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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布特弗利卡，阿尔及利亚的总统，一见到胡锦涛同志，看似几句话，不是寒暄，都是有一点准备，见了胡锦涛同志就说，我们当年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时候，大国当中，就你中国支持我们，我们阿尔及利亚人对此永志不忘。这个话很有分量的，这也是事实，胡锦涛同志怎么回答的？在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你阿尔及利亚是带头的，我们对此永志不忘。这回答得多好啊，是吧，这话讲得布特弗利卡很高兴，我看他脸上，因为当时没有法文翻译，我给胡锦涛同志用法文做翻译的，翻给他，他非常高兴。为什么呢？1971年他是阿尔及利亚的外长，他是现场指挥的。因为当时讲“两阿提案”嘛，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提案，是吧，实际上作用大是阿尔及利亚，很厉害那些人。在现场指挥，美国人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了，挡不住这个历史潮流，把美国人打败了。这个话讲得布特弗利卡非常高兴，也很得体。最后我听他们评论，新人来大家评论，我听到人家说，right man，这个人行。
我觉得外交，我们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过这样的话：外交投入最小、产出最大。是不是？你们想想看，一个国家，它一个新的领导人出现之后，大家都在观察，觉得这个人行，对你这个国家信心就增长；觉得你这个人不行，它就要观望一阵。胡锦涛出席这样一个活动，花时间，九点钟到埃维昂，晚上八点三刻左右回来，不到十二个小时，但是给世界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领导人。这个印象，你说今年包括外国投资，我们与外国的交往这么多，尽管有“非典”，这个还是很重要一个作用，人家有这么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外交是与时俱进的。不是说过去，过去我们不参加，现在照样不参加。过去不参加有道理，现在呢？现在是谈南北问题了，中国人当然得参加，这个今后可能变成一个定势了。后来布什讲，明年在美国开，他说我也要模仿这个模式，看看他最后怎么做吧。这个慢慢会演变成某种新的东西，现在还需要再进一步观察，我想这是与时俱进的。
第三条，我觉得我们的外交是有创新的意识。朝核问题最明显，朝核问题中国人运用了穿梭外交。过去中国外交史上从来没有搞过穿梭外交。这次呢，我们搞了穿梭外交，中、朝、美能谈起来，三方能谈起来。中国进行了穿梭，我们戴秉国副部长去见了金正日，然后又去了美国。中国实际上进行了穿梭，因为谈起来的美国和朝鲜是两家主要的。后来六方谈起来，我们也进行了穿梭外交。作为中国外交我觉得它是开拓的，不是说拘泥于过去的东西，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朝鲜又离我们这么近，涉及的问题又非常重要，中国人当然又能够发挥这个作用。这一发挥作用大家反映非常好。4月23日到25日那时候我已经回来了，回来看到钓鱼台门口，记者就等着，等几个小时就拍车进出的镜头，说明这个事情重要，办得很好。六方会谈也是这样，你看看国际上的舆论，反映非常好。当然并不是说谈两次就谈成了，那还有一段距离，双方不信任好长时间了，五十多年了！一下就能谈成，不光是一个停战协议，双方实际上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只是个停战。所以这个要想谈成，真正取得成果，我觉得还需要时间，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个谈起来显示了中国的作用，是吧！大家都感觉到没有中国来做这一项，它不一定谈得起来，而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正好和伊拉克形成了一个反差。那是打，这是谈，全世界我看99％以上的人都赞成和谈。谁喜欢打？老百姓谁喜欢打？没有人喜欢打，所以这个事情很得人心。
第四，我觉得我们的外交来讲，我们同周边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温家宝总理率团出席东盟的会议。“十加一”，“十加三”非常重要，中国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中国的外交过去有一种思想叫做“远交近攻”，现在是不对的。“远交近攻”在当时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这个东西，现在不行啊！现在必须跟邻国把关系搞好，你们看看全世界现在情况，它是两股潮流，齐头并进。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地区集团化。为什么要地区集团化，全球化都划进去不就完了嘛！为什么要地区集团化？它是一种需要啊。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国，包括美国，都需要一个地区的支撑。那么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个国家很难应付。所以美国搞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搞得很成功。大家都得到好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得到好处。现在正在搞“泛美自由贸易区”。于是南美、北美加起来34个国家要搞个自由贸易区，这很大啊，他们打算在2005年搞。欧洲有欧盟，明年变成25国了；俄罗斯有独联体；非洲有非洲联盟；亚洲这个地方有一个东盟。但是大国还没进来，我们温家宝总理率队去巴厘岛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对这个有所推进。我的看法，跟邻国关系搞好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提出来“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现在又提出来“富邻政策”。这个非常英明的，邻居好了，交往多了，大家就共同繁荣起来。特别是在东亚这个地方面临一个很好机遇的时候，我们这个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当然我们与此同时，今年的外交，我们同一些大国关系有很大的发展。温家宝总理12月7日去访问美国，这个大家很重视，国际上很重视。我们与法国的关系，与德国的关系，与大国俄罗斯的关系，跟大国关系都有很大的发展。我觉得我们一个重要的思想，与时俱进。今年中国的外交是与时俱进的，搞得有声有色。这都是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集体的领导下，外交部贯彻了中央的方针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这个外交工作我想，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我觉得我们过去我们跟公众的沟通太少，外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早该剥去了。我的看法，外交当然有保密的，但保密是很小一块。今天外交跟我们国内的生活联系太紧密了，你看看我们的GDP，1。25万亿美元的GDP，外贸就占到6200多亿美元。我们和国外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中国要有更多的懂得世界的人，我们这个国家会发展得更好，我就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回答。
主持人：今天见到吴大使我有点紧张了，让我想起小时候牢记的一个事儿，毛主席去颐和园，结果群众闻风而去，把毛主席围在中间，里三层、外三层跟他握手。毛主席走了以后，握过毛主席的手的手，依然一传百地被人家握着，依然是激动的、热情的。那么我今儿跟吴大使握手，我一想，这双手是握过无数国家领导人和总统、国王的手，哎呀，我就紧张了。好，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提问时间。
观众：吴老师您好，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周边态势的时候，您好像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现在可能是历史上周边环境不太好的时候，因为自古到今，周边的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独立，它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还有，您怎么看待中国威胁论，谢谢。
吴建民：周边情况、我觉得很好，不一定会说没有问题。我们过去看问题有的时候有点片面。好像好，全都好，不能有任何毛病。坏，一塌糊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坏的。天下没那种事，世界是复杂的。我觉得，我们周边的情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同周边国家的贸易有这么大的发展呢？没有的，很大的发展。什么时候人民币在有些国家可以通行呢？现在呀，人民币现在蛮坚挺的。为什么他们愿意接受呢？对中国一种好意，中国的货币它是坚挺的。所以我觉得周边的情况我不赞成你，我觉得我是乐观的，因为它这个好不是假的，有物质基础，正在发展。
中国威胁论，我的看法，不是一两篇文章就到批倒的。作为一个大国，你慢慢起来了，周围的人当然有点想法了。这个人起来了，会怎么样啊？一个村里面，好多户人家，这一户起来了，周围人会怎么看？当然有点疑虑，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这就要靠我们的工作跟人家讲清楚，中国不是威胁，中国起来是你们的机遇。日本小泉首相也讲了这个观点，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是一个机遇，要通过事实慢慢来打消这个东西。
观众：吴先生您好，非常高兴听您的演讲。我想问一下咱们中国外交策略的问题。过去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要不当头，要韬光养晦，来发展自己。现在呢，您也提到要与时俱进，适当发挥我们大国的作用。我想问题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政府如何既能够发挥我们日益显著的大国作用，又能够避免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咱们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谢谢您。
吴建民：天下事总是两面的。邓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就是收敛锋芒，不当头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来讲，邓小平同志总结不当头也是总结过去。文革期间，我们不是说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吗？那不叫得震天响吗？叫了有什么好处？不行的！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我在联合国的时候有人说，现在苏联垮了，你们来当头吧，能当头吗？当头可有好多毛病、好多问题，我们也没有这个本钱。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我们把自己位置看准，别去当头，当头没有好处。世界上凡是想当头的、没有好下场。你看看历史，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不等于中国不能发挥作用。能够发挥，还有所作为。你什么事儿都不说话，人家不把你当回事了。什么事儿都没有意见，什么事儿都随大流，你说行吗？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正是有什么事儿我能做一点，那你感觉到这个人还不能小视，还是有一点本事的。实际上这跟我们国家的地位也相称，有些问题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不去当头。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宁愿把我们推到前面去，我说我们不能当头。邓小平说的这个方针非常对，不能够去当头。中国人，面临这个发展机遇，我的看法，1840年以来第一次，抓紧这个机会把国家建设起来。我们在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给人家踩在脚低下，没办法发展。之后我们周边的地区战争不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阿富汗战争，战后最大规模的地区战争都爆发在我们周围。现在我们有机会发展了，中国人不抓紧这个机会来发展自己，子孙后代会要批评你的。这么好的机会，一百多年的机遇你为什么没抓住？抓住这个机会，中央现在方针非常好，25年年均增长9。4％。再往前，再有20年，中国慢慢慢慢就起来了。但是我们在起来过程当中，心态要平衡，不能一起来之后就把话讲得太过，我也不大赞成。
观众：今天我向您请教个问题，过去经常讲“弱国无外交，强权就霸道，人间真理在，正义不可抛”，请吴院长能做个新解。
吴建民：关于弱国无外交，你引了四句话，我觉得反映出来中国人的一种气概。弱国当然没有外交了，讲话人家不大听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并不等于国家不是很强的时候，外交官不能发挥作用。你看顾维钧1919年的时候，中国是弱国，五个代表，四个都跑掉了，就他一个，他没有任何指示，他拒绝签《凡尔赛条约》。我觉得中国人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我跟法国人谈民主问题，我说中国人怎么样走上目前这条道路的，你们知道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人一直学西方。你看好了，中国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学西方，把“德先生”请来、“赛先生”请来，就这个意思，学西方。转折点在1919年凡尔赛和会上面，我们一战期间，中国内部开始也乱得很，开始一战我们不参加，欧洲离得那么远，不去。后来战争非常残酷，英国、法国劳动力严重匮乏，法国、英国就找了中国。说你们能不能派点劳工去。我们派了15万劳工，他们讲了好多好话，去了之后，战后胜利了，给你恢复大国地位，如何如何。中国人当时也信了，去了15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