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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协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以“漏网右派”罪名而被揪出的，那就更加不可胜数了。
求索的苦果（1）
——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
秦兆阳，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教师家庭。1936—1937年即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1938年投身革命，长期做美术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从事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不久，他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幸福》。这本书以其如诗如画的意境、传奇色彩的故事而独具魅力，显示了作者的创造才能。1949年，秦兆阳担任了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直到1952年底。在此期间，经他之手不知挑选（包括修改加工）了多少无名作者的作品，有些作者因此一举成名，跃入了著名作家的行列。可以举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名作品，如白桦、孙峻青、玛拉沁夫……秦兆阳是个思考型的编辑，他每天面对来稿，除了选发佳作还不断研究、思考当时初学写作者创作中的问题。于是从来稿实例出发，用“策”或“秦策”的笔名写出一篇又一篇针对青年作者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阐述小说创作规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些文章分析具体、深入浅出，深受青年业余作者和全国各地一大批文学刊物的编辑欢迎。据我所知，这些文章一出来就被转载，被文艺杂志编者印成小册子，广泛向青年投稿者们散发。这些文章直到50年代中期才被编辑成书，题名《论公式化、概念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2年底，秦兆阳离开《人民文学》，请创作假，下到他熟悉的华北农村去体验生活。很快他写出了一篇篇精美的农村新生活画卷，总题为《农村散记》，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一时成为文艺界谈论的热门作品。正当他开始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时，反胡风运动开始，《文艺报》改组，他被调去《文艺报》担任常务编委。一年以后，这位能创作又常写理论文章的人，受到主持作家协会常务、被称为“少壮派”的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青睐，刘白羽满心希望作协和它下属的刊物能出现活跃的新面貌。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人民文学》杂志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秦兆阳以自己的编辑思想，统一全编辑部的思想。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他在刊物上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刊出一些作者研究著名作家创作特性的“作家论”，这在全国是首次；他亲自撰写编后记，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身体力行，亲自看稿、选稿、编稿、改稿，接待作者。在他主持编刊期间，《人民文学》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包括写理论文章的新人，如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蒋和森，写作家论的曾华鹏、范伯群等人），《人民文学》的版面明显加强了党组领导人所期望的群众性、战斗性，刊物的发行份数一年内由十余万份跃至近二十万份。秦兆阳也被吸收进作协党组，成为新成员。历史地看，秦兆阳主持编务的1956—1957年，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是读者公认的。后来说秦兆阳在文学编辑工作上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是“抗拒党的批评和监督”，“企图使《人民文学》完全脱离党的领导”，“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是既不符合事实，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
1956年5月，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上中旬，作协党组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双百方针，要求所属刊物带头鸣放。作为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负责人，秦兆阳在会上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前来参加会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也在会上说：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后，秦兆阳考虑，写文章的事要慎重。他决定邀约《人民文学》的编委先谈一谈。在何其芳家里，编委们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当前文学创作中遇见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秦兆阳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缺陷，我国长期存在的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理解和做法，文艺批评中脱离生活、不重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谁知大家想到一块儿了。何其芳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说：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编委会开过后，秦兆阳信心倍增，他不顾暑热，在小羊宜宾3号那间每天面临西晒的斗室里冥思苦想，突击写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数万字的论文草稿。他先给同事葛洛阅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后，改题为《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给编辑部同仁阅读，征求意见。但文章的题目接受一位编辑意见仍恢复《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他觉得这样更切合学术文章的题目。文章送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阅看，他们阅后还给作者，没有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7、8月间秦兆阳去北戴河海滨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
求索的苦果（2）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年轻的读者已很陌生了，笔者不得不在这里稍作介绍。这篇论文是在肯定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虽说是篇论文，却并无多少学究气，而是从一个作家、一个热切关心我们文学创作现状的人的角度，结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实践，对多年来盛行的文艺的“左”的教条主义的要求与做法进行了一些分析、批评与反思；同时对30年代苏联作协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某些提法，提出了质疑；而强调了文艺创作应当尊重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认为这个提法比“章程”中的提法加附加语更为科学，更符合创作的规律，更有利于发展创作。在当时条件下，也可以说作者强调了、服膺了古往今来的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这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见地，应当容许探讨。毛泽东主席也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好的”，但并非“唯一的”。作者丝毫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先进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相反，在文中一再重申、阐明。作者当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更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
文章发表后各地有一些响应者、赞成者。如武汉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周勃、姜弘等人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勃文章的题目是《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同年12月，作协主办的另一刊物《文艺报》的主编张光年在该刊发表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文章从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立论，挺身而出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和社会主义文学，一下子将问题和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十分尖锐敏感的政治方面。结果理应认真对待、探讨的秦兆阳文章的原意和主旨反而被撇在一边了。
这篇文章起着导向的作用，立即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些人并没有读秦兆阳的原文但读了《文艺报》上的文章后认为秦兆阳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的，也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存在。于是兴师问罪者有之，认同者有之。一个学术问题，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就变成了政治上的赞成或反对；秦兆阳一下子变成了不容怀疑、不容讨论的，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甚至也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存在的人。其实任何头脑冷静、不怀成见的人不难判断，对一个口号的缺点提出批评并不等于完全取消或否定这个口号；即令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也并不等于否定一个巨大的文学实践（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及其存在。而批评家一蹴而就的逻辑恰恰是批评=否定；对口号的批评=否定其存在、实践！作者没有完成的，批评家代替其完成了。这真是“匪夷所思”，又是作者秦兆阳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的局势。他不由得精神紧张起来。
1957年春，在有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秦兆阳说，我响应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写了篇文章，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方面的论争，我很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可以讨论吗？我希望周扬同志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连忙说：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不久，周扬告诉秦兆阳，我已按你说的给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会见几位作家时说：秦兆阳不要紧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可以讨论的。毛主席不是凭空说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当时讲的是新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没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全国解放后为了跟苏联保持“一致”，才改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提法。
这时秦兆阳的心情才稍有松解。
1957年3、4月间发生了在报上公开批评修改王蒙小说的事。《人民文学》的主编随即也换成老作家张天翼。秦兆阳欲请创作假离开《人民文学》的编辑岗位被领导挽留，刘白羽说彻底离开不合适。这时为贯彻毛主席1957年2月和3月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精神，全国报刊再次掀起“放”的热潮。刘白羽亲自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要秦兆阳拟定贯彻“放”的方针的《人民文学》革新方案。但秦兆阳提出的“清醒的放”或“在放中求清醒”，被认为“有教条主义思想”，贯彻“放”的方针不力，而遭批评，他起草的方案也被搁置起来。秦兆阳便自动靠边，请求去北戴河休息。当时作协党内正准备重开关于丁玲、陈企霞的会，而秦在致作协领导人的一封信中说他不了解情况，他不是这个派也不是那个派，不想参加。这显然很不合时宜，使对他还抱有某种期望的某些领导人，大失所望。《人民文学》的编政，改由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具体负责。
李清泉煞费苦心，力求贯彻“放”的精神，编出了《人民文学》7月号革新特大号。革新特大号发表了李国文、宗璞、丰村等人的小说新作和许多老作家的散文、杂文、诗歌作品。提前出版后，作协一位领导人打电话表示祝贺。
求索的苦果（3）
1957年6月、7月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击右派被迅速扩大化。《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被李希凡等人率先指斥为“毒草”专号。李清泉随即被划为“右派”，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也被划了。
1957年9月，周扬作《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报告，指斥丁玲、冯雪峰等人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党的“同路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便成为革命的对象了；批评过去一个时期“某些人”所主张的“写真实”的提法，实际上是揭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