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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海南要靠红色娘子军，建设海南要靠黄色娘子军”，这一类戏语到处流行——虽然流莺飞燕在海南以外的地方同样不少，虽然海南女子倒是极少与之为伍——她们再穷也不娼不丐，形成了特有的传统，只是退避在街市的角落，远远地看着世风渐变。
“扫黄”的运动说来就来，但有时也力不从心。一到这时候，风尘女们作鸟兽散，待风声过去，又偷偷地挎着小皮包聚合起来，在角落里忙着描眉眼抹口红，一堆大陆口音叽叽喳喳。俄罗斯或者越南的女子可能也混迹其中。她们的出没之处，其实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隐伏在不远处的茶馆里或者大树下，喝茶，抽烟，打牌，睡觉，聊天，打游戏机，看录像带，不时放出一个长长的哈欠。他们衣冠楚楚，不是找工者，总是在这些地方游荡，当然也不会是游客。他们是一个极其隐秘的群落，每天需要做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收钱——等着某个女子把赚来的咸钱，送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点数，让他们点数以后再去好吃好喝。让人迷惑的是，有些女子居然把这个程序完成得急不可耐，票子还没有在手里捏热，就会气喘吁吁地跑来上缴，兴奋得像要及时入库，然后忙不迭地再投入新的卖身。
我很晚才察觉到这些坐收其利的小白脸们。当然，他们从不承认自己不劳而获。他们说，别人谋生只需要投入资本或者体力，他们可不一样，付出更为重大，付出的是感情，准确地说，是爱情。他们是这样说的，脸上挤出一丝诡秘的笑。他们拍着胸脯向你保证，他们是那些风尘女的情人，给她们感情的慰藉和未来的寄托，包括在她们哭泣的时候去擦擦眼泪，在她们病倒的时候去找找游医，在她们被警察抓走以后也去交钱赎人……桩桩事都容易吗？不容易的。因此他们是见义勇为，收入合理，毫不在乎“吃软饭”、“放鸽子”这一类恶名，不在乎某些人对他们的鄙薄——碰到这样的房东或者邻居，他们缩头缩脑，脸上有讨好巴结的谄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他们从不会真正地自卑，甚至觉得打工者和生意人其实不值一提，过着不是人的日子，完全没有他们的轻松自在。他们甚至会对着镜子做一个鬼脸，为好日子自鸣得意。
他们得意地吹着口哨，吹出港台流行小曲。他们是那些风尘女情感的指望，是她们绝望中惟一的温暖。他们也许曾让女子们生疑，但女子们沦落如此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而一种毫无指望的日子是否过得下去？爱是女人之魂。生活中，一个哪怕最卑微的女人，一个对世界万念俱灰的女人，也常有爱情这个最为脆弱的死穴。即使没有可靠的家，一线最虚幻的指望也可以成为她们的镇痛毒药。她们很现实地活下去，无法等到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从家乡赶来，把她从陌生男人怀抱里拉出来，揪她的头发，扇她的耳光，踢她的胸脯，然后把她像只死狗一样拖向归程——她们无缘这种幸福的惨遭暴打，无缘这种光荣的口吐鲜血与遍体鳞伤，于是男人几句糊弄，有时也能让她们弃之不忍。
一位警察告诉我：在这些女人中间，大约七成是“鸽”有其主，受到这种荒唐的盘剥。这位警察还让我惊奇地知道，一些未能养上这种小白脸的女子，甚至会觉得前途渺茫，在同伴面前脸上无光，会急切地寻找与攀比，真是邪了。她们常常傻乎乎地倾其所有，数万元数十万元地甩出去，供养一句无耻的许诺。
一个脂粉凌乱的疯女在大街上又哭又笑，嘴上有明显的血痕，红色裙子被撕破，脚下的高跟鞋只剩下一只。她一见黑色小汽车就扑上去，像只彩斑壁虎死死贴在前窗上，对着车里人大喊“我没有存折我没有存折！”……没有人知道这只壁虎后面的故事，也没有人把她领入医院或者领回家门，更没有一支姐妹们组成的军队来为她复仇——眼看就要天黑了，雨点正在飘落，雨季的雨总是准时抵达。在一个和平的、世俗的、市场化的、竞逐利益的时代里，革命已经远去，嘹亮的军号声已经落入宁静，没有人愿意多管大街上的闲事，包括为一个下贱的疯女人停下步来——虽然她们承担过各种暧昧的收费和罚款，让某些地方的小官员享受着财政收入和奖金的增加；虽然她们曾经为很多商家争来客源或取悦贵客，提供过金灿灿的大把利润；虽然她们还一次次被文人们津津乐道地写进作品，承受着先锋们个性和欲望的发泄，性奴隶的苦楚已被描写成性自由的如愿狂欢。文人的妙笔实在无所不能。法国最近一本特别走红的小说，除了痛斥伊斯兰教，就是盛赞泰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色情业：真是美妙的全球化呵，既能缓解欧美中产阶级的性苦闷，吸收掉这个世界上太多危险和无聊的荷尔蒙，又能给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增加收入，岂不是最符合人性？凭什么要受到伪善者的指责？这种当红之论其实也是中国很多理论家私下的兴奋。一位著名的青年思想导师在海南的餐桌边立论，刚刚宣布皈依基督教并且推崇过存在主义，然后就眉飞色舞地论证“红灯区”：指出旅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美容业、交通业、服装业、医药业乃至银行业，都是受到这一行业强有力的拉动，而资金由富区流向穷区或者由富人流向穷人，还有哪一个渠道比女人的肉体更高效和更平稳？
就在不久前，革命因压抑人性蒙受恶名。某书记对女知青的诱奸，某政委对女演员的逼婚，都是一桩桩触目铁证，使新派人士们悲潮滚滚，把栏杆拍遍，把每一个美丽的姐姐妹妹都牵挂心头，恨不能拿下职称和分上房子以后就去拔剑出征替天行道。奇怪的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眼下面对灯红酒绿里的日常强暴，却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对小报上最新流行的鸨婆哲学，也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喜儿不从黄世仁，琼花反抗南霸天，在他们看来统统是不智与多余。他们已经展开理论上大规模的宽容，让诱奸和逼婚合理化。只是把压迫者的鞭子，由权力换成了金钱——这只因为他们过去未曾获取权力，眼下也尚未混成一个书记或者政委。
在他们看来，人性当然是重要的，但与卑贱者无关。
五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又是十多年。回到内地的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去策划什么广告，顺便请我看中央歌舞团再度排演的《红色娘子军》。这位朋友也曾在海南打拼，办过一个种橘子的农场，后来被一场台风吓得屁滚尿流。他一出门，几百颗扑面而来的沙粒就射进了他的皮肉，到医院手术台上一颗颗从肉洞里夹出来，竟花了血淋淋的整整六个多小时。他说海南的雨季太潮湿了，海南的台风实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又说，没见你在海南发什么财，在那个破地方还混个什么劲？
他不知道，他抛弃的农场眼下已成了寸土寸金的“博鳌亚洲论坛”园区，树林里已经满是玉殿琼楼。他知道了是要后悔的。
大幕徐徐拉开。惨淡的灯光下，紫蓝色的水牢布景浮现，镣铐的金属声哗啦作响，女主角满身鞭痕，缓缓起舞，在聚光灯下用每一个细胞挣扎，用每一个骨节悲诉，向一个她看不见的上空伸出空空双手……在这个舒适的大剧院里，看得出，那是一双没有挨过鞭打的手，纤细，柔软，瘦弱，飘滑，似是而非，只适合掩口浅笑，适合周末拈花，适合浸泡在什么进口洗浴液里，然后在咖啡馆前朝情人低低地摆动，即便显露出条条鞭痕，但红色分明不是鲜血而是人体秀的油彩。
接下来是四个女奴的中板群舞。年轻演员们身材秀美，技巧娴熟，对肢体应该说有足够的控制，但看上去仍是柔弱无骨，缺乏岩层般的粗粝和刚强，给人失真的感觉，邮票错版的感觉，美食串味的感觉，倒是不时透出华尔兹或者迪斯科的风味。红色娘子军的群舞也好不了多少。美女们不像是海南热带丛林里的造反奴隶，而是一支香港的太太军或者纽约的妞儿军，搬弄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大刀和步枪，表达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忧伤和愤怒。看来，一代新的芭蕾演员成长起来了，接过了舞台却没有完全接过历史。时过境迁，往事难追，老观众们很多动心的东西只能远退和沉没在岁月的深处。
但还是有很多人鼓掌，在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让琼花死里逃生的时候，在孤苦无告的琼花被女兵们如林双手热情接纳的时候，在琼花来到政委洪常青就义现场找不到身影于是向空无四周一遍遍追问和悲诉的时候……生死相依的情景，如此久违与罕见，暗暗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剧场在升温，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并且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连我身边的朋友也拼命鼓掌，只是事后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他说他甚至哭了，却不明白一个KTV的常客，一个差不多劣迹斑斑的“炮手”，泪水为什么而流。他觉得这简直可笑。
我也对自己的掌声感到奇怪。对新一代演员的挑剔和遗憾，对当年革命样板戏政治套路的警觉，似乎都足以取消鼓掌的理由。但我无法否认，当熟悉的乐浪在我体内呼啸着升起，当舞者的手足一一到达我视野中预期的方位，这出观看过好几次的芭蕾剧，眼下还是给我一种初看的新鲜。它不再是威严的样板，不再当红与流行，在今天甚至退到了边缘位置，于是刺目的强光熄灭，让人们得以睁开双眼，重新将其加以辨认。身处一个精英们纷纷鄙薄革命的潮流，眼下的我却惊讶发现，剧中的人性其实比我料想的要多得多，比我料想的要温暖得多。也许我已经老了，见过了太多人事。弦惊之处，忍不住鼻子发酸，似乎在为不能确定身份和不能确定面目的什么人伤心——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挡住落向你的皮鞭？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手将走投无路的你接纳和庇护？
这出舞剧曾经用刀枪吓坏过很多温良人士。是它不够人性吗？如果这不是人性，那么在你陷入恶棍围剿的时候袖手旁观倒成了人性？如果这不是人性，难道在你横遭欺诈或暴虐的时候转过头去傍大款拍马屁倒成了人性？今天也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为一个烈士的献身而苦苦痛泣；不会有太多的人，会把人间的骨肉情义默默坚守在心底。如果——如果——如果这种痛泣和坚守都已陈腐可笑，因不能生财而一钱不值，那么我们是否只能把面色紧张的贪欲发作当做伟大的人性解放？或者，引起革命的压迫与剥削，革命所力图消除的压迫与剥削，在今天也成了人性复归的美妙目标？
观众情不自禁的鼓掌，证明革命是人性的爆发，是大规模恢复人性的号令和路标，因此也是一切卑贱者最后的权利——虽然假革命之名的罪恶曾经使事情变得污浊和混杂，使革命常常渗流着血泪，使人们无话可说。
我也无话可说。
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擦擦眼角，止住一颗下滑的泪水。
2003年3月于海口
挤迫下的韧与美
雷 达
我喜欢长篇《白豆》，是因为它充溢着新疆特有的田野气息和野性之美。一向出言谨慎的《当代》编者，竟称它为“西部经典”。话是这样说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刊登之前，全编辑部的男女老少传看且都叫好，已很难得；而这部把编辑部男女老少感动得刻骨铭心的西部经典，竟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就更难得了。”读完以后，觉得这并非妄说。诚然，《白豆》的故事框架不算新鲜，它甚至是某种古老模式的重现，但在这个框架中，却蕴藏着许多令人震颤的东西。它像一首悲怆而忧愤的长歌，卷过大漠戈壁，在读者心坎上久久回旋。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人们大约不会忘记白豆这个女人了。她是再平凡不过的女人，谈不上什么惊人的豪举，但作为一个鲜活的生灵，她的命运、心思和行为，却别有一番韵味。她像巨石下的一棵青草，或者像一茎质朴的豆花，惟其承受着重压，永不低头，便益发显现出泼旺的生命。像白豆这样的女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她是人性的证明。在这部并不刻意迎合什么的小说中，作者完全忠诚于自然和生活，他只是写他看到的和领悟到的，然而奇迹出现了，它格外饱满地展现着人的魅力。若问《白豆》动人的奥秘何在，一言以蔽之曰靠“人”——人的本色，人的心曲，人的尊严，人的残酷，人的美好。毫无疑问，《白豆》是描绘西部边陲农垦兵团生存状态和人之不屈不挠的优秀之作。
不过，说它出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又不全对。作者董立勃并不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