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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示众、批斗作协的造反组织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之前，对作协领导人和名作家搞了无数次批斗。其中我在现场，印象深的有：（1）1966年9月末在青艺剧场（那时已改名为东方红剧场）将作协已揪出的“牛鬼蛇神”示众并批斗名作家、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张天翼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罪行”，他的“罪行”就是他是30年代左翼作家。如果尊重历史的话，他还是尊崇鲁迅的一位左翼作家。现在却要把他说成是老“反革命”直至“反共老手”、“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何颠倒黑白呢？除了乱戴帽子、乱打棍子，就是从张天翼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明明是作品中反面人物骂共产党的话，却加以引述，说是天翼“反共”的“心声”和“铁证”。明明是嘲讽法西斯头子们装模作样，却硬说天翼在“美化”法西斯头子。哪里有什么左翼作家，却原来是“流氓”、“骗子”。这大约是主持批斗的人要告诉剧场的听众的。天翼被尽情地侮辱、咒骂，这就是那时候批判发言的“高水平”，这不过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例。天翼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身体向来虚弱，患有心脏病、肠炎等慢性疾病，腿都有点站不稳，却低头弯腰硬支撑两个小时。其他作协的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则集合台上自报家庭出身及自己的身份———“周扬黑帮”“大将”或“干将”。诗人李季报自己出自小地主家庭，立刻遭到一阵“狗崽子！”的责骂。张僖急了，只说了一句话：“我是牛鬼蛇神”，效果反而好。这次将受冲击的名作家向社会示众的规模空前的批斗会，是作协的“文革领导小组”主办的。至于拿张天翼第一个开刀，可能含有保刘白羽的意思吧。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1）
（2）造反派1967年1月19日夺了作协的党、政、财、文大权后，成立了造反团和七人组成的造反团核心小组。他们出版铅印的《文学战报》，大造革命造反的舆论。为了引起国际上注意这新诞生的“红色政权”，他们策划了在401会议室召开对刘白羽、邵荃麟、严文井为首的原作协领导人的批斗大会。邀请外宾参加。刘白羽他们站在前排。我和其他一些人站在后排充当陪斗。我依稀看见在座观景的宾客有与刘白羽、严文井、李季、韩北屏常有交往的亚非作家常设局的日本、印尼等国朋友。这两排“牛鬼蛇神”一边挨批斗一边被拍照。我因为注意力稍有分散，被一位坐在群众席上的刘白羽过去的男秘书瞅见了，大呼“涂光群不老实！”跑来摘下我头上的帽子扔至地上以示惩戒。批斗会持续3个小时，我们低头站立。最难受的是膀胱憋胀。造反派企图造成国际友人承认他们新取得的权力的效果，却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外事准则。
（3）1968年炎热的夏季，造反派押着作协的“牛鬼蛇神”至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夏收。却在一天下午太阳最火爆的时候，将作协那些最有名的领导人、全国最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谢冰心、张天翼、臧克家、张光年、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陈白尘、严文井等人引至一个土台上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作协一位主要发言人的批判发言说：“这些当精神贵族的作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自然应该同农村的地、富、反、坏一样被彻底打倒。可怜这些中国文坛的精华人物，有些人还上了年纪，患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不仅要忍受诽谤、侮辱，还得在烈日下低头弯腰九十度呈喷气式……在太阳将落山时好不容易将他们“赦免”了，回到住处。一个个唉声叹气，中夜辗转呻吟。张光年脱肛，陈白尘腰椎疼痛难耐，李季吞了两片白药片，事后我问他，他说心脏难受。郭小川肝区作痛。我们这些小“牛鬼蛇神”与他们同住一起，真是不忍心听他们呻唤。我们还接受了任务，夜晚不准睡觉，要看着他们，防止自杀。造反派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出了事你们负责！”
（4）1968年秋季，北京北郊良种场，全国文联、作协系统的“牛鬼蛇神”大示众和挨批斗。在参加秋收劳动后的某天下午，文联、作协系统的“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我首次看见文联各个协会（文、音、戏、美、曲艺、舞蹈等等）的“牛鬼蛇神”有如此浩荡的队伍，长长的行列见首不见尾。我也在相隔数年后，看见一些老熟人，如华君武、蔡若虹等，他们头上有了白发。我们在黄昏时被带进一座大礼堂。“牛鬼蛇神”的大队伍各呈两行，排列站立在两厢。礼堂里坐满了文联、作协系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牛鬼蛇神”因为人数太多，难以一一点名示众。只挑拣一些最知名的，要他们自报家门。但是不久即遇见了障碍，全国文联的长篇小说作家张雷介绍自己时说：“我是贫农出身。”又找补了一句：“我是热爱毛主席的。”这惹恼了作协的一位造反派头头，立即亲自走上台前，对张雷拳打脚踢以示警告。正在这时，站在我身旁的黄沫（他是《文艺报》的理论组长，人很正直。在两派打派仗中也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立即晕倒过去。周围几个人赶紧上前将他扶起，抬至外边。那些“精彩”的示众场面，我完全忘记了。
8。 作协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侯金镜、冯牧案。原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冯牧都是革命军人出身，即使说有“严重错误”，也很难定性他们为“三反分子”，还听说造反派中有人主张将他们结合。可是为何在1968年初夏，他们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比“走资派”还罪加一等，单独监管呢？原来，他们实在看不惯对忠臣良将的重罚处置，不能不为国运党运深深担忧。这其实是当时许多人心里的共同想法，只是藏着不敢明言而已。侯金镜、冯牧有点憋不住，便在少数有来往的朋友圈里私下议论。在劳动时，侯金镜曾看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侯金镜也曾说过应接受中国历史上韩信讲过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教训，他早就对整彭德怀元帅等功臣有看法，“文化大革命”发动更使一大批功臣和优秀的领导干部遭殃。这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这本来是逆耳忠言，也宣泄了他对极“左”路线的不满。但是这些在极少数朋友圈里的谈论，也传到他们未成年的孩子们耳里，孩子们虽说不完全懂事，但凭直感，也是痛恨极“左”路线的狂热鼓吹者推行者林彪、“四人帮”一伙人的。孩子们天真无邪，禁不住也在小酒馆里像大人一样谈论，这遂惊动了那些监听监视的走卒鹰犬。于是将未成年的孩子捕去酷刑拷打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孩子绑赴刑场同被枪决的人排在一起。孩子受不住，只好如实招供。这样一来侯金镜、冯牧和一些参与议论过的有良心的作家、艺术家暴露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作家海默（据我所知他除了写小说、电影剧本，也是《红灯记》所据以改编的最早剧本的创造者）因拒绝招供，被活活打死，画家刘迅被投入牢房。机关里的造反派立即批斗侯金镜，因为他的议论正好戳痛极“左”派的痛处，岂非大逆不道！在401室不时传出来侯金镜受刑挨打的惨叫声。他在严刑逼供之下，还是承认了自己所说的话。当晚他饮了一瓶放在厕所里的“敌敌畏”自杀。只因那半瓶“敌敌畏”放的时间长了，毒性减弱，抢救洗胃后侯金镜才幸免一死。不过他的身心已遭严重摧损。一年后他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去干校劳动。他本患有高血压症，烈日下却在菜园里担着沉重的粪桶。1971年8月8日凌晨，脸色发灰的侯金镜脑溢血含冤死去，距离林彪在温都尔汗自我爆炸仅差一个多月。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2）
冼宁案。冼宁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小说、诗歌编辑，我的同事。她1948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后，学生中掀起了参军热，她参加了坦克兵部队。朝鲜战争爆发后，她随志愿军赴朝作战，充当战地宣传鼓动员的角色，又写又编又演唱，还参加战地救护，就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那样一个角色。她外号“假小子”，性格开朗活泼，作战勇敢，同战士们打成一片，深受部队欢迎。荣立三等功。后来她被推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国到西南大区宣讲志愿军的英雄事迹。还受过毛主席接见。她爱好文艺，喜欢写诗，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协当编辑。她业余除写诗还喜写童话。她创作的童话曾在一些少年儿童刊物发表。1962年她写了一篇童话《小黑点儿》，在我们小说组传阅时，大家一致给予好评，推荐给了领导。执行主编陈白尘也予以肯定，立即发表在《人民文学》6月号。《小黑点儿》的故事，是讲一颗带有伤疤的小豆子（曾被毛毛虫咬过，故有伤痕），它被怀疑是坏豆豆而扔掉。爷爷却拣起来，给小孙子种上。小孙子在爷爷指导下，培土、施肥、浇水，细心培育，阳光、雨露则给小豆以充分营养。后来“小黑点儿”结出了很多结实、饱满、美丽的豆儿。谁能再说它是不能生根发芽成长的坏豆豆呢！今天的读者一看这题意就明白它是积极有益的，它劝诫孩子们，不要歧视有缺点的小朋友，要相信在温暖友情的关怀下，他们定能成长、改好。可是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愈来愈紧，对文艺作品捕风捉影式的“索隐”愈来愈盛行，人们神经万分紧张的60年代中期，这篇《童话》竟然产生了作者和编者料想不到的后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批“三家村”，《人民文学》编辑部收到好几封措词激烈，检举、揭发童话《小黑点儿》是大毒草的读者来信。有人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将隐藏在编辑部的毒蛇冼宁揪出来！”那么《小黑点儿》“毒”在哪儿？冼宁为何是“毒蛇”呢？他们说，咬小豆儿的毛毛虫是作者“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简直岂有此理，真正荒谬绝伦了。我真想说，这才是亵渎了伟大领袖呢！但是在1967年春天，作协的造反派还是将冼宁作为“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了。好在冼宁这人还算沉着、乐观，没有因接二连三的批斗、示众、抄家、丈夫反目而丧气轻生。
朱学逵命案。朱学逵出身江苏的烈士家庭，是“北大”中文系优秀的毕业生，被作协挑选到《文艺报》编辑部工作，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化大革命”开始，朱学逵是活跃的青年造反派，不久被选为《文艺报》的造反队长。但他有他的对立面，也是几位青年大学生。终于，他的对立面说，他们手中掌握了揭批对方的“秘密武器”。是什么秘密武器呢？是他们写的揭露造反队长朱学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细看其内容，原来是朱学逵大学时代，曾在毛主席著作上写了一些批语，有的句旁还打有疑问号。他年少自负，将毛主席当作平等的学术人物对待（这决不能说他不尊敬毛主席），像呼马克思列宁那样直呼毛主席为毛泽东。他在毛主席著作上有这样的批语，如“毛泽东也曾设想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等等被发现后，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大不敬，是“恶攻”。于是朱学逵被解除造反队长职务，并被送进“牛棚”与“牛鬼”们为伍。但过了一阵子，朱学逵又被放出来。其原因在于他有一个同学是“中央文革”戚本禹的机要秘书。这人在戚面前讲了朱学逵的好话故被开释。其实朱本人并不认识戚某。然而待戚本禹垮台后，对立面的人们却要来追究朱学逵，造反队也不敢放过他，于是再次开他的批斗会。这回调子更高了。说他“来头不小”，是反革命“小爬虫”。批斗会开完后，在文联大楼楼梯上贴出引人注目的大字标语：“强烈要求卫戍区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学逵逮捕法办”。年轻的朱学逵哪里经受过这样的事。一股冷森森的恐惧之冰浸透他的内心，他吓着了，无法平静、自控。中午，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子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这时在文联食堂进餐的人们忽听见沉闷的“咚”地一声，赶紧出门来瞧。只见朱学逵跌坐在洋灰地上喘息不止，气息奄奄。不过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还能开口说话。他说：“哎哟！我的背好痛，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