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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新加坡大众学佛会听说了传馨的经历后，当时看着窗外海天一色的景致，望着茫茫天地间奔波不已的人流、车流，想着越来越高耸云天的大楼，我就不禁感慨道：这真是一个希求财富的时代，像传馨这样的修行人恐怕会越来越少吧。我们很希望真正的修行人都能把握住圣者遗留下来的财富，而非像世间人那样，都争先恐后地把有漏财产当作人生的首选目标。《法句经》云：“信财戒财惭愧亦财，闻财施财慧为七财。”这七财才是真正智者所应追求的法财、圣财。阿底峡尊者也说：“舍弃一切有漏财，当以圣财为严饰。远离一切散乱境，依止殊胜寂静处。”不过，这么好的教言在现今的环境下又能被多少人奉为金玉良言呢？大多数人在日夜寻觅财富的过程中，大概十有八九都会把这些圣者的教言抛置脑后的，而这恰恰是智者的呵斥处。萨迦班智达就曾不无悲哀、不无痛责地说过：“漂泊轮回诸众人，昼夜拼命求财富。”
能否有更多的人都能像传馨一样，把佛法当成生命中最值得希求的无价之宝，在勤勉不辍的求真过程中，打开生命本来的无尽宝藏？
不爱西装爱僧装
当今社会，西装可能就像一日三餐那样离不开身吧。上至总统下至清洁工，如果他们都穿上西装的话，恐怕你未必能分辨得出来。有一年国庆，我还见过一位钉皮鞋的鞋匠，脖子上也是工工整整地打了一条领带。潮流所趋，藏地也在所难免。走在甘孜州的大街小巷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藏族男女老少也将西装披在了身上。会不会有一天，连在高山顶上放牦牛的牧童，也会脚蹬一双铮亮的皮鞋、脖子上系一条花花绿绿的领带呢？
而照地的着装史却恰恰跟他们相反：他脱下了曾经日日为伴的西装，来到我们这雪域高原，换上了庄严的喇嘛服。在藏地，当越来越多的人背弃了他们的信仰，背弃了他们的文化传统的时候，照地的“逆向”行动在我的眼中就显得非常难得了。这个曾在南开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就读的大学生，能下这么大的决心，除了前世善根成熟外，一定还有不少今世当下的努力与因缘，这其中的故事，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是比丘照地，祖籍江苏徐州，生于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后，我于驻徐空军后勤学院从事酒店管理工作。由于当时的工作需要，我每天都是一身笔挺的西装。而今，庄严的袈裟却日日不离身。说起此番换装史，那还要从上海的一次奇特邂逅说起。
当时，由于强烈事业心的驱使，再加上自己也认为自己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与能力，我就从单位辞去工作，准备成立一家集商业、餐饮、快递于一体的连锁公司。万事具备，只因对快递业的运作不太熟悉，便决定到上海去做一番实地考察。
在上海走访了三、四家快递公司之后，拖着疲乏的身体随便找了家旅馆倒头便睡，不多时却被邻床传来的声响吵醒了。矇眬中看过去，原来是一个和尚正给一些人讲着什么。好奇心赶走了我的睡意，我便开始聆听起他所讲的话语。结果怎么听也不明所以，只听到一些“须不提、须不提”等费解的文字。平常我一直自认为挺聪明的，结果听了半天连个什么是“须不提”也没弄明白。后来等旁人都走了，房中只剩下我们两人时，我就带着调侃的口吻问他道：“哎，师父，你为什么出家？”
“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地延续下去！”和尚认真地答道。
意外的答案使我的玩耍态度顿时熄灭了下去，于是我们就有了接下来的恳谈。
师父来自九华山罗汉墩，在家时是位空军中尉，在西昌从事二级火箭的发射工作。谈话中，他内心的祥和、调柔和渊博的学识汩汩涌出，使我的敬意油然而生。他把他领会的佛法再给合他自身的传奇经历很善巧地开示给我。当他讲到“无常”这个问题时，顿时开启了我的记忆库藏，两段遗忘已久的经历此刻悄然浮起，印证着他的话语：有一次，我坐在出租车上，前方的一辆“面的”在行驶中忽然起火，浓烟从车窗喷涌而出，同时伴随着车内的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恐其爆炸，我们的车加大油门快速地超过了它。等再回首看时，那辆车已变成“火车”了。还有一次，我在公路边候车，旁边有位年青人与朋友大声地说着话，后来他开始穿越公路。正当我翘望着班车开来的方向时，就听得身后不远处突然传来紧急刹车的声音和“澎”的一声巨响。回转身，刚才还在说话的那位青年，此刻已躺在了十几米开外的路上，口鼻出血，全身猛烈抽搐……
师父对我说道：“我们的生死实际上与旷野中的油灯一样，不知何时便会刮来一阵无常的风把它吹灭。”听到这些警语，我开始意识到，一直以来，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视生命为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无常”却一直以种种残酷的方式否定了这种愚昧的想当然，只是我们的感觉太过麻木而已。“无常”一次次敲响的警钟，在我们的耳朵里却成了一种自然的风铃。是该警醒了！因为真实的死亡会毫无预警地降临，它能在突然之间就使我们变得一无所有。法国作家蒙田不也这样说过吗：“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死亡都可以找得到我们。”
“那么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接着我的这个问题，师父又讲了许多。其中有段话，现在想来还是很发人深省，“我们常常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正遭遇的境况似乎非常熟悉，似乎早已经历过，现今不过是在重复而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前世等流习气的成熟，致使我们再次面对和处理同样的事或物时，有似曾相识之感。”那位师父最后微笑着反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三大宗教都承认有来世？是不是三大教主一致协商好了要充当统治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以提供虚幻来生的安慰协助统治阶级安抚百姓现世的不平？为什么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数不清的人，包括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乃至贤明的帝王将相都相信轮回及因果？是否他们都是比我们愚痴的笨蛋？”
我们就这样彻夜长谈了数日，直到有一天，当我在师父的引导下阅毕了丰子恺先生的老师，曾经集戏剧家、音乐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于一身，而后又出家弘法，成为现代律宗祖师的弘一大师的生平事迹后，出尘志愿便不可遏制地生起。对我来说就好像是顺理成章似的，当天我就奔赴九华山月身宝殿披剃了。待圆满此举后，我才将消息通知给了朋友们，包括当警察的女友。结果我发现，对他们来说，我的出家比耶稣复活更令人难以接受。后来友人在来信中告诉我，大家都不相信我这个前卫的小帅哥会走进青灯古佛的梵刹；不相信我这个事业狂会放弃即将展开的锦绣前程。他们还预言我将在三年内还俗，否则就会变成一个花和尚。
日月交替，我庆幸并深感欣慰，时间证明了我对佛法的信仰不是盲目的冲动；时间也推翻了他们的预言。我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求法求到了这雪域高原。特别是在学院，当我依止了严父般的堪布后，更加了知了佛法的浩瀚无边及其不共的正理性与堪察性。这一切都坚定了我走下去、不回头的信念。这时我方才深刻地领悟到了鲁迅先生当年深深的感慨：“释迦牟尼佛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对人生所产生的众多疑惑，他居然早已在佛经中明示了。”
记得当初我在酒店中搞中层管理工作时，每天都要运用大学中所学的“公共关系学”、“旅游心理学”以及“礼宾学”等专业知识去面对一批批的客人。在处理每一笔业务时，都感觉书上的专业知识是如此地冠冕堂皇，而实际上的运用却不得不蜕化为冷冰冰的仪式。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和同事们即就是在进行一个最简单的微笑时，潜意识里也埋藏着不可告人的虚伪与造作。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尔虞我诈的隐形关系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每天下班后，我都经常要到迪厅里去蹦迪，以此来宣泄心中的压抑。迪厅里那种歇斯底里的群魔乱舞的景观，恐怕比魔鬼世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再次庆幸由于出家而能远离往昔那种无助的痛苦。佛陀，这位无上医王让我从滚滚浊世中睁开迷茫混沌的双眼，去认清清净安详的彼岸风光，由此而得以身心畅然，洒脱自在。
我非常想提醒大家，这世上有智慧之路，也必有愚痴之路。它们往往离得很近，因为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遥。但关键处走错一步，则会全盘皆输。骄傲无知的现代人，自以为聪明、学识渊博，其实却常常深陷愚痴之中而不自知。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那个超越生命以外的永恒世界，永远不会对幼稚、短视、漫不经心或财迷心窍的人发光。
我以真诚的心，打心眼里鼓励所有的有智之士：以十足的诚心，万分的信愿去踏上精神之旅吧，不要让佛法妙音仅仅成为少数精英人士的奢侈品。如果你想畅游佛法这座广严诚，我这个身披袈裟的“专业导游”，一定会为你提供优质服务的。
发心出家，穿上出家众的衣服，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他在百千万劫的轮回中也难得做出的一项举动。伟大的无垢光尊者曾说过：得转轮王妙饰无数次，真正披戴袈裟只一回。无始劫以来，我们可能做过很多次转轮王，但绝少获得过出家身。仅此一点，你就能明白出家的殊胜功德了。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袈裟披身能遣除一切违缘和痛苦。《地藏十轮经》中说：在家人的数以百计的绫罗绸缎，也比不上出家众的一套僧衣。因此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始终认为照地穿上僧衣才是最庄严的。我本人从出家以来，就不曾羡慕过任何款式、质地、颜色的在家衣服。
心里面老是有这样一个念头：我们的僧衣具足无量的功德，因而永远都是最庄严的，永远都是最好看的！
超拔尘世的佛法
二○○一年七月十日的喇荣沟尘土飞扬，佛学院整治工作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整整一天，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因为许多汉僧恐怕不久之后，就都要返回各自的家乡，并且无法再到藏地来了。在与各级领导座谈时，我曾开玩笑地对一位主管宗教的干部说：“学习藏传佛教的遵纪守法的汉僧不能呆在藏地，难道要让那些败坏社会风气的赌徒、娼妓、嫖客及流氓恶棍们占据藏地的地盘吗？”他听了后半天也答不出个所以然，只是支支吾吾地连声说不关他的事。俗语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现在既已在这个位子上，又为何还要敷衍塞责呢？不关你的事，难道要关无色界的非非想天天老爷的事吗？
也就在我烦闷之时，吴铭博士也沮丧着脸来到我的窗外。他见到我首先长叹一声，然后无可奈何地说：“堪布，您看看现在的……”我打断他的话，笑着对他说：“你好不容易才到我这里来一次，就别管这些了。你是个大博士，我倒是对你从博士到学佛的经历更感兴趣，还是给我谈谈这方面的内容吧。讲那些世俗的烦恼于你于我都无济于事，讲讲你的学佛历程，恐怕对将来的知识分子们倒有一定的实际效益。”
于是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吴铭博士开始讲起了他的从世法转向佛法的过程。
我叫吴铭，一九八五年考入北京某著名高校，一九九二年获硕士学位后分配至广州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去广州的唯一目的，就是想那边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可能会比北京方便一点。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学校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这么一种风气：作为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如果不能出国留洋的话，后半辈子恐怕也就前途黯淡了。一旦出国，身价顿时倍增，小虫子亦成大龙了。我本一俗人，自然也未能免俗。于是就跟着这股潮流南下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州。
到了广州，我整个儿傻眼了。从小学到大学，我几乎未跟社会接触过。在大学里，我从事的是最不热门的基础理论研究，很少跟外界的人打交道。一日三餐之外，整天也就在图书馆和教室度过了。平常接触的都是和自己状况差不多的老师、同学。到了广州之后才发现，象牙塔外的社会和人们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每天都能看到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奔波忙碌得没有片刻清闲，他们这样地劳苦，唯一的目的就是多赚点儿钱。大家都知道，相对于别的行业，老师历来都是比较清贫的。虽然衣食住行方面也并不太缺乏，但与社会上的暴富阶层一比，还是相形见绌。所以被整个社会舆论界鼓噪得不愿再安贫乐道的教师们，便也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像离了弦的箭一般，直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