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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他匆忙赶赴庐山，将该《密报》呈递给蒋介石。
蒋在《密报》上批示：如此结案，甚好。
但此时，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
2
《密报》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南昌的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该《密报》，并附长篇评论。该评论尖刻指出：南昌机场火势之大，罪魁祸首岂是一个烟头？民国官场黑幕之深，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士兵？
该评论一口断定，拟枪毙的那个士兵连同打算撤职的几个军官，都不过是一个替死鬼。而该案系人为纵火所致，“纵火意在消弭贪污罪证。该员地位甚高，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官官相护，不仅贪污前案，即此滔天巨案亦将石沉大海……”。
全城哗然。当日，此报一印再印，一时洛阳纸贵。南昌街头几乎人手一份。
当日，全国、海外舆论都一片哗然。南京、上海、汉口、西安、广州、南洋等地的上百家报刊，都纷纷增发“号外”。一些“号外”甚至不像南昌小报那样还略有遮掩，它把矛头直指徐培根、邓文仪，宣称徐培根系纵火罪魁，邓文仪是包庇祸首。
此后一周，舆论持续升温，物议沸腾。百万华侨、民众无比愤慨，在各个城市的街头，他们口诛笔伐。各地电报局天天爆满，甚至一些漠然国事的学者、团体，也纷纷发电报谴责官场黑幕，要求严惩徐培根、邓文仪。
当时流传于民国朝野，此后几十年仍流传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一些说法，就在这一周内传播开了。
在大陆流传极广的一个说法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其纵火主谋徐培根和许多高官一样，不仅领着一份薪水，而且很深地介入了证券、期货等投机领域。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人在投机场一再失意，一败涂地，不到一年时间，他先后投入二三百万元，但都血本无归。
二三百万元！这几乎够支付一场小规模战争的军费了，这么多钱，徐培根是哪里来的呢？是贪污，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
到1934年5月底，一纸调令下来，徐培根不再担任航空署长。此时，不销毁经费的收支账目，其贪污必定发案。于是，在新任署长到南昌交接的前夜，他指使卫兵，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纵火，制造了大火案。
事情还没完。这个说法接着谈到：邓文仪、密查组接手调查后，迅速发现了大量的纵火证据。他已经命令特工监视徐培根的行踪，准备随时逮捕。但这一天徐培根不请自来，刚一落座，他就掏出八万元现金的巨款和一管手枪，然后对邓文仪说，机场确实是他纵火焚毁的。现在，邓文仪要么接受他的八万元贿赂，把这个案子掩盖过去；要么，他就一枪打死邓文仪，然后自杀。
邓文仪在这个流氓手段面前被吓坏了。再说，对八万元他也并非无动于衷。
这个说法有很深的民间演义的痕迹，但几十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它始终流传的一个关键，是民众、报刊对当时的官场贪污腐败，都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态。
另一个说法，至今仍流传在台湾，而且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著作。
这个说法也谈到，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导致的。其用意也是消弭腐败证据。不过，徐培根的钱不是来自贪污、挪用，而是来自向美国公司购买飞机所收取的回扣。他原本只想烧掉那片旧营房，因为购买飞机的开支账本存放在那里。但没想到一点火，火势就不可控制，才造成了这把震惊民国的大火。
收取回扣，会在账目上留下什么证据？南京贪污成风，许多“铁案”经过说情，都能不了了之，徐培根又何必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销毁“证据”？这是“收取回扣”说法的两大疑点。但此时舆论已经失控，全社会都处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绪下，没有人会去略略地考究这些“疑点”。
更重要的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已将这个说法，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自己领导下的政府、官场也丝毫不信任。对贪污腐败，他也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立即先入为主地相信，是徐培根收取回扣，才有随后的大火案，才有南京政府的颜面扫地。
随着各地抗议声潮的不断汹涌，他更盛怒无比。这一天，他下达手令，命令把徐培根连同所谓的“肇事士兵”、“责任官长”，统统枪毙。
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这个“劝阻者”和那个神秘的“告发者”一样，是对蒋介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一天，这两个人都分别利用蒋介石的盛怒，在单独相处时，轻轻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让蒋介石迅速做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告发者”建议的。他在提议枪毙徐培根之外，还提出取缔由邓文仪兼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学会，并“顺便”逮捕任觉五。
第二、第三个决定则由“劝阻者”建议。他反对枪毙徐培根。他老谋深算地劝戒蒋介石，不论徐培根贪污是否属实，一旦执行枪毙，贪污即算“坐实”。不仅容易被政敌利用，而且将影响华侨的捐赠、航空爱国奖券的发行。
他提议先软禁徐培根，以观态势，如有需要再杀不迟。反过来，他提出要撤消邓文仪的一切职务。这个撤消，依据不仅是邓文仪举措失当、使《密报》泄露出去，严重失职，严重违反特工的“保密”纪律，并引发了民众对空军建设的信任危机；依据还在于“劝阻者”同时呈递上来的一份《邓文仪十大罪状》。
该“十大罪状”，包括贪污、营私、结党、包庇等，如果用作依据，每一条罪状都可以将邓文仪处死。撤消职务已经是额外宽大的“法外施恩”了。
撤消邓文仪职务的同时，立即派遣干员，赴美国察访飞机制造商，察清徐培根在任职期间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这个“劝阻者”还同时建议：要避免有人因一己私愤，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大事态，使案件越描越黑，影响大局。因此，该“干员”不能是CC团、中统人物。
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干员”，选择了戴笠。
3
命令下达后，一夜之间，蓝衣社丢掉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外围组织，事实上也就丢掉了对“新生活运动”宣传的领导权，丢掉了在学界文化界的领导权。几千名文化学会成员的一大部分，在学会被取缔后，毫不犹豫地转头加入了他们曾与之为敌的CC系控制下的“文化建设协会”。
一夜之间，蓝衣社还折损了“四大金刚”中的一员。不仅侍从秘书的职务从此与邓文仪无缘，而且，就连他苦心经营的调查课，也不知道将花落谁家。此后近一年时间，邓文仪一直赋闲，极为落寞。这个原本的“天字一号宠臣”，一下子变成了南京街头的一个闲汉，并背上了延续一生的“贪墨”声名。
蓝衣社损兵折将之际，“南昌机场大火案”的舆论风潮，继续飙升。但，在蜂拥的声音里，再一个重大疑点又被无数人都忽略了：那份标明为“绝密”的《密报》文件，是怎么落入南昌那家小报的手里的？
难道它就如那个“劝阻者”所说的，是因为邓文仪“举措失当、导致泄密”吗？对如此重要的文件，领导一个庞大特工网已将近5年的邓文仪，会犯什么“一时疏忽”的错误吗？
几十年后，在台湾，晚年邓文仪曾谈到，由于案情重大，该文件是他亲自起草、直接呈递的，除他自己外，没有一个密查组成员接近过《密报》。而没有《密报》的泄露事件，“大火案”风潮很可能就不会卷起。
几十年来，曾沸沸扬扬的“南昌机场大火案”，其真相一直隐藏在历史的深沉黑幕之下，让人无法瞥见它的根本。事实上，大火原本就如邓文仪所汇报的，是因为那个士兵的过失，它的一波三折、最终导致蓝衣社的空前挫折，则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事实上，这是CC、政学两系的官僚，极其高明地利用“无官不贪”、先入为主的普遍社会心态，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试图一举摧毁蓝衣社的倾轧杰作。在整个民国的历史里，几乎没有一个倾轧案例，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密报》的泄露者，就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很久以后，随着一批蒋介石秘密档案在台湾的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随着陈立夫的露出水面，“机场大火案”的真相也隐约露出了一角。显然，陈立夫是在利用“机场大火”这样轰动一时的事件，报暨南大学“火并”与“三党员命案”这两箭之仇，根本摧毁文化学会这个心腹大患。
更重大的动机是夺取“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这是一个老辣至极的“一箭三雕”之计。是“火并”的延伸。
那么，那个同样神秘的“劝阻者”又是谁呢？
隐藏在这个问题底下的，是“机场大火案”的另一角真相。它也是衣冠顶戴、道貌岸然的民国权力场，一幅百出丑态的图景。晚年邓文仪曾毫不含糊地谈到，这个人就是政学系的头号人物杨永泰。
早在1933年，杨永泰就曾向邓文仪提议，每月支付他银圆5万，以换取调查课的“合作”。这个“合作”是调查课为他提供CC团官员腐化、违法的证据。
是时，三系之间的倾轧关系错综复杂。对于蓝衣社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进攻，CC团大多处在退缩状态，但它对政学系所占据的各政府要职极为眼红。“二陈”不断指令中统网罗政学系的腐化罪证，并曾因此对蒋介石“进谗”，一举剥夺了几名高官的职务。
和中统能够抗衡的特务势力，惟有调查课。此外，蓝衣社对政学系虽然轻蔑，但对政府权位并无兴趣。杨永泰此举，除了想对CC团官员进行反击外，事实上也是对邓文仪暗送秋波。他想和实力惊人的蓝衣社形成短暂联盟，联手打击CC团。
远交近攻，合纵连横，是政学系的擅长手笔。但此时的邓文仪、蓝衣社，却表现得既狂妄又极为幼稚。他们试图以自己一系之力，独立摧毁CC团。晚年邓文仪曾谈到，他对杨永泰所送的这个秋波“不予理睬”。
还不仅如此，当年年底，他在破获的江西“生产党”地下组织一案中，曾一举逮捕200余人。该案的被捕人员，大部分是政学系另一大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部属，其中更包括杨永泰的机要秘书。
该案不仅使杨永泰、熊式辉名声扫地，而且几乎掏空了政学系的江西班底。与此同时，随着庐山政训班、别动队、文化学会的齐头并进，民国脆弱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三系之间，蓝衣社最强，CC团次之，而政学系最弱。
这个事实，结合宁沪“火并”的节节升级，使无力行动的杨永泰开始冷眼旁观，希望能坐收渔翁之利。他以“坐山观虎斗”的姿态，期待蓝衣社与CC团的两败俱伤；他并等待着自己的出击时机。而形势果然迅速急转直下，仅仅几个月，他就等到了“机场大火案”这一空前良机。
他熟读史书，世事洞明。他深知着蒋介石的神秘内心和权术手腕，于是早早就看到了朝天宫四分五裂、小团体林立的格局，看到了蓝衣社种种的先天不足。在军人会被取缔后不久，他也预料到蓝衣社“功高震主”的后果。
他不希望蓝衣社被迅速瓦解，他要留着这群“毛头小伙”，为他分担来自CC团的咄咄压力。与此同时，他也看中了一个政治上不低能的蓝衣社人物。他需要这个人，一方面是用他去取代邓文仪，以报邓文仪的“生产党”案之仇；另一方面，是相互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地让他去制衡CC团那可怕的中统势力。
他看到的这个人，就是曾经一举平息“闽变”的戴笠。这样，才有了推荐戴笠前赴美国、调查徐培根“回扣”的建议……
然而，还没完。
1934年夏天起，政学系开始渐渐严密行署、区公署制度。即在几千年沿袭的省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新一级的政府机构。行署的大量出现，使缺少基层组织的政学系渐渐得以控制县治，大批原CC系的县长纷纷投靠政学系。此外，区公署介于县与乡镇之间，大批蓝衣社控制下的土豪在两系之间，开始持摇摆态度。
严密行政制度之外，政学系渐渐接管了保甲制的推行，进而接管许多保安部队、警察机关、民团。短短一两年以后，民国三大派系的势力对比，政学系的颓势，就被这个瘦弱的书生加政客给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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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底，戴笠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他此行相当圆满，不仅以翔实的证据，证实了徐培根没有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