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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神圣权威讲话，在很长时期，是不容有任何怀疑或异议的（只是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胡乔木才代表党中央宣布，往后不要再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要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何其芳直指雪峰的反问是针对了毛主席的论点，那雪峰不是至少文艺思想很“成问题”了吗？这件11年前的一椿公案，在1957年这个不寻常时刻，再次被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右派错误言论的人翻了出来 ，这件事情本身，就带有很不平常的尖锐性，恐怕不会只停留在一般文艺思想问题，而要归结到政治问题上去。
集子中收的另一篇雪峰受习仲勋、胡乔木安排，为1953年下半年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的未被采用，最终遭否决的报告稿，更可以见出1954年最高领导人为什么对雪峰由尊敬转为不悦，为什么在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批示中对他那样严厉的蛛丝马迹。雪峰这篇文稿的题目是《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其实，该文主要论点，已在1953年《文艺报》第一期以同一题目的社论面世了。记得二次文代会开会前，与会的有关人士曾有个传达，说雪峰起草的文稿不能用，遂改由乔木起草，由周扬同志作报告。雪峰起草的文稿问题在哪儿呢？说是对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成绩估计不足。又强调新起草的，将由周扬同志作的报告，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最新精神，就是充分肯定新文艺自五四以来，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而非胡风说过的“市民”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说这个问题事关文艺的领导权，非常重要，要周扬的报告出来后，大家很好地学习领会。雪峰未用的报告，1954年毛主席批评冯雪峰的时候，在作协党内范围也看到了。我当时的印象，人们理解雪峰是从文艺创作应遵循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方法，这样来高度真实地反映伟大现实，克服文艺创作跟不上现实和脱离现实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落后现象。只能说明，雪峰对创作和创作者，标准高、要求高，但不合上头口味。好像并未联想到雪峰对革命文艺的成绩估计不足。而乔木重新起草、周扬宣读的报告则是遵循毛主席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来分析和评价文艺工作的，自然受到毛泽东支持、肯定。
雪峰（3）
雪峰起草的报告被撤下来，接着又在对待评论《红楼梦》的小人物问题上，遭毛主席严厉批评，这是雪峰建国后倒霉的开始。这两件事情肯定是有联系的。批雪峰未用的报告，从对文艺成绩估计不足，归结到文艺领导权问题的看法，最后又归到胡风的论点。而在1953年，已经开始批评胡风了。这就是公开发表于1953年《文艺报》第二期和第三期上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1952年9月至1 2月，由周扬主持，一部分文艺界著名人士，在小范围内开了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这两篇文章，就是由两人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何其芳批胡文稿的题目是《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冯雪峰也参加了这个小范围的会。与会的人虽然知道，在三四十年代，雪峰和胡风的关系是较密切的，但这时候并没有触及冯。冯还是发表两篇批胡文章的《文艺报》的主编。但到1953年下半年，当冯为二次文代会起草的报告被否定，冯的文艺思想，显然已受到此时复又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人追究，也不能不受到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与周扬关系密切，刚刚批了胡风，而在40年代中期批了冯雪峰的何其芳的注意。何其芳一注意，冯在七年前曾写文章质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论点这件事，就不能不到达周扬那里。周扬忘不了冯雪峰30年代在鲁迅身边代鲁迅拟稿，在答徐懋庸信中严斥“四条汉子”的那“一箭之仇”。但这事涉及了鲁迅先生，得从容计议而后图之。而何其芳重提他与雪峰在重庆的那桩笔墨旧案，或许正中周扬下怀。到了周扬那里，也就进而到达毛泽东本人那里。这件事，显然深深地触怒了毛主席，冯在文艺界的领导成员地位岌岌可危了。从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对冯雪峰的严厉批评中，人们似仍可感觉毛主席余怒未消。果然在1954 年10月末，《文艺报》的编者遭《人民日报》质问后，冯雪峰即在年底失去了中国作协领导成员、《文艺报》主编职务，由张光年取而代之。雪峰离开作协的工作，此后就只专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的职务了，当然被排除在文艺界领导成员之外。可能这正遂了30年代因鲁迅答徐懋庸那封信而对冯雪峰结下深深宿怨的现任文艺界领导人周扬的心愿。
这里关于何其芳，我还想插上一两句话。他的确认为雪峰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提出不同看法，是个原则问题。但平心而论，从对他的了解、感受来说（何其芳曾是我长期工作在那儿的一份文学杂志的编委），在文学研究工作领域，他的学风、文风，还是比较严谨、求是，深入、细致的，他跟某些在学术问题上习染了“左”风的人还是保持了距离的。如他写成于1956年下半年，发表于1957年上半年的那篇八万字的《论红楼梦》，就是在认真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充分地展开了自己的见解。在论述人物的典型性时，他批评了盛行一时的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这样的“左”的片面的论点，而勇敢地提出了“世界上有些概括性很高的典型是这样的，它们的某些特点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这样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看法。另外，据我所知，从1958年起，他对文艺界的某些虚夸风，不重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不赞成的，这一点倒跟雪峰一贯的观点比较接近了。
我们再回到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领导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为文学出版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奉献，也仅仅过了六年多相对平静的日子，在1957年，中国知识界遭重创的这个年头，冯雪峰仍无端地被划为右派。他的所谓鲁迅著作那条注释的罪案，完全是存心整他的人，莫须有地强加于他的。他们先是请雪峰的一位老友做说客，诱使雪峰承认所谓“罪过”，许以宽大，而最后是彻底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其实，从反右初期内部下发的这册《冯雪峰言论》已可看出，那是做了很大的准备，要给雪峰算总账了。雪峰是唯一长征干部被划右派者，没有最高领导人拍板批准，当然是难以做到的。雪峰在中国作协召开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大会上多次挨斗受辱后，曾一再表达自己的愿望，恳请留在党内。可是无论在政界、文界，他的仍旧保有权势的老友们，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因为这明摆着有不便之处。
雪峰身陷缧绁二十多年，他从较宽敞的宅第，搬进了北新桥闹市一处普通干部居住的嘈杂院落，夫妇两人住着很小的房子。雪峰对生活标准的降低，安之若素。他出身农民家庭，习惯过平民清苦的日子。白天，在“人文”社一间孤独的小屋里，他仍然艰难地、尽责地做要他做的事。但屈辱和内心痛苦日夜煎熬着他，使他胃疼难忍，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文化大革命”中，1969 年，雪峰以年近七旬高龄，下放咸宁干校劳动改造。那几年，他和舒芜、绿原、牛汉等所谓“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开垦山坡上一大片菜地。我天天路过那儿，几乎天天看见雪峰，他扎起裤脚，有时赤脚挖土、浇粪、种菜，像个老农。有时是干的重体力活，甚至担粪。只见老人神情木然，沉默不语，汗流浃背。这样艰难处境的老人，我有时真要怀疑，这是曾经叱咤风云、人人尊敬的长征英雄、老前辈吗？这是为共产党立过大功的全国知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鲁迅的密友、大文化人吗？
雪峰（4）
70年代中期，雪峰的病情恶化了。他住的小屋，冬天寒冷，他咳嗽不止；院中有人在修整房子，吵闹不堪，却没有人关心哪怕稍稍改善一点这位垂危老人的环境。在他弥留之际，单位的军代表和业务负责人来了。老人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希望回到党内。那不了解艰难时势、复杂内情的军代表脱口而出，表态支持；而坐在他身旁一位复职不久的原文艺界人士，对这军代表连连使眼色又牵其裤腿，示意他在这事上免开尊口。这就是“四人帮”仍在肆虐时，当年的世情。雪峰辞世时，遗憾地仍未解决这位一直为自己终生信奉的理想奋斗的老人的心愿。
雪峰的一生，既坚持自己青年时代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英勇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并付诸实行。他认为这二者是不矛盾的，没有彻底的人民民主主义，尊重人、团结人，善意地帮助人的人道主义（他曾说过，战争是暴力，除非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人们才不得不暂停使用人道主义），中国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从来没有官架子，无论对上级还是下级，都是平等相待。他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总是伸出援助之手，友谊之手。尽管这样做，在过去艰难、复杂的地下环境，要冒很大的风险并遭受不了解真相的人们的非议。他仍然我行我素，并不在意别人的非议。因为这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责任和义务要他这样做的，也为地下环境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董必武等所理解、支持，因为这样做，是对革命事业有利的。例如，对30年代被鲁迅批评过，有的也确实犯有大错或过错，社会上名声不大好的人，像姚蓬子、冯达、杜衡（笔名苏汶）、韩侍桁、胡秋原等人，他都曾善待，给过帮助；反过来有的人（如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姚蓬子、韩侍桁）也曾掩护、帮助过处于困境中的革命分子。进步作家骆宾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1948年，他从南京国民党监狱放出来后处境仍很危险，没有去路。他秘密到达上海后，是掩护过雪峰的韩侍桁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自己开的书店小楼上隐蔽起来，并迅速与雪峰取得了联系。韩侍桁因为信任共产党人雪峰，也善待雪峰的朋友，只有一面之识的骆宾基。
即使被划右后，自己的处境那样不好，雪峰仍然始终关心他的老友、同事，30年代著名左翼杂文作家聂绀弩划右后又遭遇了新的冤案，被捕判刑，比他更艰难的处境。70年代，雪峰自己病重的一个中秋节，他还要自己的亲属去市场选择味道稍好，适宜老人吃的月饼专程送给腿脚不便，经常孤独地卧病在床的绀弩夫人品尝，使她欢喜地吃了月饼，得到了比月饼更加珍贵的人间真情的温暖。
在40年代，雪峰曾写作发表过他思考、论述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人类友爱，乡风和市风，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著作。然而在1957年下发的《冯雪峰言论》中，也将这些虽然有缺点，却并不离谱，不乏好的见解的文章和著作，列入被批判的有问题文稿行列。
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首都剧场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后经毛主席审阅、修改定稿，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于1958年2月在《人民日报》面世，《文艺报》转载。很快出了单行本，全国发行。当时听这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扬除了点名冯雪峰、丁玲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