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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破碎的景况不比湖北，但灾患和死病也一目了然。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乞丐，沿铁路延伸数百里，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叩击着腾杰三人的心灵。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满街还都是乞丐、饥民。城内不论哪处街角，都溢着污水和烂菜叶，苍蝇嗡嗡地飞着。
一个个积善堂、施粥站的前头，都排满了望不到头的长队。队伍艰难地向前蠕动着，一双双呆滞、灰蒙的眼睛，似乎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那一勺烂粥。空气里弥漫着一丝丝的尸臭味，不时有野狗去扒垃圾，扒出了一具具开始腐烂的尸体。
大部分店铺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充斥着一股死亡的气息。但一到晚间，笙歌、酒色的气息，就荡漾在秦淮河边了。无数大腹便便的人，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粗野快活地哈哈大笑，在他们的笑声中，人力车、汽车穿梭在霓虹灯下。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的声音，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南京。站立在街头的腾杰和陈启坤，他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然而，使他们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931年7月，南京政权处在一片混乱、动荡、分裂中。
1927年，腾杰随着大部队进入南京时，他一路目睹的是民众质朴的笑脸，青年献身的热情。但不过一年，就是腾杰被选拔去日本前后，国民党、南京政权就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败着。腾杰回国前夕，南京政权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权力倾轧活动，进入了高潮。
6月份，广东军阀陈济棠纠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州组成了“非常议会”，宣布广州是民国的正统政府。这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孙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刚刚吃了败仗的山西军阀、河南军阀，都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议会。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了拥蒋和反蒋两个阵营。
盛夏到来时，事态更加严重，始作俑者陈济棠以为时机业已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随后，南京和广州开始了比胡汉民还让人讨厌的饶舌混战。动口过后，打算动手。双方都把军队开到了地界边上，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腾杰三人步入南京时，正是内战一触即发的关头。离悲惨的9月18日，已不足两月。
2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腾杰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南京的第一印象。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还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但广漠的南京天地，似乎只剩下他们这三个渺小的青年。
1931年7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院前门可罗雀，连哨兵都没有布置。深得望不到尽头的院子里，也只有寥寥几个公务员。他们或打着纸牌，或在办公室里翻检私人物品。一张张象征着权力的褐色办公桌、皮椅，都蒙着厚厚的灰尘。
过往的那些大人物仿佛一下子消失了。这些裁决南京的人，此时都龟缩在各自的公馆里，或合纵连横，待机而动，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没有人理会腾杰的警告。
接连探视过政府、军委会和党部后，虽然一无所获，但军人的韧性，使腾杰不愿死心。他们“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
这个访问，过程只有短短几天。8月初，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极为失望”。“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
结论虽然早已经在预料之中，但还是令他们“惊讶之至”（邓元忠《腾杰访问》）。
几十年后，腾杰用惊讶一词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但其实，这是一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也毫无结果。这个夏天，事实上已经有两个选择出现在腾杰面前了：是回到日本、对东京同学会简单地进行述职，而后由同学会做全盘统筹呢，还是继续地留在南京，再等待一些机会、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奇迹？
腾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要在南京等待着肖赞育的到来。
或者，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回到南京？那个比他年长20岁，经验丰富、让他有依靠感的军人？
这个军人自然是蒋介石。他当时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围剿的战争，并应对着来自两广、南京的权力挑战。
1931年8月煎熬般的日子里，腾杰和陈启坤就这样滞留在南京的一处旅社，或南京某个亲友的住宅。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了，回到了南京的应酬、清议、谈笑风生里去。而肖赞育的身影也迟迟不见。他们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就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间流逝中，所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消沉……这些景象，连同不久前在日本大街小巷所目睹的战争叫嚣与气息，都渐渐地压上了腾杰的肩头、心头。
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民族复兴的最至诚的渴望。此外，还有在执行警告任务、进行访问时的惊讶、失望、震惊、愤怒，是这些积累的情绪，连同这沉重这渴望，在这颗26岁的心灵里急剧膨胀着，最终使他决定铤而走险。
是这些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爆发成了一种重大的历史关头来临之前、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勇决。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腾杰连同陈启坤，在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其借宿的一个小房间，腾杰先是每天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当陈启坤起床、找到腾杰时，房间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腾杰衣着严整，脸色虽然疲惫但满是严肃。他哑着声音，有力地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定要发动大仗，但这个国家有过那么多的先贤显圣，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之子孙。”
他继续说道：“那些贪官污吏、迂腐文人，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中华民国、挖总理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谋皮！……但今日局势虽险，只要我们青年能够振作起来，整顿吏治、扫除污秽，为国家尽力，日本就不能侵犯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到同志，建立组织！”
也是这一天，腾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支持者。陈启坤，正是筹备中的蓝衣社，在腾杰之外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广泛的青年运动，它沉重的大门，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3
1931年8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他情绪激动，因为他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录》。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热的侵华情绪，腾杰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顺、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所忧心，日本“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疲民弊。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原因是民众对政府彻底之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仁，早已忘记总理的民生纲要”。
腾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腾杰认为：造成“国疲民弊”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除却地主的重租外，军阀的割据，历史遗留的烟患、民众的蒙昧，以及南京当局的施政措施，是更深重的人祸。
他总结在日本入侵危机前民众漠然的根源：
“民生艰困，而军阀、豪强，遍布国家。底层平民漠然国事，中产人家惟利是图，至于亡国祸在眉睫，而民心冷漠，无人欲应大变……民之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致！……”
权贵、豪强为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腾杰的面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每天都有庆祝、动员、集会。对杨希悯、刘震寰部队的决战已经打响，不断有在校生成队成连地被召往前线，前线也不断传回哪个熟悉的学友阵亡的消息……黄埔的岁月是那么的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记不了的。
黄埔在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他清楚地记得，在进入黄埔不久后，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吸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总理遗著和戴季陶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是黄埔最重要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腾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经常说的一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腾杰的耳边：“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邓文仪大哥，还有那一个个的长官、学长、兄弟，这些在南京的，在全国各地的，在日本及更远的海外的……你们这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家要亡了，你们起来呀！
你们起来呀，“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腾杰访问》）。
你们起来呀，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复兴我中华民族。
你们起来呀！
8月中旬，腾杰满含着泪花完成了他的计划。
4
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望着正忙着以漂亮的楷书誊写计划的陈启坤，眼睛已满是血丝的腾杰罕见地点起了一棵香烟，盘算着实施计划的第一步：“物色人事”。
“物色人事”的曲折艰难，大大地超乎了腾杰和陈启坤的想象。和一般小人物的行为方式一样，他们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和腾杰一路回国的那个人，陈启坤的哥哥陈启宇。
但陈启宇让腾杰失望了。陈启宇的拒绝极为简单，他虽认为“腾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陈启宇建议他，“把计划提供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处的青年官僚的形象。“写得很好”，是一个中性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的“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有关当局”，则一面确保不违背任何法令、军纪和官场习性，使这个行为无风无浪，另一面寄望于这个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进一步铺垫自己官场上升的道路。
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如果有关当局能够肩负“计划”的使命，还用得着这份计划？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
当天，腾杰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