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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随着日本首相在东京发出“根本解决中日关系”的叫嚣，迅速扩大。四天之内，几千名中国军人战死。
7月30日，在庐山，蒋介石发表“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8天后，这个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林伯渠，规模巨大的军事会议，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决议。
随后，蒋介石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把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8月11日，在上海，一面是桂永清教导总队等3个最精锐的师，进入了阵地，战争一触即发；另一面，史诗般的大迁移开始了。
8月13日，80000名中国士兵，向12000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次日，空战开始，高志航等人一举击落6架日机。
“淞沪会战”爆发了。
向内地迁移的大潮，在淞沪的枪林弹雨中，艰难地、然而执拗地进行着。先是146家工厂的2500名工人，他们负责把1万5千吨设备运送到武汉。然后，是639家私人企业，约4万名工人，总共12万吨的设备。
无数轮船、木船，停泊在下关码头，继而一船一船地消失在长江深处。装载、搬迁工作进行得如此混乱，乃至出现了工人与宪兵相互开枪射击的场面。而身后，机关枪、重炮的轰鸣声越来越郁闷，从日本本土用航空母舰运送来的援兵，渐渐逼近长江口了。
工业大迁移之后，是教育界大迁移。几乎是战争一开始，在华北的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复旦公学等，就遭受蜂群一样密集的日机的轰炸。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瓦砾，清华大学被洗劫一空，上海的几所大学，也天天都有人被炸弹炸成齑粉。就是在这样的浩劫中，迁校运动悲歌般地进行着。
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的数以千计的知识者，换上草鞋和粗布衣裳，他们或乘火车，或坐轮船，但是大多数人都仅凭一双脚，向湖南、湖北、云南，进行着几千里的长途转移。继而，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中央艺专……总共77所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师与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其中从北方一路步行而下的11名教授和257名学生，其路途的百折千回、困苦艰险，几乎可以和长征相提并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跋涉几千公里，来到长沙，但此时，刚刚在长沙落脚的西南联大，已经迁移到昆明。于是，他们继续行进，在这个行进中无一人走散，无一人折回，一直到次年夏天才到昆明。
迁移、逃亡潮从工业界和教育界蔓延开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居民，也纷纷带着简单行李，加入了涌向西部的人流。此后几年，在武汉、在重庆，他们都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由战争带来的语言、习俗、婚姻等东西部的大融合开始了。而淞沪会战的形势，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艰难。在这个处处都是硝烟的夏天，桂永清部、关麟征部、黄杰部，南京近40万人马，以及从广西开来的部队，从湖南、四川开出的部队，都伤亡惨重。
阵地从浦西的街巷，转移到浦东的滩头；从一片片石头建筑转移到河浜、港道。一个师一个师被打残了，两个师两个师地顶了上去。仅有的大约80000名德式装备的士兵打光了，手握汉阳造、老套筒的地方部队顶上去。惨淡经营而来的300架飞机打光了，用机枪组成的防空交叉火力形成了……
就是在这样的用筷子挑翻战车、以躯体挑战钢铁的搏击中，1937年11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时，蓝衣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蓝衣社的第七任书记长。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露过口风，打算把汪精卫的“改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和“同学的力量”就是蓝衣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
解散蓝衣社、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泽的肩上。这一天，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已经是深秋的11月了，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宁沪地区已经一片焦土，在大约3个月的大会战中，中国损失了近30万人的精锐部队。日军的进攻，已一波比一波凌厉，宁沪陷落在即了。
蓝衣社已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埋葬它的工作，由康泽负责。11月下旬，在康泽的指挥下，一个大木箱一个大木箱的档案，从朝天宫搬了出来，被装上卡车、马车，然后送上火车车厢。几组便衣负责押送，其头领是已满22岁的林培琛。他们先延着津浦路向北到连云港，然后在连云港转车，经陇海线向西到郑州。最后，他们再在郑州转车，从平汉线前往长沙、武汉。运送档案的路程，几乎与难民的逃亡一样曲折、一样漫长，一直到次年二三月间，林培琛等人才抵达武汉。
数以吨计的档案，还在漫漫的铁路线上。此时在南京，朝天宫的大部分人马，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天，几十部卡车、几节车厢、一艘轮船，运送着上千名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队”的几千名老人、妇女、儿童，踏上漫漫西迁路。他们也将转移到武汉。许多孩童都还咿呀学语，队伍中还有一些孕妇。在6年多以后，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已大多成为人夫、人父。
负责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宪兵连和一个中队的别动队员。车队静默无声地离开南京，朝天宫一下子空荡了。留下来的上百个人，属于戴笠组织的，受命潜伏在宁沪；属于朝天宫的，则走进街巷、一个个复兴社与童子军的“战地服务团”，进行组织“办理结束”的手续。最后，1937年12月3日的傍晚，康泽与几十名人员，在南京下关码头，踏上了缉私处的一艘炮舰。他们也要逆流而上，延经九江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告别南京，并在溪口小镇拜祭过他母亲的坟墓，随后直飞武汉。
12月12日，枪声仍在持续，不过在望远镜里，已经能看见日军土黄色的军装了。这一天，留在南京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残部，也奉命撤离南京。南京成为一个空城了。
部队开拔出几十里后，行进在教导总队队列里的肖赞育，忽然记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几名同僚。他不顾危险，带几名卫士又折回城内。当时，监狱的看守已跑得精光，曾扩情、任觉五和许多囚徒，已绝望到打算集体自杀的地步。见到这样的光景，肖赞育命令士兵，用手枪打开层层重锁，随后一同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南京弄巷里。
他们与大部队已经失去联系了。于是集体换了便装，白天躲在山野里，晚上急速行军，蜿蜒地向武汉前进。他们有几十个人，但只有几支冲锋枪和手枪；他们一路上还要和小股日军，以及要命的寒冷、饥饿、绝望情绪作战。此时，谷寿夫师团一队，已挺进南京，“南京大屠杀”的不尽血泪，已笼罩在这个六朝古都的上空了。
漫漫长夜开始了。
2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3000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第一厅厅长，是刚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第一厅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2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国民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10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汉口蒋介石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但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扒外，“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八九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3天，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3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入国民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50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转入国民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国民党。
有大约10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于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任副局长。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蒋介石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国军”。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十三四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