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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降格以求，这也许是多年来他未婚配的一个原因吧？
我听说，他曾在湖北西部长阳县长期深入生活。他最初发表的受到好评的那两个短篇，大约也是从长阳汲取的生活素材。长阳，对于全国许多人来说，那确实是一片未知的相当神秘的土地。我也是听他讲起长阳丰富的民族（长阳居住的大多是土家族）民间文艺，像民歌，舞蹈以及淳厚、独特的民俗等，而萌生了想去长阳走动的想法。但未去长阳之前，我却从他（大约是1981年下半年）拿给我看的未曾发表的一两篇中篇小说稿而沉醉过。我读当代作家们的小说，似乎从未用过“沉醉”这词儿。然而读振武那个中篇爱情小说，我确实是沉醉了，我为小说女主人公茶儿，和她那身处社会底层且身体畸形、绝非俊美的情人，两人突破世俗束缚，而惊世骇俗地相恋，刻骨铭心地相爱而沉醉了。的确这对乡野恋人，和作者叙述、表现，场景、语言之真之美，使我不禁想起沈从文先生早年的短篇《月下小景》。但我的印象，它比《月下小景》更富纵深感、立体感，也更奇美，的确，那是一种奇美。我认为这篇小说的艺术性，可以跟某些流传下来的情爱经典小说相比，而并不逊色。另一篇则是他创造的上古原始人类系列小说之一篇，也很独特。在1981年的“气候”，这两篇小说，读过的人都说好，但似乎难以发表；作者也未要求发表，只不过是请朋友们看看征求意见而已。话虽这么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未能面世是很可惜的。
90年代初，王振武突发中风。才五十多点年纪，为何竟得了这衰老者的病？他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时，我曾去看望他，这时已是病相明显，无法同他谈论创作了，只祈望他病情能够减缓，以至完全康复。但天不赏以年寿，他一病不起，竟在54岁的壮年溘然仙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正是为社会创造佳作之年华，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真是永久的遗憾，中国和世界可能为此失落了一两部永恒的作品。
王振武去世两年后，我终于去了长阳一趟。长阳比我想像的更美更神秀。它是公元400多年，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鄂西土家族先人“武洛钟离”之乡。自那时起长阳就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它还有道教香火旺盛之地、奇绝、秀绝的天柱山峰。一条清江，水质清冽，柔软如缎，婀娜多情，养育了淳厚多情的土家儿女。我想正是山川的灵秀，人情的丰美，造就了王振武这位作家。我相信这位作家的事业，还会有后继者。
1999年3月30日
季冠武的《蚕豆早熟》写了什么？（1）
季冠武是江苏部队一位作家，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即用笔名柳洲发表短篇小说，较有影响的一篇是发在上海《文艺月报》上的《风雨桃花洲》，我记忆中是写战争年代老百姓掩护新四军伤员从敌人眼皮底下脱险的故事。作者怀旧情浓，很带感情写的似乎是自己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作为编辑，我从此记下了柳洲这个作者名字。
大约1978年秋天，季冠武打电话给《人民文学》小说组，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江苏省军区的作者，手头有几篇短篇小说初稿，现住西单北工程兵一个招待所里改稿。如自己觉得满意了会给你们送去。我接了电话问我的同事许以，你知道部队有个叫季冠武的作者吗？许以曾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她对部队作家比较熟悉。她说，知道，那不就是《风雨桃花洲》的作者柳洲嘛。我这才晓得柳洲就是季冠武。许以还告诉我，这个作者产量不多，较重质量，一篇就是一篇。他主动打电话来，可能写的东西自己还是有把握的。
我们很希望季冠武的新作，能成为刊物的重头作品。某天下午我便去西单北他的住处看望他。初次见面，我观季冠武的年纪，似略比我大几岁，可能挨边五十了。当然是在部队待得很久的老兵。我问他小说稿写的是什么题材，他说一篇正在改的，是写国营农场干部的，还有是写知青回城的一些故事。可能那篇写农场干部问题的还有点意思。我改起来慢，待我改出来了，才可以给你们看。我说你的生活阅历蛮广嘛。他说地方部队不像野战军，群众工作做得多点。“文化大革命”中什么支左、支农的工作都做过。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不很多，“四人帮”打倒后的近两年好一点，也兴起了写点什么的劲道。我问他跟江苏文艺界或其他部队作家有没有联系？他说，我住镇江，跟文艺界联系不多。作家各人有各人的脾性，看样子，季冠武可能是只管自己写作，不爱跟外界联络的一个单兵。
快过年的时候，季冠武将他写国营农场干部的那篇小说交给我们了。小说题目叫《蚕豆早熟》。我是第一个读的，接着许以、王朝垠都看了，我们感觉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尤其农场副场长“软木塞子”赵克谦的形象创造得很生动，是个“熟悉的陌生人”。至于小说的文字、结构等，我们觉得作者自己已臻完善，几乎不必编辑动什么手脚了。主编李季没有异议。我们很快将其发在开年后的一期，较显著位置。
《蚕豆早熟》后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选集和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第三册中。
《蚕豆早熟》故事背景选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高潮期直至“四人帮”倒台那几年，在省直属珍珠农场发生的事情。而农场整个跌宕起伏的波澜，干部的更替、命运，群众的情绪，上上下下的折腾，又都是围绕蚕豆几次早熟这个中心事件来进行，可谓一瞬间集中了许多的生活。作者的苦思，人物的塑造，“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农场的真实图景（处境），对极“左”指导思想的绝妙讽喻，可以说借助这个“蚕豆早熟”事件的演绎、破译，而顺利完成。
珍珠农场在独臂残疾的转业老军人、场长兼党委书记袁光领导下本是个管理和效益都很好的国营农场，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曾受到周总理表扬。珍珠农场的蚕豆本是为了绿肥效应，可以增进水稻的收成。1970年一万多亩蚕豆突然提前成熟。那时袁光还没有被打倒，务实而灵活的他立刻采取果断恰当措施，来应对处理这突发事件。他认为蚕豆早熟，这不是一件坏事（后来袁光还研究了让蚕豆年年早熟之可能）。完全可以用最快最短时间，将其收摘，让投入城市商业部门收购，进入市场，使市民吃上新鲜蚕豆，农场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何乐而不为？但为了最快地抢在机耕前收摘蚕豆，还宜动员农场工人、家属自愿前去收摘蚕豆，给以少量物质酬劳，即每收摘一斤蚕豆得一分钱。蚕豆卖给商业部门是一角一斤，这样公家（农场）得十分之九，工人及家属得十分之一，还是合理的。但是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也有杂音，副场长赵克俭怀疑这是不是搞物质刺激？然而事件虽被袁光成功处置，全场上上下下都还满意，尤其普通农工和家属挺满意。他们劳动一场，增加了收入，纷纷到商店去购买一点小日用品。收入最少者，也能买点糖块给孩子。可是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平地而起。工作组进驻农场，原物资组副组长、造反派头儿马跃给袁光脖子上挂了块大黑板———“袁光复辟资本主义罪该万死！”带头呼喊“打倒袁光”口号，公安部门将袁光抓走。这都是马跃等人勾结省里的轰派精心策划的。原来省上也分成两派，他们送的检举材料和记者所写珍珠农场“情况反映”，都到了省委新负责人手里，他做了“珍珠农场复辟资本主义”的尖锐批示，于是才有了省报“珍珠农场推行金钱挂帅复辟资本主义”的通栏大标题，派轰派当头儿的工作组进农场，宣布撤消袁光一切职务，予以逮捕。宣布马跃成为农场第一负责人，而赵克谦因为对袁光的做法表示过怀疑，被认为是“抵制过修正主义路线”，仍保留其副场长职务。工作组和新上台的马跃做了“蚕豆早熟”案不得人心的“善后工作”，收缴农工摘蚕豆得的那点劳动报酬小钱，而遭普遍抵制，只好要成分不好的人拿出他们的钱物搞个所谓“肃流毒展览”，以草草收兵。
季冠武的《蚕豆早熟》写了什么？（2）
农场的新头儿马跃则因被人揭发有真凭实据的侵吞大宗木材的经济犯罪和侵犯军婚的刑事犯罪，上台三个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第二把手赵克谦虽仍是副场长，成为珍珠农场的实际负责人。
这位赵克谦是个省级处长，1962年分配到珍珠农场做袁光的副手，这个“副”字延续了十来年到如今仍没有脱掉，而现在当了农场实际第一把手。他想只要自己今后小心翼翼，这个“副”字看来有望脱掉。赵克谦50年代当过农村区委书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过一番折腾。当执行上级“反冒进”精神时，他一下子将区内的农业社砍掉十分之九；而到上级要合作社升级时，他又在几天之内强迫初级社一律合并升格为高级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受到党纪处分。此后赵克谦觉得自己悟出了一点，就是要加强对自己言行的防御工事，他观察形势觉得左总是占上风，右往往彻底倒霉。因之自己往后行事的态势应是离右稍远一点，向左靠近一点，他的防御工事就筑在这个位置，这样可保安全无虞，不犯或少犯错误。
赵克谦这回当了实际的一把手自然窃喜。他想倒台的袁光，只要省里还是两派———他将省里两派对农场的看法归为农场姓“农”（主张搞好农业生产的）和姓“多”（主张农场首先是阶级斗争的阵地、战场），袁光就不可能卷土重来，他在农场的“江山”便可坐稳。且看他是怎样作为。恰好他当政头一年———1971年蚕豆再次早熟，而且是两万多斤。赵克谦心里惶恐。而下面的干部催促他快点决策，赵克谦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要他们学好文件、读好书，大批判开路和狠批金钱挂帅，大话空话讲了一堆，还要各生产组继续开会，学习批判。正在这时他要他们对蚕豆地照耕不误的拖拉机手和政工组长都跑来告急，场外农民，场内农工纷纷去田里强摘蚕豆，互相争抢，局势混乱。而赵克谦还在那里讲着什么要大批判开路，警惕阶级敌人捣乱之类的空话。直至蚕豆地里发生了武斗，赵还在说“阶级敌人挑动武斗！”政治组长冲着他说：“是你挑动的！”这场混乱好不容易结束，没有人过问场里两万亩蚕豆地早熟无收成及给武斗受伤的人付医药费，农场遭受的经济损失。赵克谦事后给上级写了个冠冕堂皇的报告，什么突出了政治，批了金钱挂帅，抓了阶级斗争，从路线斗争高度正确处理了武斗问题，全场职工提高了觉悟……而使他自己保住了农场一把手的位置确实无虞。然而赵的这次处理“蚕豆早熟”“政绩”，却使他人格、威信尽都扫地，屁事管不了的“软木塞子”外号，从此在场里传遍。有的职工写信向他提抗议，没呼他名字直呼其外号。尽管农场在赵克谦当政下，经济效益年年亏损，职工怨声载道，而赵克谦的位子，还是坐了五年，直至“四人帮”被粉碎。
“四人帮”倒台后，赵克谦觉得他虽说离“左”近点，但跟“四人帮”没有牵连；只要“文化大革命”没被否定，袁光的案也翻不了，因之他认为他的位子还是坐稳了的，只差脱个“副”字。恰在1977年，他还在台上，无奈又逢第三次蚕豆早熟。当他看见了肥嫩青色蚕豆荚，他像瞅见了竹叶青毒蛇那样吃惊。不过他还是沉住气。他想他这回处理这可恶的早熟蚕豆，应采取左右开弓，一边揭批“四人帮”，一边批袁光的“金钱挂帅”，这样他会立于不败之地，至于两万多亩青蚕豆的损失，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他没想到的是，随着“四人帮”倒台，省上不再有紧跟“四人帮”，农场姓“多”那一派的位子，他的支柱毕竟是垮了。就在他洋洋得意左右开弓而实批袁光“金钱挂帅”之时，上面的文件到了，等他来得及看一眼时原来是上级关于恢复袁光同志珍珠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职务的通知。赵克谦十分尴尬，这回“软木塞子”“防御工事”的招数失灵了。
读毕《蚕豆早熟》掩卷思之，在过去运动频繁，政策多变，“左”的指导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的年月，的确造就了不少“软木塞子”式的领导干部，他们不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不为民造福，不负责任。心中想的，实际做的只为自己如何投机取巧，“左右逢源”，保官保权，有机会还要往上爬这一件事。我想这也就是邓小平一再批评过的“四人帮”猖獗时期许多地方的领导班子或领导人软弱、涣散这回事的因由之一吧。季冠武写出了“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