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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辈，些许并不能都成为军事家，但无一不能横刀立马，冲锋陷阵。
到了第四代，这样的遗传稍有减弱，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马背民族的特征，而真金却极不协调的出现在了黄金家族的第四代之中。
首先，他的名字便和兄弟们不同。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嫡子四人，除真金外，分别叫朵儿只、忙哥剌、那木罕；庶子八人，分别为忽哥赤、爱牙赤、奥鲁赤、阔阔出、脱欢、忽都鲁帖木儿、忽里带和铁蔑赤。全都是正宗的蒙古名字，只有真金，用的是如假包换的汉名。
真金的名字，是第一个接触蒙古贵族的汉传佛教禅宗高僧海云法师所起。真金出生于公元1243年，正赶上海云法师到和林传法。海云法师是得道高僧，他的这次北游记，给了忽必烈两样宝贝，一个是此时还是他的小沙弥，日后被留在和林，成为忽必烈首席谋臣的刘秉忠，另外一个，便是给新出生的王子取的这个“真金”的名字。
也许，一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但从汉地而来又为王子取汉名的海云法师确实是将附会汉法之风吹进了忽必烈的心中。于是，随着法师北上的脚步而降生于人世的真金也走上了完全不同于所有兄弟的道路。
【正文】
1250年，真金只有七岁，忽必烈便命姚枢为真金的老师，专门教授儒家经典。姚枢本就是忽必烈身边强烈推进行汉法的中坚人物，得到这么个培养汉法第二梯队的机会，自然使出浑身解数言传身教，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在他的教育下，真金很快便学完了《孝经》，儒家的义理也逐渐在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1253年夏，到真金十岁时，启蒙老师姚枢要追随忽必烈南下攻打大理国。仗要打，可皇子的学业不能耽误。于是忽必烈又命另一位儒臣窦默继续教授真金。小孩子习惯了一个老师，突然换人难免要闹情绪。忽必烈赐给窦默自己随身的玉带钩，并特意嘱咐道：“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敬畏。”这和尚方宝剑一样，要真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尊重老师。但毕竟真金已经是现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年纪了，只有一位老师已经满足不了教学需要，于是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作真金的伴读，算是窦默的“助教”。
虽然姚枢、窦默都是很称职的老师，但要说对真金影响深远的，则是王恂。这位与郭守敬齐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经学的儒者。因为是伴读，给真金的感觉不像老师那么严肃，陪伴真金时间又长，而且“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 可说是关系极为紧密。这使王恂得以“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这样教学方法属于启发式，最能抓住学生的心。真金得以独立思考，以儒家思想来分析问题，经常和王恂讨论尝问“历代治乱”的原因，王恂则“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 。
在三位大儒的熏陶教导之下，真金离草原上的金戈铁马、祖先们的豪勇善战越来越远，而三纲五常、微言大义、诗书典册则慢慢融进了他的血液。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便看到了一个情感丰富，仁慈孝友，而略显懦弱的王子。父亲“违豫”，便会“忧形于色，夕不能寐”，母亲“暴得风疾”，“即悲泣” 。
而在与臣子们讨论论立身处世之道时，也不再以祖先的教导为唯一真理。一次与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大臣谈话时，真金谦虚地说道：“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
王子发话征求意见，臣子们自然把最拿得出手的见识奉送。撒里蛮说道：“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道：“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
三位大臣一位说太祖，一位说当今皇上忽必烈，一位干脆说自己的祖父。都是符合尊奉祖先和老人经验的蒙古传统。可真金却说道：“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把孔子的话和皇帝老爹的圣训等同，在蒙古贵族当中也算是石破天惊了。
龙生九子，各有禀赋不同。真金的其他兄弟也在父亲的指令下跟随汉儒学习儒家文化。比如说董文用就是那木罕、忽哥赤的汉学老师，李槃是忙哥剌的说书官，高道是那木罕的讲书官。但这些皇子虽然不能说对儒学完全免疫，也不过是作为业余生活的调剂，如真金这样学到骨子里的一个也没有。真金随之成为元朝皇族中附会汉法的旗帜，汉人儒士以及儒化极深的勋贵都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他周围。
中统三年（1261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十八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设立是附会汉法的重要内容，真金没到二十岁便掌管枢密院，除了他是嫡长子外，更在于他的深谙儒道。真金执掌大权，自然为儒臣们所兴奋，他们不但全力赞襄，而且积极为真金某得更多权位。四年八月，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儒臣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这可说是在奠定真金日后的太子地位。
中统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终于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元王朝无可争议的接班人。虽然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不再热心于推行汉法，但接班人是真金，汉法派也可安心等待了。
但汉法派们实在无法安心，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对于回回人阿合马的宠信。
【正文】
这阿合马出生于中亚花剌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纳客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西南），初隶属于弘吉剌部按陈那颜。按陈之女察必是忽必烈的皇后，在出嫁时，以阿合马为媵臣，也就是陪嫁奴隶随之入宫。
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 。因为善于理财，逐渐被忽必烈重用。中统三年（1263），王文统被杀之后，阿合马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管财赋之事。
虽然阿合马被列于元史的《奸臣传》，但其人确实很有能力。担任诸路都转运使期间，大兴河南钧、徐等州的冶铁业，使岁产铁103万7千斤，铸造农具20万件，换取官粮4万石；后又增加盐课，弥补了太原地区因私盐泛滥造成的盐课亏欠。这两件事做得相当漂亮，阿合马从此更加为忽必烈所倚重。至元元年，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至元三年，朝廷设置总理财政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开始总揽全国财政大权。次年正月，设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到真金成为太子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对阿合马到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的地步。
忽必烈时代的元王朝对外战争频繁，灭南宋、征安南、征日本、征爪哇，还要应付西北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军费花销如流水，再加上忽必烈虽然不像窝阔台汗那样慷慨无度，但赏赐宗王、勋贵和有功之臣也是出手阔绰，没个能理财的大管家也确实不行。但阿合马为了取悦皇帝，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而且为了敛财方便，更是“屡毁汉法”，“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王文统时代改革钞法，以谨慎为第一要务，极力避免钞票贬值。至元十年（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到了阿合马理财，竟然滥发钞币，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竟然发行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钞票的购买力急转直下，公私俱疲。这虽然短时间内弥补了财政上窘况，但对于长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敛财还算是公事，做得过分是为了献媚于皇帝；屡毁汉法，也是利用皇帝对于汉法的怀疑，问题的根子都在皇帝身上。但阿合马还擅权、培植私党和疯狂聚敛私财。《马可&；#8226；波罗游记》记载：“阿合马独揽一切政府官员的升迁和一切罪犯的判罚。每当他想把他所恨的人置于死地时，或是经过审问，或是不经过审问，就对大汗说：‘这样的一个认真该死，因为他曾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冒犯了圣上。’于是大汗必定会说：‘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于是他便马上处死那个人。”“他约有二十五个儿子，都身居要职。有些还仗着父亲的保护，也犯下了和父亲同样的罪恶，甚至其他比这些更可耻的罪恶。阿合马又积蓄了大量的财宝，因为凡要求当官的人，必须送他大量的钱财。”
这样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甚至马可&；#8226；波罗还认为阿合马是用巫术控制了忽必烈，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来说，也较为客观的展现了阿合马的所作所为。
【正文】
王文统只是较为重利，就屡受汉法派攻击。阿合马自然更不能为其所容。双方的争斗不可避免的全面展开。
首先出手的，便是许衡。
许衡虽然在忽必烈心中没有宰相之才，但因为是当世大儒又是藩邸旧人，因此在朝中仍屡任显职。至元七年，被任命为中书左丞。此时的中书右丞相是安童，在蒙古勋贵中受儒家学说熏陶最深，许衡与之共事可说毫无隔阂。但好日子没过多久，至元八年，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专权“征利”，许衡作为有“为生民立命”使命的读书人，首当其冲掀起了针对阿合马的政争。
在态度上，许衡对阿合马“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 并屡次世祖上书，陈言：“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 但阿合马深受荣宠，许衡又不为忽必烈所看重，这些谏言对阿合马的打击只是清风拂面而已。
儒者重义，但宦海多年的许衡并非腐儒，他也知道君主对臣子最忌讳便是谋反，只要沾到这两个字，任你权势熏天也会一朝覆亡——王文统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在至元十年，当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时，许衡不失时机的出手了：“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这话绵里藏针，用意明显。忽必烈立即听出了门道，问道：“卿虑其反耶？”许衡回答：“彼虽不反，此反道也。”
许衡的这招确实够狠，狠到原本以为藏在皇帝身后便可无忧的阿合马不得不站出来反驳，当着忽必烈的面质问许衡：“君何以言吾反？”许衡答道：“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这话相当有杀伤力，若是顺着这番道理反驳，阿合马立即就会落入下风。可阿合马所能者不仅是理财，能言善辩也是一流，立即反击道：“君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力、爵禄、声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汉朝开国之时，丞相萧何公正廉明，理政有方，百姓爱戴，却反而受到汉高祖的猜忌。原因就是一个没有不良嗜好，名声好，能力高的大臣是不自觉的和皇帝争夺民心，一旦这样的大臣图谋不轨，皇帝是极其危险的。萧何不惜自污，马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才避免了危险。阿合马这番话，立即变被动为主动，且攻中代防：我贪财好色，人人侧目，这样的人是不会威胁皇权的。
话说到此处，许衡已是必败，虽然忽必烈不会相信他会造反，但也不可能再怀疑阿合马。而许衡的下一句回答更是糟糕：“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 这是对皇帝赌气，只会受到忽必烈的反感，这句话一出，无异于缴械投降了。
经过这次奏对，许衡的话在忽必烈耳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即使痛陈时弊，说出：“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异，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这样的话，也未被忽必烈所听信。知道自己该知趣退隐的许衡于是“以老疾辞中书机务”，担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官场失意的读书人最好的归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以待来者。
可惜，已经把当朝权贵得罪到死，却想平安躲进象牙塔，如何能够如愿？阿合马卡住国子监的经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国子学“廪食不继”，“诸生多引去”。许衡虽然经纶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