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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瘾就死 -王朔-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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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有人“咚咚”敲门。

  “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什么事?”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
  “糟了,我忘了给药。”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好好,我马上去。”
  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

  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

  “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

  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

  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
  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

  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70多针。

  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
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
  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

  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
  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

  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

  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

  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
  “……好吧。”
  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

  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
  “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
  杜梅点点头。

  “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
  “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
  “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
  “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
  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
  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

  “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
  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

  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

  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
  “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

  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

  “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

  “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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