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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和“左”的僵化思想的阻力（有些人过去曾是冯牧的同学，或亲密的朋友、同事，而此时他不得不面对着他们施加的压力），而坚持着自己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这些在理论和舆论方面艰难的拨乱反正和导向的工作，实际为全国文学创作的复苏和兴起，文苑新人才的涌现，起着催生和开路的作用。
当然冯牧最着重的也做得最多的仍然是在“立”的方面，即支持和扶植文学新人。
这十几年，全国范围内涌出的新的作家群中，可以说，很少人没有得到过文学评论家冯牧的支持、援助。受过冯牧指点、帮助的作家，自然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而且开不胜开。我所亲见的，冯牧在北京的寓所，经常是门庭若市。找他最频繁的除了京剧界的朋友，便是全国各地的作家，知名的或不太知名的，有的远道而来，甚至暂住他家中（作为作者，此风不可长。但也见出冯牧为人的慷慨大度。）
冯牧对待作家尤其新作家的作品，我总觉得贯穿着一个“宽”字。“宽”体现了对他们艺术创新敏感的发现与支持，为他们创造宽松进取的气氛。在历年的中篇和短篇小说评奖中，“长老”（“长老”是一位作家对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界领导人、老作家、老评论家的戏称）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对中青年作家、新作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苛责。往往在相争不下时，是冯牧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我记得的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当然决不只是这些。男男女女的中青年作家，对冯牧感觉亲切，愿意去接近他，同他倾谈，很快视他为益友良师，完全是自然的。你可以说，冯牧的评论文章，对某个中年作家、青年作家或文学新人的作品，有时评价过高，这或许是他文学评论文章的一个缺点。但是你要知道，任何新生的东西，在其最初面世时，往往是不够成熟，甚至是稚嫩、带有若干缺点的，也就是说比较脆弱，也就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扼杀。它们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时候，对其挑剔、苛责或求全责备是比较容易的。但因这不恰当的苛责，往往便易扼杀这稚弱的新的生命，不利于创作和新生力量的生长发展。难做的恰恰在于在其还处于萌生、显现某种稚嫩状态时，能够敏感地、准确地看出其优长之处和发展成熟的可能性，而给予及时、恰当的支持与有力的鼓励。作为文艺评论家，冯牧可贵之点正在这里。我还记得，1978年，当《人民文学》编辑部将新作者王亚平比较稚嫩、并不完善、编辑部也存在争议，并无把握的手稿《神圣的使命》拿给冯牧时，是冯牧第一个对他作品的内涵、倾向给予了大胆的肯定，同时又对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某些不足发表了中肯的看法，并对如何修改、完善作品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这才导致了作品后来的修改及在1978年第9期面世，成为轰动一时的小说。
冯牧书生（3）
我想，冯牧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兴旺、发展所做的努力，在这篇短文里，是难以叙述完全的。而最难得的是，冯牧在走向高龄之年，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中国文学园地里付出其心血、精力，像一个老农那样，耕耘着、播种着、催生着……这是中国文苑之幸。我祝愿这位辛勤的园丁，精神永健。
写于1994年（载《芳草》文学杂志）
岭南三作家（1）
广东有数位海内外有影响的老作家如欧阳山、杜埃、陈残云、秦牧、黄秋耘等，他们笔耕数十载，硕果累累。广东省已经或准备为他们开庆祝从事文学创作若干年（有的已达50年、60年）的纪念大会，这真是好事、盛事。这种尊重传统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广东有幸，有这样几位德高艺高的作家言传身教，所以一代又一代人才辈出，凝聚力强，文运昌盛，正在形成独具一格的岭南文苑。我因工作关系，几十年和这几位老作家都有接触，但不深。这篇小文记下对欧阳山、杜埃、秦牧三位的一些片断印象。
欧阳山
欧阳山其实并非“欧阳”双姓，本姓杨，名凤岐。他原籍也不是广东而是湖北江陵。但早年的文学活动始于广州，解放后又回到广州，几十年在广州“落地生根”，他应算是地道的广东人了。
一般人的观感，欧阳山擅长写长篇小说。1947年在解放区出版的长篇小说《高干大》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在这前后出版的一批解放区小说中，我觉得供销社主任高干大的形象塑造得最为鲜明成功。“干大”，陕北话是“干爸爸”的意思。高“干大”（原名高生亮），这位文化不高、性情憨厚，被陕北的婆姨、后生、小孩昵称“干大”的人，是作者精心创造出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不畏惧困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很感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作家当初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扎扎实实地到延安南区生产合作社工作和生活。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南方人，能够圆熟自如地重现对自己曾经很陌生的北方乡间群众的生活，并且用当地群众熟悉的富有地方特色、新鲜活泼的语言塑造出很亲切、充满乡土气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可见作家下的功夫之深！
欧阳山全国解放后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是《三家巷》（多卷长篇《一代风流》的第一部）。《三家巷》手稿初次交给作家出版社出书时曾遇见阻力，一位副总编辑拟将其退稿。究其原因恐怕是不大能接受作品中所写一个成长中的人物周炳的形象，再则可能是对小说的艺术表现、艺术风格有一些看法。作家没法，只好给中央宣传部分工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写信。周扬召见作家出版社社长严文井，请其给予关照，严文井遂调来手稿阅看并交有关的编辑传阅，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各抒己见，严文井于是拍板出版此书。他的看法，一个老作家的作品不管其艺术上有何缺点，编辑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根据双百方针精神无论如何还是应该使其面世的。其实写出《三家巷》的欧阳山，其时已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作家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尽管还有缺点，可以探讨、争议，然首先应尊重作家的艺术劳绩，严文井的拍板是对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至后期，这又成了严文井“走资派”的一条“罪状”，被人抓住不放，企图阻止其复出。历史就是这样走着曲折的路。
60年代的欧阳山除了继续完成多卷本长篇小说外，还应刊物之约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照我看来，这些短篇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一点不逊于他的长篇小说。而最出色的是发在《人民文学》1961年的《在软席卧车里》和1962年的《金牛和笑女》。两篇小说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中。
这两篇小说饱含着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生况味，而作家运用的是轻松、诙谐、幽默的表达方法，艺术的概括也简练、生动，这正是作家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
欧阳山将小说手稿交到编辑部后，《人民文学》1961、1962年上半年值班副主编陈白尘很看重这两篇小说，将其发在较显著的位置。《在软席卧车里》写得很有趣。四位复姓的人司徒、欧阳、诸葛、端木同处一间软卧车厢，闲聊中涉及人的意志的话题。年轻的端木、比较年轻的诸葛认为尽管新、旧时代有很多不同，但人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这点却是相同的，总是有志者事竟成吧？不意这看法引动司徒老先生讲出自己一番特殊的经历。这位早年学化学的人原在市政府任洋务秘书，官运看好，却突然爱上了“叫多少志士仁人粉身碎骨的文学”。这是造成悲剧的第一个来源。仅只是爱好倒也罢了，他又还相信自己有“天才”，到处写诗发表诗，一时名声噪起，这是造成悲剧的第二个来源。仅只做个业余作家倒也罢了，却又辞去政府的公职，一心想当个职业作家，专心致志地写诗，这就注定了“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结果诗写出来了，却没有任何一家杂志社、出版社愿意为其发表、出版。这时，他才若有所悟：“难道从前那许多人争着拉我的稿子，仅仅因为我是市政府的秘书，而不因为其他什么缘故么？”他太太十分冷峻地告诉他：“我想正是如此！”太太后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他三天内再去市政府谋个差事。他觉得难堪没法去，太太因而同他离了婚。他就这样蹉跎岁月，直至抗战爆发才去一家牙膏厂当了一名配药师。解放后他的职业顺理成章地转到了化学技师方面。司徒老人的讲述，使三个复姓的同室人吃了一惊，但也由不得被他说服了，世上还真有“有志者事竟不成”、“无志者事竟成”这样的人生际遇……
这篇作品发表后，听到的反应可不一样。一位文艺领导同志说，这篇小说有影射之嫌，似有弦外之音。他仿佛在提醒编辑部的同志：你们发表作品可不能粗心大意呀，你晓得人家影射什么？编辑部的人琢磨了半天，仍然不知道影射的是什么。数年后，《文艺报》开始批评近年有不好倾向的作品，《在软席卧车里》被列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消极情绪”，宣扬“没落阶级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的小说。这真是一个很妙的论断。它很笼统，叫你不好琢磨，但也够你琢磨一阵子。其实这篇作品现在看来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它的形象表现（那位司徒老先生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只不过向你提供了多义的解释：也可以说是告诉业余作者，不要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天才，更不要急于做专业作家，说不定这是个陷阱，将弄得你一事无成（“粉身碎骨”）。也可以说是嘲讽那种不正的世风，一个人之所以发表出版作品，有时不是靠自己的真才能、真本事，只不过是凭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某种权势，如那位市政府秘书那样。作品提醒这样的人，最好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别陷入盲目自得之中。再则，这篇作品写作发表于60年代，也可以说是对50年代末期盛行的“左”的唯意志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讽喻和善意的劝诫。各个不同社会经历的读者，读这篇作品，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体会。但不管如何多义，说到底，这篇小说仍然是靠它提供的内涵丰富的人生阅历，向你启示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它的效果总还是积极的，实在说不上它散布了什么“消极情绪”“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就说作品主人公司徒老先生或其他三个复姓人也好，他们通过对司徒老先生生活命运的反思，难道不是在异口同声地赞美：在新社会连“无志者”（原来没打算从事这项专业者）也可以事竟成嘛！
岭南三作家（2）
可见“左”的思潮泛滥之时，一篇作品的遭遇如同一个人一样，有时也会经受某种冤枉、不公正的评价。
《金牛和笑女》的取材、结构、写作手法与《在软席卧车里》迥然不同，它不是撷取生活的横断面来描写，而是通过三个十年的纵向历程、今昔变化，采取中国传统的说故事的办法，对比有序地展现两个农村男女不同性格、命运的发展、结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老实、拙朴的金牛，一个是活泼、爱笑的笑女。在他们第一个十年青春盛年，金牛曾对笑女怀有未敢开言的热望与期待；可是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始笑女不听劝告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兵痞；第三个十年新中国鼎盛发展，金牛在农村扎扎实实地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而落魄海外偶尔回乡的笑女却再也笑不出来了。当人们告诉她，金牛还叫金牛，“可是他早变成一个打打闹闹，爱说爱笑，人人喜欢的人了！”笑女一听，“登时像触了电一般，全身倒在椅子上……”她无法再见金牛了。作品讲述大时代里两个小人物由于选择人生道路不同（他们的性格优劣———例如一个踏实，一个轻浮，对于他们的选择，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导致不同的人生结局，不能不引起人思索。可是作者只不过用了六千余字的篇幅，好像在不经意地风趣地讲说一个平淡的故事，却生动地概括了不同的人生，取得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足见作家当年对短篇小说的表现艺术（包括选材、结构、剪裁、细节刻画、语言运用等等方面）已经是十分的“驾轻就熟”了。如果不是十年动乱的干扰，以写《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这样的势头，作家的短篇佳作不也会蔚成大观吗？
杜 埃
未见面时读过杜埃1948年在香港出版、茅盾写序的短篇作品集《在吕宋平原》，知道他是位有异国生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