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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法国入侵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基本维持的权力结构，现在被冲击得四分五裂。尽管发动战争的是奥匈帝国，但战争真的打起来，它却不过是个二流角色。德国企图在整个世界上确立它认为跟本民族之伟大相称的政治地位———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优势地位”。
当大战刚爆发的时候，奥地利满怀希望。后来成为哈耶克朋友的卡尔·波普当时还是一个小伙子，一战期间他在维也纳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了解哈耶克的境遇。波普说：“不管从哪方面看，战争岁月及战后岁月对我的思想发展都具有决定性作用。当然，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整个国家都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甚至那些以前跟战争贩子保持距离的人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有几个星期，在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那些无所不在的情绪的感染。１９１４年秋天，我写了一首愚蠢的诗歌‘庆祝和平’，在那首诗里，我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已经成功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当时还相信是我们遭到了攻击）……当时，我的所有堂、表兄们都加入奥地利军队打仗去了，我的很多朋友也上了战场。”①
哈耶克的家人确实都支持这场战争，哈耶克和父亲都参战了。战争爆发的时候，哈耶克还是个孩子，刚刚１５岁。由于他不到服役年龄，他有时甚至觉得没穿上军服是个难堪的事。后来他注意到，维也纳的局势也没有多大变化，到战争最后一年，甚至更糟糕了。
尽管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哈耶克对生物学感兴趣，但哈耶克也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对历史和政治事务没有兴趣。由于战争影响，他的学术兴趣才转向社会科学，其中有一段时间突然迷上心理学。战争激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及后来奥匈帝国的解体，最终使他的兴趣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
他进入人文学科领域的引路人是一门哲学原理课。老师谈到了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包括三部分：道德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听到这番话，哈耶克的反应是，“‘这些正是我想研究的’。后来的事很好笑，我回家后就对父亲说，‘我知道我以后要研究什么了。我要研究伦理学。’他非常吃惊。（大笑）当然，我所说的伦理学根本不是我告诉父亲时他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２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2）
１９１７年３月，哈耶克在离１８岁生日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参军。受训７个月后，他成了一名军官，被派往意大利前线。他当时对自己充满信心：“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向自己证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只要我愿意，那么，不用费多大劲，我就能跟军官学校中跟我一同受训的人一样出色。尽管我缺乏天资，甚至有点笨手笨脚，但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军校学员中，我总能跻身前五六名。”③比起他的同学们来说，他热衷于学术，却没有一点性经验。
他在意大利驻扎了一年多，直到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战事结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跟哈耶克共过事的埃利希·斯特雷斯雷尔回忆说，哈耶克会讲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令人伤心或滑稽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负责运输活鳗鱼，不知怎么搞的，鳗鱼跑了出来，他在湿草地中到处抓鱼”④。令人伤心的事是他儿时的好友瓦尔特·马格也参军，他们刚刚在军中见过面，马格就战死了⑤。几十年后，当哈耶克看到马格的照片的时候，仍然哭了出来。
哈耶克告诉他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些炮弹碎片弹起来，从他的头上削走了一块皮，当时他竟然不知道，“弹片撕开了他的紧身军服和衬衫的缝口，灼伤了他的皮肤，官兵们一直在拿这件事说笑，说他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受伤了”⑥。几个星期后，他父亲仔细地检查他的头部，发现他头上还被削走了一点点骨头。
哈耶克记得他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是１９１８年６月无功而返的反攻，到了１０月，奥匈帝国就崩溃了，然后是两波大撤退。从皮亚韦河撤退的时候，“我们先是受到意大利军队追击。我是我们团的通信官（这也就意味着我认识每一位说德语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惟一靠得住的人），团长命令我带着一支小分队去炮兵团，开始是抵抗意大利军队的后卫，后来当我们通过南斯拉夫地区的时候又成了先锋部队，这里活动着一些非正规的南斯拉夫军队，他们想阻止我们，夺取我们的武器。在战场上呆了一年了，也没有打过像样的仗，而这一次，我们不得不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发动进攻。当天晚上，到了我该去面对机枪的时候，南斯拉夫人走了。不过，这实在不是件愉快的经历。”⑦
还有一次，他差点送了命，当时他从一个侦察气球上跳伞，却出了错，没有摘掉头上的耳机。炮弹爆炸的声音非常大，后来（也许不正确）他的听力不好可能与此有关。他谈到战争经历的时候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无所畏惧的，当然，我是指肉体上。这不是指勇气。我只是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恐惧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次飞机近距离混战中，他差点被打死。一架意大利飞机从正前方向他的飞机开火，“打穿螺旋桨，他们开火的时候，我的驾驶员，一位捷克人，就控制飞机盘旋下降。我解开安全带，爬到机舱横栏上。就在飞机快要坠到地面之时，驾驶员成功地控制住了飞机。这可真是惊险的一幕。”⑧
正是在意大利打仗期间，他基本上决定了要研究经济学。他在未发表的自传草稿中回忆说，在前线，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先是闲极无聊，然后突然是一段紧张的时刻，既危险又刺激。⑨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系统地阅读了一位战友送给他的经济学书籍。他后来说，那些书的水平实在不高———“但奇怪的是，这些书竟然没有让我对经济学失去兴致”⑩———相反，这些书将他引入了这门学科。
他仔细地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或半吊子社会主义者写的小册子，从这些东西中，他形成了自己最早的一些经济学思想。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瓦尔特·拉特瑙的著作，战争期间，在德国，这位学者是“Ｒｏｈｓｔｏｆｆｄｉｋｔａｔｏｒ”（“原材料”———素材———导演），他当时是“迷恋计划的人士。我觉得他关于如何组织管理经济的设想，可能是我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开端。那些观念明显地属于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11｝
在前线服役期间，他也曾经休过假，有一次又回到他原来上的高级中学，花几天时间，拿到了参加战后上大学的资格证书。由于他一向对学习不怎么感兴趣，所以人们曾经怀疑他能否轻松拿到这个资格证书。而在这几天中，他又因为在神学课上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而惹出麻烦。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３章 维也纳大学（1）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奥地利大败之后，１９岁的哈耶克回到已经发生过变化的维也纳———而就在战事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差点成为俘虏，他也得过一次疟疾，不过，有一年半时间都没有发作过。战争结束，中欧、东欧和南欧的旧制度遭到摧毁。１９１７年，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退位，１９１８年被处死；１９１８年，随着威廉二世皇帝退位，德国的霍亨索伦皇室也成为历史；１９１８年，哈布斯堡家族也结束了其对奥匈帝国长达７００年的统治。整座社会秩序的大厦从根基上被动摇了。除了内部的社会转型之外，外部的政治版图也经历了重组。出现了８个新国家和苏联，整个东欧、中欧、南欧的国界线都重新画了一遍。
奥匈帝国总共１５００万人口中，有１００万葬身这场战争。整个欧洲有１０００万人罹难。奥匈帝国分崩离析了，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只有其原来人口的七分之一，从面积上看，也只是古老帝国的一个角落，这个帝国曾经雄心勃勃地投入这场战争，不料战争却摧毁了它自己。
１９１８年底，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他下不了决心。他的专业是法律，因为经济学属于法律系，但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不亚于经济学。最后他不得不下决心选择他最感兴趣的学科经济学，主要是出于金钱和谋职的考虑。
他当时计划去从事同时需要法律和经济学的职业，他觉得外交部比较合适。对于自己究竟要干哪一行，他只有一些朦胧的想法。“那三年，我的学习根本没有受我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考虑所左右，”他回忆说，“当然，我们家的传统让我们觉得，当个大学教授才是人生最高成就，是你能期望的最棒的事，不过，即使是这种想法，对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①他的一位朋友曾经预言，他将成为政府某部门的高级官员。
跟大多数奥地利境内的日耳曼人一样，他也曾期望战争能一直打下去。服役期间，他曾下定决心想进入外交界，“不过这是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我们都觉得，战争会无限期地打下去，我不想再呆在军队，但我又不想让人家说我是个懦夫。于是，我决心自愿加入空军，为的就是证明，我不是个懦夫。在空军，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学习，为我希望参加的外交官的录取考试做准备，而如果我在空军干上半年，我想就有资格离开军队了。”哈耶克后来接到了进入飞行学校学习的命令，但他最后没有去。“匈牙利垮了，外交学院树倒猢狲散，我也没有兴致了”②。
战后的维也纳极端贫穷，新成立的奥地利经受着饥荒、能源匮乏、通货膨胀和流行性感冒的侵袭。经济已经崩溃了。战争结束后，新兴的奥地利共和国取消了贵族封号，不允许人们的名字中再有“ｖｏｎ”字，哈耶克也不再用这个词了。不过，他的出生证上仍有“ｖｏｎ”字，若干年后，他加入英国国籍，于是，在英国，他又“突然成了冯·哈耶克。当时（１９３８年），我要到欧洲去度假，急着续签英国护照”③。
在战后的维也纳，他平生第一遭看到，有一种观念和见解汹涌而来，他后来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说，这些观念也陆续出现在其它国家，他认为这些观念为集体主义统治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革命日益临近———离维也纳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布达佩斯曾建立过一个维持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政府，曾在其中活跃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人物后来都跑到维也纳避难———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突然敬重有加，我们后来称之为福利国家的东西在迅速扩张，当时还是新兴的‘计划经济’概念，当然，最重要的是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恶性通货膨胀，成为人们当时所讨论的主要话题。”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
从１７岁到２３岁，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但他“从来没有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⑤。对于他早年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又评论说，社会主义让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如此吸引人的社会主义计划如何能够实现呢？”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改革的要求变得极为迫切———战争已经彻底摧毁了从前的秩序，而这也意味着，经过战争的冲击，有可能建设一种社会新秩序。他想参与未来秩序的建设，他之所以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弄清：全权计划体制是否可行？这也是他终生关注的问题，而他最终给出的回答是：不可行。
他形容他入学时的维也纳大学是个“极为活跃的地方”。尽管物质条件很贫乏，政治局势很混乱，但却“没有影响战前一直延续下来的思想水平”⑦。事实上，旧帝国各个地方的学者涌入维也纳大学，大学从中受益极大。他“沉浸”在学习和“非常活跃的社交生活”⑧中。他白天刻苦学习，每晚都去跳舞，尽管由于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