了，在他缓缓扫视他统治下的居民、广场、城市和无数的青天白日旗时，他的眼睛深处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样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示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开始发表他生平最重要的演讲之一。
这个演讲的名字是《新生活运动的要义》。他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演讲即将结束时，蒋介石看到，在浩大的群众队伍边上，一个学童懵懂地穿过街道，他的嘴巴里叼着一棵香烟。蒋介石仿佛看到了一生最深恶痛绝的景象，他猛地拍着讲台，麦克风震荡出一阵的嗡嗡响。他以一种具有金属般穿透力的声音叫喊道：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随后，他不再说第二句话，拂袖而去。
这样的场景在20天后又重演了一次。3月11日，在十万民众所代表的142个组织的拥簇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这次，在“四维”、“八原则”之后，他宣布发动一个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并宣布了新生活运动的“95条准则”。
他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他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他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他自任会长，六名总干事分别是蓝衣社的邓文仪、康泽、蒋孝先，政学系的杨永泰、熊式辉，和CC系的陈立夫。
一个波及17省、分支机构达1133个，涉及了几乎全部中国人的社会运动，就在这个集会后席卷开了。
“新生活运动”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比浩大的宣传运动。在所有可以想到的媒介上，都印制着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数以千万计的《新生活运动要义》小册子，被送到各家各户；此外还发行了一组数量达40万套的四枚邮票。
在无数“促进会”的干涉和监督下，即使是商店里出售的脸盘、毛巾、碗碟，也清一色地印上宣传字样。比如搪瓷面盆的周边除印有“新生活运动”五个大字，盆底还印着八行繁体字：“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应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礼义廉耻为基础。”
宣传之后，是仪式和“生活”。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活限制、起居监视风潮，它要求每个人都会唱国歌，并在升旗和言谈到蒋介石时立正。此外，以这一年的武汉为例，开舞会、穿西装、听音乐都被认为“将腐蚀人们的意志”。于是，经常有戴着鸭舌帽的人冲进舞厅和戏剧院，他们向一个个穿着西装的观众泼洒着脏水甚至腐蚀液体。西装一片一片地被销蚀掉了，最后露出了洞，而那些人则满足地发出尖叫或大笑。
它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动员和演习运动。它宣布，军官可随时在街头“召集成年男子”，国家可随时动员，公民则必须随时响应和献身。这样的场面曾在武汉上演了好几次。在江汉路、珞珈山一带的路口，曾有军人对平静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起了哨子，而后几个人在警察的配合下，吆喝着从路口经过的人站好队，整理好队列。
蒋介石试图在“复兴儒教”的基础上，缔造一个完全的军事化社会。但，在“新生活运动”的推导过程里，笑话却一个接着一个。
例如，95条准则对吃饭也提出了限制，在餐馆里就餐，要的菜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没几天，生意已经被大大影响的大小餐馆就开始用大盘子盛菜。饭店禁止喝酒，跑堂的就把酒装在茶壶里送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欺骗运动的“监督员”童子军。
军阀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几万人哄堂大笑。
上海盛传的一个笑话可以说明租界外的居民，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95条准则开始推行后，对这个“东方明珠”，蒋介石也要求“不穿高跟鞋、不烫发”。但最早违背这个准则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外戚。笑话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先施公司楼顶巨大的霓虹灯，始终闪烁跳跃着“礼义廉耻”四字。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恶作剧，这一天“耻”字不亮了。于是，上海长期流行着一个歇后语：“新生活运动，礼义廉——无耻！”
喧嚣一时的民国“新生活运动”；它延续了接近3年，一直到1936年底，蒋介石才以“虎头蛇尾”、“非常失败”、“异常惭愧”等话语，终结了这个空前闹剧。但民国的历史，毕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民族复兴运动”从“第二期革命”新兵种新武器引进的军事阶段，“复兴农村”的经济阶段，“削藩”的政治阶段，禁绝鸦片腐败的社会阶段，进入了它的高潮，即以“新生活运动”为口号的文化阶段。
蓝衣社的历史，也因此异常鲜明地拐了一个弯。“新生活运动”被发动前夕，在南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蓝衣社干事会曾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对蓝衣社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其中第一条由“本社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以蒋介石先生为领导”，改为“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蓝衣社的组织核心已从力行社转移到复兴社了。虽然力行社、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
接下去的一些修改则更加关键，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条宣称“放弃民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第九条决定“取消三民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明确，蓝衣社的使命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
这些，标志着蓝衣社的最终演进为一个纯粹的法西斯组织。此外，蓝衣社《纪律条令》，对成员的要求也由“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改成了“绝对信仰法西斯主义”。
那是一个浮躁、盲目的年代。在朝不保夕、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从晚清开始的文化、道路的迷惘，转化为一种爆发的、近乎绝望的情绪。法西斯主义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就像任何一个末世邪教迅速传播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
在这种喧嚣、沸腾的气息中，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现状不满的人群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贺衷寒、刘炳黎等人的每一篇叫嚣法西斯的文章，几乎都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法西斯中国似乎呼之欲出了。
也是在这样宣传狂潮的引领下，宣传处、“中国文化学会”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为蓝衣社带来了三四万名大学毕业生成员。蓝衣社的成员总数已达10余万人。
这时候，腾杰那单纯、挚烈的青年意气，贺衷寒那含泪的、忧伤的眼睛，“十三太保”个人的忠诚、正直与廉洁，所有这些令人难忘的，让人尊重的，所有这些在那个乱世里鲜有的罕见的品质，都在这股飓风般的思潮风暴中，渐渐地暗淡下去了。
最早发起蓝衣社的60余名青年，在1931年那沉痛、悲歌的日子里，一定不能想到，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发展为一个成员10余万人、权势熏天的秘密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