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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事吧。”而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891年公开宣布放弃1881年后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十分热心参加救济遭受饥荒灾难的俄罗斯人民，为他们设立食堂，主持募捐。1961年皇甫公社牲畜管理不善，死亡骤增，柳青与饲养员座谈，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由饲养员、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最后还经长安县政府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饲养员。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曾花数年时间写成一部供平民用的《启蒙读本》。1972年柳青身在缧绁之中，听老家来人讲起陕北高原连年干旱、人民生活遭受艰难的状况，还以不忍之心写成“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他说，“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901年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直言批评东正教，而被宗教院“开除教籍”。柳青和托翁虽说时代及出身的阶级不同，但都属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啊！
“文化大革命”中对柳青打击最大最灭绝人性的两件事是，他有严重的哮喘病，在麦子开花时节，却不让他外出躲病，不给他应有的良好医疗，这加速、加重了他的病情。第二件事是爱妻、贤内助马葳受迫害跳井自杀身亡。柳青曾万分悲愤地说：“马葳一走，好比抽了我的筋！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我呢，是损失最大最大最大，我已经家破人亡了！”
倘若假以天年，作家柳青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近年有人因《创业史》第二部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有某些“左”的影响，而恣意贬低柳青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我觉得不能离开历史条件来分析、估量一个作家。任何作家都有他的时代、历史的局限性。我曾当面聆听柳青说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的具体构思，今天我仍能很具体地感知他的“局限性”。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但我仍然高度评价《创业史》第一部，它是一部历史地探索了中国农民心态变化的无法抹去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创业史》，便没有浩然等众多作家反映农村生活的长卷，没有今天陕西写农村的作家大军：路遥、陈忠实、邹志安……之辈。柳青作为人和作家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我同作家孙犁可以说没有什么个人联系。50年代初期在作协的一个会议上初次见到他，高高的清瘦的身子。50年代后期，曾去他家看过他，可能他已经不记得了。但读他的作品比见到他这个人要早，听他的同辈作家们说道他也不少。他早期的作品《村歌》、《荷花淀》、《嘱咐》，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及后来成书的《白洋淀纪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喜欢他作品抒情、含蓄、简练、淳美的个人风格。1956年我在一家全国文学刊物工作，我们一再向他约稿。在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亲自出面下，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孙犁送来他的新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这是当时我读到的最可喜的一个中篇小说。篇幅不大，写得那样轻灵，但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富有诗意。真是举重若轻，余味无穷。而今重读，更觉得它富有古典风味，那栩栩如生的人物，那童年的怀想，永远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只要你是个热爱生活，追求真、善、美的人，你就不能不服膺作家孙犁求真求美的执著之心和艺术功力。自然《铁木前传》1956年下半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那是一些怀抱着文学教条主义的偏见并未很好理解作品也不愿理解的人们的声音，我们不大在意它们。其后在60年代，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八十年代初，我们在编辑岗位上一直追求孙犁的《铁木后传》或其他小说新作。虽说知道孙犁身体一直不大好，在养病，可能没有那样大的精力写《铁木后传》。
孙犁和柳青是个人风格非常不同的两位作家。但两人有很多共同点，这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头说的高洁的人品、文品，纯洁的心灵，对生活热爱，对文学、对读书专心致志的“痴迷”。与柳青主要写长卷不一样，孙犁是以写短篇、中篇为主。在那些写得轻灵的诗意盎然的小说、散文作品里，他为读者贡献了战争时期多少美好的心灵、性格、形象啊！尤其是众多青年妇女的个性、形象。孙犁的作品，如同柳青一样，也在影响着一代人、一代的文风。据我所知，老一点的作家中，像孙峻青，他公开说走上写作之路，是受了孙犁作品的影响。而今活跃在文坛的一代作家像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等不仅受孙犁影响，且是直接受惠于孙犁本人。他们最早的作品是在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甚至新一代最有影响的作家贾平凹、铁凝等人，人们在他（她）们写的早期作品以及最好的小说散文中，明显看见孙犁“神韵”———人格、文风潜移默化的影响。
柳青和孙犁（3）
我永远是孙犁的一个忠实读者。粉碎“四人帮”后，孙犁炉火纯青的“耕堂读书记”、芸斋小说，以及评论、杂文、随笔、回忆等是我爱读的。使人想起“文章功夫老来成”这句话。孙犁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以病弱之躯而能够坚韧地生存下来，并且“老树”又不断地生出蓬勃的“新枝”，为读者写出这样多精美的文章，这是孙犁比起柳青幸运的地方，也是读者的大幸。
我再次祝愿孙犁同志健康长寿！
最后引录孙犁文集中两段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认为，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红楼梦》上说人的心像明镜一样。文章是寂寞之道，你既然搞这个，你就得甘于寂寞，你要感觉名利老是在那里诱惑你，就写不出艺术品。所以说，文坛最好不要变官场。现在我们有的编辑部，甚至于协会，都有官场的现象，这是很不好的。
（1980年3月，收入《秀露集》）
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消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1982年6月，收入《书林秋草》）
为严文井画像（1）
性灵是股神秘的风逐我奔向南北西东我将放弃一切只留下楚人的求索痴心这是作家严文井1992年7月29日晚间即兴写下的一首小诗。那天天气暑热，我陪江陵县文化馆的一位同志登门拜访，向他为“荆楚诗会”索要一首诗。严文井保留着我们湖北人的习性，夏天在家里爱光着个大脊梁（湖北人叫“打赤膊”）。光着大脊梁的严文井欣然命笔，躲到他那间被书籍团团包围、暑气蒸腾的书房，冥思苦想两个小时，终于写成以上那首小诗。已经十点多了，我去催他时，他说，你不要催我了！已经写完，抄错了一个字，正在重抄，马上就得。
读了文井这首诗，我和江陵的同志都很欣喜，很感动，尤其是我。我认识严文井四十年了，他是我兄长般的老上级。我觉得这四句诗，正是严文井自己心灵、性格的写照。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心灵经受了多少磨难，而今已彻底皈依了楚人自由求索的精神。我以为，这是通向真理的唯一之路。
余生也晚加上孤陋寡闻，1953年初，我不知道严文井是位作家，只晓得他是个头微谢顶、面孔严肃板正的“文艺官儿”，他离我很远很远。1953年下半年，他成了我所在一家杂志社的主管人，我在杂志社兼做一点编务，他的夫人也是我尊敬的同事、老大姐，我们常去她家开会，同严文井的接触也就渐渐多起来。这时我了解严文井爱猫、喜欢养猫，除了小灵物，他膝下还有另外几“只”可爱的“小猫”（小女孩），她们都在上学。在家里，他是个有情趣的人，喜听西洋音乐，西方小说家他特别尊崇梅里美。当然后来我很快知道，严文井还是个儿童文学作家，他写了许多童话，例如有名的《三只骄傲的小猫》。我读这篇童话时常常忍不住开心地笑，要是没有对家里的几只“小猫”深深的爱心和跟她们平等交流的童心，严文井不可能写出受孩子们欢喜的童话。工作上，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严文井确实是位严师。他曾长期担任《东北日报》的副总编辑，养成了对文字工作谨慎、一丝不苟的严细作风。早年，他又是位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深受沈从文、萧乾等美文文风影响的年轻京派文人，所以编杂志对作家们的语言、文风，无例外地要求严格。他要编辑们对作者的文稿，实行鲁迅的办法，竭力删去可有可无的段落、句子、字，并对其语言文字进行必要的修饰。作为定稿的主编，他也亲自修改作者的稿件。1957年我母亲来北京，我才知道文井的母亲在湖北家乡是我母亲的邻居。严母曾对母亲说：“你儿子是我儿子的下属。”因而我更增加一层对文井的亲近感。我业余喜欢弄点评论文章，记得曾拿了一篇去向严文井求教。严文井认真看了，在一个晚上专门找我谈意见。他将我那篇小文，当场批评得“体无完肤”。那天我有两个感想，一是服膺他的见解。再则怀疑他是不是对我要求太严格了？严格得近乎挑剔，从此不敢再拿文稿向他请教。
那些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连一个不断头。严文井既是部门的领导，又是机关领导人之一。他虽说是个业务领导人，但这项业务也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超乎一切、压倒一切要他抓的是“阶级斗争”。严文井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他能够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吗？特别是每个运动发动时总是强调“敌情严重”，什么暗藏的反革命，什么混入党内几十年隐蔽很深的反革命啊。他作为机关和单位的首长，动员讲话时能不讲得严厉一点吗？一场运动搞下来自然要误伤一些好人。于是在1957年动员鸣放时，就有朋友讲严文井的基调是“左”和“随”。我当时颇有同感，可不是吗？他是“左”的，也是“随”的。这当然是贬义词，古人有言，“行成于思，毁于随”嘛！细一思之，那时作为单位的领导人，谁人能够不“左”，谁人能够不“随”呢？当然严文井的个性，常被认为有点儿“胆小”。但胆大又如何呢？胆大而不“左”不随，早被打成异端分子，取消当领导的资格了。同样是“左”和“随”，有的人则是乘“左”风而上，纵横捭阖，如鱼得水，事后仍然铁青着脸，并不反悔。后来的迹象很快表明，严文井属于前者而非后者。1962年下半年再次响起阶级斗争的紧锣密鼓。严文井在一个会上检讨自己说：“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阴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安排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时，我估摸大概没有什么事了，可以干点正事儿了……”这句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没有什么事”是指阶级斗争的事。“正事儿”指抓业务。后来在新起的运动中，它被人一再做文章，说严文井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他是闲适派文人、资产阶级老爷。然而这句勇吐心声的话，正表明作家严文井的可贵，他还保持着一颗温柔的对美敏感的心，他之卷入运动是身不由己，不情愿的。
60年代初期，一次偶然谈起家乡的往事，我方知道，他和我姐夫是中学同学，一个学文一个学工，他也见过我姐姐，保存着美好印象。他建议我趁姐夫来京开会时约他去他家中小聚。两位老同学相隔了近三十年重又见面。我觉得两人重又返回了青少年时代，不再是文艺领导者或企业领导者而还原成天真烂漫的大孩子。两人都怀旧。姐夫怀念高中时爱恋后来成婚却早逝的我姐姐。文井怀念他的第一个恋人，他叫得出恋人的名字，记得起他们当初约会的情景，在我眼前如同生动的电影闪现。他们纯洁的恋情，被对方家长生生拆散了，他一个穷学生，莫可奈何！我再次感受了严文井一个堂堂男子，那颗温柔、敏感的心。他是个心灵富有的作家，本应以写作为主业，却被没完没了的运动和行政事务缠绕着、磨损着，实在可惜。
为严文井画像（2）
粉碎“四人帮”后，我最早是从过去被整的朋友们那儿，听他们讲说严文井。这些朋友多在外地，错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