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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有线广播播送了孙光明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这是我父亲最为得意的时刻，三天来只要是广播出声的时刻，孙广才总是搬着一把小凳子坐在下面。我父亲的期待在那一刻得到实现后，激动使他像一只欢乐的鸭子似的到处走动。那个农闲的下午，我父亲嘹亮的嗓门在村里人的家中窜进窜出：“听到了吗？”我哥哥当时站在门前的榆树下，两眼闪闪发光地望着他的父亲。我的父亲和哥哥开始了他们短暂的红光满面的生涯。他们一厢情愿地感到政府马上就会派人来找他们了。他们的幻想从县里开始，直达北京。最为辉煌的时刻是在这年国庆节，作为英雄的亲属，他们将收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邀请。我的哥哥那时表现得远比父亲精明，他的脑袋里除了塞满这些空洞的幻想，还有一个较为切合实际的想法。他提醒父亲，弟弟的死去有可能使他们在县里混上一官半职。虽然他还在念书，但作为培养对象已是无可非议了。哥哥的话使父亲令人目眩的空洞幻想里增加了实在的成份。孙广才那时搓着双手，竟然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激动了。
孙家父子以无法抑止的兴奋，将他们极不可靠的设想向村里人分阶段灌输。于是有关孙家即将搬走的消息，在村里纷纷扬扬，最为吓人的说法是他们有可能搬到北京去居住。这样的说法来到我家时，让我在某个下午听到父亲激动无比地对哥哥说：“无风不起浪。村里人都这么说了，看来政府的人马上就要来了。”就这样，我的父亲先把自己的幻想灌输给村里的人，然后再用村里人因此而起的流言来巩固自己的幻想。
孙广才在期待英雄之父美名来临时，决定要对这个家庭进行一番整容。他感到如此乱七八糟的家庭会妨碍政府来人对我们的正确看法。整容是从服装开始，我父亲借了钱给家中每人做了一身新衣服。于是我开始引起家庭的重视。如何处理我，成了孙广才头疼的事，我几次听到父亲对哥哥说：
“要是没有这小子就好了。”
家庭在无视我很久以后，对我存在的确认是发现我是个要命的累赘。尽管如此，一个清晨母亲还是拿了一身新衣服走到我面前，要我穿上。全家人矫揉造作地穿上了一样颜色的衣服。习惯破旧衣服的我，被迫穿上那身僵硬的新衣服后整日忐忑不安。逐渐在村里人和同学眼中消隐的我，由此再度受注意。当苏宇说：“你穿了新衣服。”我是那么的慌乱。虽然苏宇的话平静得让我感到什么都没有发生。两天以后，我父亲突然发现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妙，孙广才觉得应该向政府来人显示家庭的朴素与艰苦。家中最为破烂的衣服全都重见了天日，我的母亲在油灯下坐了整整一夜。翌日清晨，全家都换上了补丁遍体的衣服，仿佛鱼的鳞片一样，我们像是四条可笑的鱼，迎着旭日游出了家门。当看到哥哥犹犹豫豫地走上上学之路时，我第一次感到哥哥也有和我一样的心情的时候。孙光平缺乏孙广才那种期待好运来临时的坚定不移。孙光平穿着破烂衣服在学校饱受讥笑后，即便能做皇帝他也不愿继续穿着那身破烂了。为此我哥哥寻找到了一条最为有力的理由，他告诉父亲：“穿这种旧社会才有的衣服，是对共产党新社会的诬蔑。”这话让孙广才几天坐立不安，那几天里我父亲不停地向村里人解释，我们一家人穿上破烂衣服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忆苦思甜：“想想旧社会的苦，更加感到我们新社会的甜哪。”
我父兄日夜思念的政府来人，一个多月后依然没在村中出现。于是村里的舆论调转了方向，直奔我父兄的伤疤而来。在那农闲的日子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追根寻源，其结果是发现一切传言都出自于我家。我的父兄便转化成了滑稽的言词，被他们的嘴尽情娱乐。谁都可以挤眉弄眼地问孙广才或孙光平：“政府的人来了吗？”一直笼罩着我家的幻想开始残缺不全了。这是因为孙光平首先从幻想里撤了出来，他以年轻人的急功近利比父亲先感到一切都不再可能。在幻想破灭的最初日子里，我看到孙光平显得沉闷忧郁，经常一个人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由于那时父亲依然坚守在幻想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冷漠。父亲已经养成了坐在广播下面的习惯，他一脸呆相地坐在那里，口水从半开的嘴里流淌而出。孙光平显然不愿意看到父亲的蠢相，有一次他终于很不耐烦地说：
“别想那事了。”这话竟然使父亲勃然大怒，我看到他跳起来唾沫横飞地大骂：“你他娘的滚开。”我哥哥毫不示弱，他的反击更为有力：
“这话你对王家兄弟去说。”
父亲那时竟像孩子一样尖叫着扑向孙光平，他没说我揍死你，而是：“我和你拚啦。”如果不是母亲，母亲瘦小的身体和她瘦小的哭声抵挡住两个像狗一样叫哮的男人，那么我那本来就破旧不堪的家很可能成为废墟。孙光平脸色铁青地走出家门时，刚好看到了我，他对我说：“这老头想进棺材了。”
事实上我父亲已经品尝了很久的孤独。他和哥哥之间完全丧失了弟弟刚死时的情投意合，两个人不可能再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描绘美妙的前景。哥哥的首先退出，使父亲一人在幻想里颇受冷落，而且他还将独自抵抗政府来人不会出现的要命想法。因此当哥哥看着父亲越来越不顺眼时，父亲也正在寻找和哥哥吵架的机会。那次争吵以后很长时间里，两人不是怒目而视就是冷眼相对。
我父亲孙广才异常注意村口那条小路，他望眼欲穿地期待着穿中山服的政府代表来到。父亲内心的秘密让村里的孩子都发现了，于是经常有几个孩子跑到我家门前来喊叫：“孙广才，穿中山服的人来了。”
最初的时候每次都让他惊慌失措，我的父亲在表达激动时，像个逃犯一样身心不安。我看着他脸色苍白地奔向村口，回来时则是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孙广才最后一次上当是在冬天临近的时候，一个九岁的男孩独自跑过来喊叫：
“孙广才，来了好几个穿中山服的。”
孙广才提起一把扫帚就冲出去：
“我宰了你这小子。”孩子转身就跑，跑到远处站住后继续喊：
“我要是骗你，就是狗娘生的，狗爹养的。”
孩子对自己父母极不负责的誓言，让孙广才回到屋中后坐立不安，他搓着手来回走动，自言自语：
“要是真来了怎么办？一点准备都没有。”
由于内心的不安，孙广才还是跑到了村口，他看到了空空荡荡的田野和那些寂寞的树木。那时候我就坐在不远处的池塘旁，看着父亲呆立在村口。冷风吹来使他抱紧胸前的衣服，后来他蹲了下去，也许是膝盖受凉，我父亲双手不停地抚摸着膝盖。在冬天来临的傍晚，孙广才哆嗦地蹲在村口，长时间地望着从远处延伸过来的小路。
父亲固守自己的幻想，直到春节临近才不得不沉痛放弃。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传来打年糕的声响，由于四分五裂，我家没有丝毫过节的气氛。后来母亲鼓起勇气问父亲：“这年怎么过呵？”父亲那时神情颓唐地坐在广播下面，沉思了良久才说：
“看来穿中山服的人不会来了。”
我开始注意到父亲总是偷偷地望着哥哥，显然父亲是想和哥哥和解。在大年三十的夜晚，父亲终于首先和哥哥说话了。那时孙光平吃完饭正准备出去，孙广才叫住了他：“我有事和你商量。”两人走入里屋，开始了他们的窃窃私语，出来后两人脸上的神色展现了一样的严峻。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大年初一，孙家父子一起出门，去找被救孩子的家人。
眼看已经没有希望成为英雄之父的孙广才，重新体会到了金钱的魅力。他要那家人赔偿孙光明的死，一开口就要价五百元。他们被这要价吓了一跳，告诉孙家父子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然后提醒今天是大年初一，希望改日再来谈这事。
孙家父子则一定要他们马上付钱，否则砸烂所有家具。孙广才说：“没要利息就够便宜你们了。”
那时候我虽在远处，传来的争吵声却十分响亮，使我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后来我听到了父亲和哥哥砸他们家具的声响。两天以后，有三个穿警察制服的人来到了村里，当时我们正在吃饭，几个孩子跑到门口来喊：
“孙广才，穿中山服的人来了。”
孙广才提着扫帚跑出去时，看到了正在走来的三个警察。他明白了一切，他对警察吼叫起来：“你们想来抓人？”那是我父亲最为威风凛凛的时刻，他向警察喊道：
“看你们敢抓谁？”他拍拍自己的胸膛说，“我是英雄的爹。”接着指指孙光平，“这是英雄的哥哥。”然后指着我母亲，“这是英雄的娘，”父亲也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我，但什么都没说。“我看你们敢抓谁？”警察对父亲的话没有丝毫兴趣，只是冷冷地问：
“谁是孙广才？”父亲喊道：“我就是。”
警察告诉他：“你跟我们走。”
父亲一直期待着穿中山服的人来到，最后来到的却是穿警察制服的人。父亲被带走后，队长带着被砸那家人来到我家，队长告诉我哥哥和我母亲，要我们赔偿损失。我走到屋后的池塘旁，看着家里的物件被人搬走。经历了一场大火后，多么艰难添加起来的物件，如今又成为了他人所有。
半个月以后，父亲从拘留所里出来，像是从子宫里出来的婴儿一样白白净净的。昔日十分粗糙的父亲，向我们走来时，如同一个城里干部似的细皮嫩肉。他到处扬言要去北京告状，当别人问他什么时候走时，他回答三个月以后有了路费再走。然而三个月后，父亲并没有上北京，而是爬进了斜对门寡妇的被窝。留在我记忆里的寡妇形象，是一个粗壮的，嗓门宽大，赤脚在田埂上快速走动的四十来岁的女人。她最为突出的标记是她总将衬衣塞在裤子里，从而使她肥大的臀部毫无保留地散发着蓬勃的肉感。在那个时代，寡妇这种装束显得异常突出和奇特。那时即便是妙龄少女也不敢如此展现自己的腰肢和臀部。已经没有腰肢可言的寡妇，她的肥臀摇摆时带动了全身的摆动。她的胸部并没有出现相应的硕果，倒是展现了城里水泥街道般的平坦。我记得罗老头说她胸口的肉全长到屁股上去了。罗老头还有一句话：
“这样反倒省事，捏她屁股时连奶子也一同捏上了。”
小时候，在傍晚收工的时候，我经常听到寡妇对村里年轻人的热情招呼：“晚上到我家来吧。”被招呼的年轻人总是这样回答：
“谁他娘的和你睡，那东西松松垮垮的。”
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们之间对话的含义，在我逐渐长大之后，才开始知道寡妇在村中快乐的皮肉生涯。那时候我经常听到这样的笑话：当有人在夜晚越窗摸到寡妇床前时，在一片急促的喘气声里和乐极呻吟中，寡妇含糊不清地说：
“不行啦，有人啦。”迟到的人离开时还能听到她的忠告。
“明晚早点来。”这个笑话其实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状况，黑夜来临之后寡妇的床很少没有客满的时候。即便是最为炎热的夏夜，寡妇的呻吟声依然越窗而出，飘到村里人乘凉的晒场上，使得罗老头感慨万分：“这么热的天，真是劳动模范啊。”
高大结实的寡妇喜欢和年轻人睡觉，我记忆里至今回响着她站在田头时的宽大嗓门，那一次她面对村里的女人说：“年轻人有力气，干净，嘴也不臭。”
然而当五十多岁后来得肺病死去的前任队长来到她床前时，她仍然是兴致勃勃地接纳了。她有时候也要屈从于权力。到后来寡妇开始年老色衰，于是对中年人也由衷地欢迎了。
我父亲孙广才就是在这个时候，像一个慈善家似的爬上了寡妇逐渐寂寞起来的木床。那是春天最初来到时的一个下午，我父亲背着十斤大米走入了寡妇的房屋。当时寡妇正坐在长凳上纳鞋底，她斜眼瞧着孙广才走进来。
我父亲嬉皮笑脸地把大米往她脚跟前一放，就要去搂她的脖子。寡妇伸手一挡：“慢着。”寡妇说：“我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说着手伸向我父亲的胯间摸索了几下。“怎么样？”父亲嬉笑地问。
“还行。”寡妇回答。父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循规蹈矩生活后，幻想的破灭以及现实对他的捉弄，使他茅塞顿开。此后的孙广才经常去开导村里的年轻人，以过来人自鸣得意的口气说：
“趁你们年轻，还不赶紧多睡几个女人，别的全是假的。”
父亲大模大样地爬上了寡妇那雕花的老式木床。孙光平全都看在眼里。父亲目中无人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