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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最初得到的结论就是，心理活动是某种独特的生理活动秩序，其中，生理领域的子系统将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机体的更大范围的子系统（它们是它的组成部分）与整个系统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该有机体能够存活。⑧
他的研究也受到康德传统的影响，康德认为，感觉经验乃存在于有机体中，而不拥有独立的形而上学地位。
《感觉秩序》中最有趣的、也最重要的部分，也许是最后一章，哈耶克所起的标题是《哲学后果》。哈耶克写道，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揭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个体对其感知世界的了解存在着某种限度，同样，个人对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的了解，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局限性；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归根到底，我们对于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根本就一无所知。
不管是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中，还是在哈耶克的心理学思想中，知识的有限性，都是其关键所在。感觉领域与社会领域一样，也是复杂的。在哈耶克看来，在感觉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意识到其复杂性都是最为重要的。正是复杂性使我们不可能做出详尽的预测，从而不可能进行控制。
哈耶克相信，知觉是由演进的过程所决定的。在《感觉秩序》中，哈耶克指出：“我们藉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机构（心理）是某种经验的产物。”⑨在《科学的反革命》中他又写道：“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对刺激的分类可能是高度‘实用的’，也即它突出了外部世界与我们的身体间的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关系那些在进化的过程中已被证明对于种的生存。”⑩演进（进化）贯穿在他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秩序理论中。哈耶克强调说，《感觉秩序》“唤醒了我对生物进化领域的兴趣”｛11｝，随后他就将此观念用于社会秩序研究。
哈耶克一直想重新着手进行他的心理学问题研究，完成二十多年前学生时代那篇论文。他在《感觉秩序》的导论中说：“当时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先放开几年，结果，却放了这么长时间。”这本书是“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蹦出来的一个想法结出的成果”｛12｝。
哈耶克觉得，他的心理学著作没有得到正确评价，除了极少数学院心理学家之外，一直没有人赏识。但在他看来，“我先是在２０年代、后来又在４０年代两度获得的对心理学的洞见，可能是我做出的最令人激动的研究，也塑造了我本人的思想”｛13｝。对他来说，这些洞见对“除了在具体的几门学科中给了我很大教益外，也给了我科学的方法论方面的教益。我论述复杂现象的理论著作，得益于心理学研究的与经济学研究的一样多”｛14｝。
哈耶克在１９７７年召开的一次有关他的经济学和心理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上说，在这“两门学科中，我们碰到的都是复杂现象，所需要的都是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的方法”｛15｝。以为每个人在心理中能够形成关于物理世界的一般概念，与希望获得指导社会的普遍规则，这两种想法同出一辙。个人不管是欲详尽了解外部世界，还是欲全面地控制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在哈耶克看来，我们所能指望获得的，在前者充其量就是了解物理世界的形式，在后者则是建构某种个人可以藉以进行决策的法律框架。
在哈耶克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还存在另一种联系。海因里希·克吕维尔在《感觉秩序》的导论中说：“从宽泛的角度看，他的理论可以说是具体论证了歌德的名言：‘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感知总是一种阐释。”｛16｝哈耶克在其它方面的研究中也强调，理论先于经验观察。
知识是分立的、不完整的和复杂的。每个人的知识片断都是微不足道的。随着复杂度提高，惟一能够做出的预测就是越来越一般性的预测，这种观念是与下面的观念相一致的：在社会系统中，只能确立某种最宽泛的标尺。法律就是为了克服社会的复杂性。在１９４８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他的心理学研究“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17｝；一年后他又说“迄今尚无人理解它”｛18｝。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学（3）
哈耶克晚年几次表达过这种看法：在“４０年代中期———我想我有点过于自负了———我觉得，我很有名，是两位打过一场大笔仗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另一位就是我本人。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穴１９４６年４月？雪了，成了一位圣人；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19｝。哈耶克在另一个场合又说：“凯恩斯只要还活着，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很有争议———但他去世后，则被吹捧为圣人。大约有二十多年时间，我只有一次很不好意思地对我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我可能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１０天以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穴大笑？雪。那个时候，凯恩斯成了大人物，而渐渐地，没有人还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20｝
哈耶克觉得，凯恩斯去世的时候，他是两大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但其它人可不这么看。科斯说，在英国，“其它人都不这么想”｛21｝。据弗里德曼说：“在美国也没有人这么想。据我所知，在美国，从来没有人把凯恩斯的名字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同一档次的。事实上，我倒宁愿说，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把凯恩斯与罗宾斯相提并论。”｛22｝哈耶克一生中获得的最广泛的关注是１９４５年春天在美国和英国。他自己无疑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对他早期的研究的一种自然延续，但不管是他的论敌还是朋友都不这么看。在工党以压倒一切赢得１９４５年的大选后———在美国巡回演讲和英国选战期间遭受批评之后———用一些“比他左一些的熟人”的话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传家”｛23｝。１９４５年工党在英国获胜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哈耶克不再是思想家了，而被视为某种教条的象征。
哈耶克当时的书信似乎显示，他后来觉得战后继续留在英国是个失误。他跟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的关系也疏远了。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早期，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自１９４６年２月号上发表那篇论述历史的文章后，他在伦敦的最后四年，竟然没有在《经济学》上再发表一篇文章。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他写信给政府研究局的Ｌ．Ｂ· 米勒说，他觉得在英国不受重用，无用武之地，教的课又太多，他的观点被认为太极端，他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听———然后又说，他当初应当接受美国提供的职位。｛24｝
１９４８年，哈耶克考虑给《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后记，谈一下自它发表以来的变化。他对战后工党政府的种种做法，尤其是政府对英国经济的很多重要部门实行国有化和严厉管制，深恶痛绝。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来打算用一段阿克顿爵士的话作为这篇后记的题记，他最终用了《自由宪章》的《跋》的题记：“在任何时代，热爱自由的人总是罕见的，自由的胜利靠的是少数人，他们又是靠与盟友们的合作而取得胜利的，尽管他们跟这些盟友的目标存在差异；而这种合作总是危险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25｝他晚年的著作的结构这时候可能已经初步形成了。
《哈耶克文集》的第九、第十卷编者布鲁斯·卡尔德威尔写道：“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结局令人伤感。在政治上，他曾反对的一切东西都逐个登场了。”｛26｝随后的变化导致《通往奴役之路》只是在人们回顾历史时才被记起来。工党第一次组成多数政府反映了、同时也导致了某种新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通往奴役之路》不再那么吸引人，而是有点反动了。英国和美国一般公众发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也使人们觉得这本书太极端了。与苏联的战时联盟终结，战后进入经济繁荣期，这些都使它变得没有针对性了。哈耶克逐渐被人看成一位昙花一现的保守分子。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立即被翻译成几种欧洲语言，随后译为全世界二十多种语言。哈耶克注意到，“纳粹后那一代德国人特别热情地接受”｛27｝这本书。战后在德国的一次研究是他“最感动的一次经历”。他发现当德国还没有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时候，人们在传阅手抄本。他还曾到欧洲大陆其它国家讲过课。
１９４６年，哈耶克战后第一次回到奥地利，看望他未来的夫人和其它亲戚。他一般都是一个人旅行。有一次访问斯坦福大学时，他被安排住在一间很大的公共宿舍中的一个铺位，他猜想是行政管理人员不喜欢他的政治观点而故意冷落他。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20章 波 普（1）
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一年离了婚，这件事让他跟罗宾斯的友谊令人痛心地破裂了。在战时致卡尔·波普的一封信中，哈耶克曾形容罗宾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非常珍视他的意见”①。但这种愉快的状态没有持续下去。１９４９年，哈耶克离开了他的第一位妻子赫拉，１９５０年在阿肯色州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专门跑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几周后在维也纳，他娶了第二位妻子海伦娜。
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他的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两人的嫌隙不断加深。罗宾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在１９５０年的一封信中，罗宾斯写道：“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二十多年来的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②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后，两个人才开始寻求和解。１９６１年在哈耶克的儿子拉里的婚礼上，他们两人才重归于好了。
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决裂对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物分道扬镳，哈耶克离开了英国。整个５０、６０年代，罗宾斯逐渐走上了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所反对的凯恩斯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消退了。不过，作为英国权势集团的栋梁，他对现实的影响力则大大提高了。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３年，罗宾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曾提出大幅度扩张高等教育体系，他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实权人物。而在５０、６０年代，哈耶克则被英国人遗忘了。这一时期，由阿瑟·塞尔登担任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境内惟一一家继续宣传他和他的著作的机构。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惟一保留下来的是与波普的友谊，这部分是由于，哈耶克与前妻两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没有与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其它人那样长，也没有那么深厚。波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并在哲学系任教。
波普对哈耶克在生活上提供给他的帮助深表感激。在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哈耶克的一次会议上，波普回忆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我与弗里茨·哈耶克的毕生友情始于１９３５年９月或１０月份，当时，我在他在本学院的研究室门口认识了他。他只比我大３岁，我在维也纳就听人说起过他；但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他很年轻，但很有名，而我则是个籍籍无名的学校教师。当时在维也纳教授政治理论的汉斯·凯尔森教授替我写了封推荐信，凯尔森告诉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说，他跟哈耶克并没有见过面。
于是，平生头一次到伦敦后，我立刻去拜访哈耶克，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但哈耶克对我不光是友善而已。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曾对他说，一定要读我一年前在维也纳出版的那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证会立刻拜读，如果我下周回来，他就会读完。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非常认真……在这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我主要讨论我的这本书，他请我在他的研讨课上宣读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是莫大的激励。③
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写道，哈耶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