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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学年哈耶克讲授“自由主义传统”的教学大纲把“思想自由”列为有待系统考察的第一个主题。在这里，哈耶克把“相信观念力量”作为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在这份大纲中，讨论思想自由的篇幅要超过其它一切问题。从相信观念的力量开始，哈耶克依次讲到了单个人的才智的“多样性和局限性”；“真理只能从不同思想的自由讨论中浮现出来”；理性是社会性过程，一定要“相信说服的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能力专断地相信（他）无所不知”；“即使错误也应予以尊重”；“观念的传播不可避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还列出了思想自由如下的“先决条件”：“宽容”、“思考……良心……言论、集会……（和）出版……之自由”；“不存在一切形式的审查”，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的“学术自由”。｛15｝
罗纳德·哈默威说，哈耶克“他的举止无可挑剔，气质极为高贵，又具有优雅的学者风范。我承认，我觉得他有点过分讲究礼仪，尽管我慢慢跟他熟悉，但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多次去看望他的时候，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那堵把教授和学生分开的墙，尽管已经很薄了。事实上，即使在我四十多岁、且自己已当上教授若干年后见到他的时候，我也一直称他为教授。”｛16｝
英语系教员理查德·斯特恩回忆说：
我到芝加哥当教师，按当时的风气加入了四合院俱乐部。“弗里茨”（Fritz；Friedrich的昵称）·哈耶克坐在凸窗的方桌边上，这个位置是谁都可以坐的，是供没有专座的人坐的，没有人专用。那些年，我每月都有两三次跟他一起吃饭。我们有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但我发现他很高兴、也很有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也记不起来我是怎么跟他打招呼的，他是怎么跟我打招呼的。
哈耶克看起来有点难以接近，旁若无人，这更多是因为他的八字须好象总是让人觉得他对什么都不以为然，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对我有什么屈尊俯就的傲慢心态。他会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则特别有趣，我现在还能记得，是关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拉斯基的。他说：“拉斯基有非常出色的直感，又是个惯于撒谎的人。这两样结合起来导致了非常有趣、但有时也很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他好象说，拉斯基曾猜到了丘吉尔正在计划要干的某件事，丘吉尔听人说拉斯基“知道了”他只跟内阁成员们透露过的计划。他就召集内阁开会，宣布有人将情报泄露给了拉斯基，“结果费了好大劲才弄清真相”。
哈耶克也谈过那个他一直在那里度假的奥地利小村庄，他一直以为那个地方的地产是外人不能购买的。
我还记得———别人告诉我的———他早年的爱情被婚姻打断、后来两人走到一起、破镜重圆的故事。｛17｝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哈耶克在芝加哥举办了不少研讨课，大部分属于政治哲学领域，有（按第一次开设的日期顺序）《公正与平等》（两次）、《自由主义的传统》（三次）、《科学方法与社会研究》（三次）、《经济计算》、《社会与政治思想》（六次）、《莎士比亚晚年戏剧》、《社会理论入门》、《从洛克到柏克之间的英国的社会思想》及《福利国家分析》｛18｝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的几次研讨课上，他宣读了《自由宪章》若干章节的初稿。
哈耶克在芝加哥的日子是寻找新方向的时期。他说，内夫聘他到社会思想委员会，在这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讲授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问题，而如果什么时候你不想讲课了，那你就可以不讲课”｛19｝。这样的好机会是很难找的，又有高工资，使他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4章 密尔（1）
哈耶克最经常提到的１９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哲学家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哈耶克对密尔看法的前后变化，能够说明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关联。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说：“我对密尔的多年研究，确实动摇了我对自己过去曾视为伟人的某个人物的钦佩，根据我现在的看法，密尔是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①１９４２年在为密尔的《时代精神》一书写序时哈耶克说，出版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上个世纪一位伟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最有趣的阶段”②。
哈耶克在１９５１年进芝加哥大学之前完成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的友谊和婚姻》一文中，有好几次赞许地提到密尔：
他是如此敏锐、均衡、老练的天才人物，他总是精心而仔细地遣词造句……
他具有超乎寻常的才能，因此，他完全有资格在《自传》中自豪地宣称，他“愿意、并且也能够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东西”……
密尔，乃是诚笃君子……
他必将再次被视为当时真正伟大的人物，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道德上的伟大人物，而他之所以取得知识上的成就，主要也是由于他坚信，高超的道德对于冷静的知识活动具有无上的价值。在成长的过程中，密尔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就是要成为“理性主义的圣人”，格拉斯通曾经恰如其分地用这个词来形容他。③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也提到过密尔的“杰作《论自由》”。
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尽管多次对“年轻时代”的密尔颇有微词，但提到密尔的次数要多于其它学者，密尔的话大部分是作为权威为哈耶克引用的，或引为他的同道，比如：
今人不须比古人更聪明，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个人自由的基本要件。过去一个世纪的经验能教给我们的东西，要比麦迪逊、密尔、托克维尔或洪堡所能想象的更多。
由约翰·密尔顿和约翰·洛克做出、并由密尔和沃尔特·白芝浩重述的对宽容的经典论证，理论基础当然正在于他们认识到了……人的无知。
（哈耶克在讨论“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与纯粹服务性功能”的区分时说）这种区分等同于密尔对“专断的”和“非专断的”政府干预之间做出的区分。
如果我们不将政府的“干预”放到这一？穴“法治”？雪背景下考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亚当·斯密和密尔反对什么样的政府干预。⑤
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也赞扬密尔在讨论思辨哲学的重要性时说过的一段话⑥。密尔说，政府控制经济对于自由是致命的⑦，而允许采取行动追求知识⑧，及政府控制教育，都具有潜在的危害⑨。哈耶克以这一句话作为他的全书的结句：“我觉得，用威廉·冯·洪堡的一句话———百年前的密尔曾将这句话置于他的《论自由》一书之首———是再恰当不过了：‘本书将要阐明的所有论点，都指向一个最重要的大原则：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的发展而言，具有绝对的、最根本的重要意义。’”⑩读者完全可以设想，哈耶克写作《自由宪章》，就是要补充或发挥密尔的《论自由》———事实上，连它的书名都可以理解为跟密尔的著作有关联。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一文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学术著作，追溯了他们两人在维多利亚时代惊世骇俗的爱情和婚姻（夏略特尽管嫁给了别人，但却一直陪伴密尔，并跟他到处旅行）。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偶然”形成的。战争时期，哈耶克得到了两人的一些往来书信，那时他的时间比较充裕，还有一位能干的助手鲁斯·博查德。于是，他便“投入了超乎寻常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11｝。除了这本书外，哈耶克也编辑了密尔的《时代精神》，又写了几篇论述密尔的文章。密尔《文集》出色的编辑约翰·罗布森谈到哈耶克关于密尔和夏略特的论着时说，哈耶克把“故事讲得非常精彩”，他还提到“哈耶克教授富有启发性的著述”。博查德写过一本密尔传记，在前言中她“特别向哈耶克教授表示谢意”｛13｝。
哈耶克的研究对迈克尔·圣·约翰·派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着有《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生平》（１９５４）一书。哈耶克在该书前言中称该书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最权威的密尔传记”｛14｝。派克则在他的致谢词中两次感谢哈耶克，对他的谢意仅次于他的妻子，他说：“对于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教授，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远多于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些。确实，如果没有他多年的成果卓著的研究，不光我写不出这本书，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一本完整的密尔传记：他对我的持久的关注和及时的忠告，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15｝
弗朗西斯·米内卡编辑了密尔文集中的一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早期书信》，在前言中他写道：“编这一卷的主意出自哈耶克教授……（他）决定尽可能完整地搜集１８４８年之前？穴密尔的书信？雪的决心，是非常正确的。”｛16｝哈耶克在给米内卡编辑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用优美的文笔写道：“搜寻这些未发表的手稿是一种侦探工作，多数人都喜欢在空闲时间作为一种消遣进行。搜寻的乐趣主要由我享受了，而最后为让读者看到这本书而进行的真正艰苦的工作，则完全由米内卡教授承担着。”｛17｝
下表列出了哈耶克讨论社会哲学的四本主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法、立法与自由》及《致命的自负》———引用一些学者的次数。
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哈耶克与密尔之间的相同之处。罗伯特·康宁汉姆在为学者们讨论哈耶克的一本文集写的前言中说：“１８５９年，密尔在《论自由》中追溯了他所说的公民或社会自由的历史。一百年后，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重述、深化了自由宪政主义的传统学说。”｛18｝诺曼·巴里写道：“无疑，哈耶克对自由的捍卫是自密尔的《论自由》之后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其论证也是最严密的。”｛19｝据约翰·格雷研究，哈耶克写作《自由宪章》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密尔《论自由》发表一百周年”｛20｝。亨利·哈兹利特的一句话多年来一直被印在《自由宪章》一书封底上：“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著作之一……密尔《论自由》在20世纪的精神继承人。”
但到了后来的《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开始显示出对密尔更强烈的否定性态度。密尔不再是他引用最多的学者了（引用的更多的是休谟、波普、斯密、边沁、康德和洛克），即使提到密尔，也经常是作为批评对象。哈耶克批评密尔推广了“社会正义”一词｛21｝。哈耶克有一段文字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称为“自由文明面临的两大威胁”，在这段话的一个脚注中，哈耶克批评密尔说，“这两者却都为密尔特别强调，将其视为现代人保留的仅有的两种‘高尚’感情”｛22｝。
最典型地体现哈耶克晚年对密尔负面看法的地方，是《法、立法与自由》的一节《通行的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无限权力》｛23｝。在本节开始，哈耶克就说：“有一种可悲的幻想，以为只要我们采用了民主程序，我们就没必要对政府权力施加别的限制了。这幻想还让我们进一步相信，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构成的‘对政府的约束’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限权措施。”｛24｝然后他在脚注中说：“詹姆斯·穆勒似乎是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尽管我们很难在他的《政府论》中找到明确的说法。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他的儿子的影响，密尔在《论自由》中说，‘国家是毋须防范自己的’。”｛25｝
对密尔这段名言的这种阐释是相当奇怪的，因为这种阐释太不准确了。（密尔的这句话及这句话前面的句子我们已经引过）｛26｝。通观这句话前后的段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密尔的意思跟哈耶克完全相同—民主投票程序不可能减少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在说完国家毋须防范自己的意志之后，密尔接着马上就说：“这种思想方式在欧洲上一代自由主义者中非常普遍。而除了面对大家都觉得不应存在的政府之外，承认对政府活动的范围应予以限制的人士，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中，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在人事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