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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最终修订版(完本)-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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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要在治乱中确立。


    但是,这五道法令几乎全部改变了秦人的生存传统。它等于要人们对既往的恩怨仇恨一概泯灭,走上一条以法律为行动准绳的道路。无论是城堡国人,还是乡野农夫,都感到被一条巨大的绳索捆住,浑身不自在。对邻里村人的仇恨不能任意报复了,快意恩仇的日子将不复存在,杀了人不能逃匿,没有官府的验身画像简,连客栈也不能住;恩人犯罪要举发,仇人立功要庆贺;一切纠纷都要告官,弱肉强食要变成公平相处,争水争地要听凭官府裁决……这一切,对快意恩仇随心所欲的老秦人来说,简直别扭得要死。


    按照新法,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如何不感到别扭?岂能不大发怨声?


    山野农夫们如此,栎阳城里的国人也是如此。所谓国人,说的是居住在都城及都城领地的工匠、商贾、市人和农夫。在这几种人中,称为“百工”的工匠地位较高,商人则地位较低,自由农人地位居中。但在战国时代,商人远不像后来那样被称为“贱商”而大加抑制,只不过没有工匠那样受人尊崇罢了。因为工匠绝大部分是官府经营的作坊的技师,是典型的“国人”,而商人则绝大部分是私人业主,官府对待他们自然有高下之分。


    都城国人对法令的怨言,主要在“惩疲”法条。所谓惩疲,就是惩治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周礼》称这种人为“疲民”,所以,惩治这种人的法令称为“惩疲”。卫鞅颁布的奖励军功、奖励农耕的法令中同时规定,对这种“疲民”给予严厉惩罚:无论农工商人,凡是因为懒惰、懈怠而贫困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男人做苦力,女人做仆婢;凡是有业不操而游手好闲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强迫劳动;凡罚为奴隶者,夫妻不得同居,家人不得同事一主。更严厉的一条是,主犯家长一生不能恢复为自由籍的平民。


    对于这种惩罚,忠厚勤劳的人们自然不会反对,也不会有怨言。但忠厚勤劳者一般都谨慎怕事,影响力较小。大发怨气的是各种疲民。这些人刁钻强悍,通常专门靠欺压良善、敲诈商贾、偷鸡摸狗、抢劫财物为生。还有一种“富疲”,由于家道富裕不缺钱财,便不事劳作,逃避兵役,专门游荡四方,做游侠式的好汉。这种人有威望有能力有武功,影响力很大,是疲民之最。更有一种家道中落的“士疲”,识得字,读得书,偏偏吃不得苦。文不是文,武不是武,或整日在市人中摇唇鼓舌评判是非,或在官府吏员中传播道听途说的各种流言,或帮着“富疲”出谋划策蹭饭吃。这种“士疲”对惩治疲民的法令骂得最为刻薄尖酸,说惩疲法令是“蛇蝎心肠,有损阴德”,是“老妪当家,阴气到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庶民国人中的怨言,上层也是一片怨气,大不安宁。


    卫鞅的第一批法令中,也包括了对宗室贵族的惩治,即所谓惩治“贵疲”。宗室贵族,就是国君(国王或国公)所在的部族。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这种人是天生的贵族,做事不做事,立功不立功,都照样是世袭的高等级爵位,从国库中领取极为优厚的俸禄,享受包括高车骏马、大片府邸在内的各种特权礼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是王公贵族,他们的享受是无法被剥夺的。可是,《军功受爵法》却横空出世,赫然规定:取缔世袭爵位制!凡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或其他大功,不得取得爵位;两年无军功者,除去贵族籍;一旦除籍,贵族就是庶民,原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特权一律剥夺,享受的国库器物一律没收,附属仆佣一律归官府,其家人与其他人口(如庇居亲戚),不得在府邸、田产、车马、衣食各方面享受原来贵族待遇;现有爵位的贵族,包括家人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家长爵位的高低等级定衣食住行,不得以财力雄厚或其他背景而有丝毫僭越。这样做,就是要造成“有功者必使显贵。无功者,虽富而不得芬华”的现实,鼓励人们为国家立功。


    这种法令对秦国的宗室贵族来说,直是匪夷所思。


    三皇五帝以来,贵族纵然无功,最差也是个等级较低的世袭贵族。何曾有过没有功劳就会被开除出贵族阶层的怪事?说到底,那时的贵族毕竟还是国家骨干,想为国家立功者也不在少数,而且确实有许多建立大功的贵族人物。寻常时日,正派的贵族也会认为,为国家建功立业是完全应当的。可是有了这道法令,有功的贵族们便认为这是蔑视宗室贵族,刻意限制贵族,感到尊严受到了大大伤害。那些无功也无能、整天混日子的“贵疲”,则惶惶不安,大骂卫鞅是挖秦国的老根,是吃里扒外的小人,新法是“害人恶法”。


    有怨气的宗室贵族便秘密串通,来找宗室贵族中最有地位的嬴虔。


    在宗室贵族中,嬴虔非但曾经是大权在握的左庶长,目下依然是太傅和事实上的上将军,更重要的是,嬴虔还是先君秦献公的长子,是最显赫的宗室贵族大臣。如果嬴虔也反对这种侮辱宗室贵族的“恶法”,贵胄们就可以再求见国君诉说委屈,形成气候,卫鞅的法令就很有可能被取缔,甚至卫鞅本人也极有可能翻船。可是,当这一群老老少少在暮色中陆陆续续来到嬴虔府邸门前时,府中家老却出来说,太傅身体不适,不能见客,教他们早早回去。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嬴虔是个睁硬眼的厉害角色,闻言不敢停留,都灰溜溜地走了。


    此刻,孟西白三人却正在嬴虔府中诉苦。


    嬴虔对卫鞅变法是全力撑持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嬴虔的全力配合,卫鞅要在秦国立足,变法要纳入正轨,都会是极为困难的。但嬴虔以为,变法就是整顿吏治、废除井田、训练军队,等等。他忙于军务,也没有时间去预闻新法内容,确实未曾想到变法会是如此的彻底,竟然对宗室贵族也毫不留情。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变法是国君与卫鞅的事,他无须多管,管多了也不好。及至第一批新法令颁布,朝野轰动,他才认真看了看,想了想。从本心讲,他认为这些法令都是对的,但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快,也觉得这些法令总有些许不对味儿。想来想去,是觉得法令太严厉,尤其是对宗室贵族太无情,教他心里觉得不舒服。虽然如此,嬴虔毕竟是个头脑清醒的人物,他决意不干预变法,立即找来家人严厉叮嘱,不许一人在外面议论新法,否则决不留情。


    嬴虔刚刚安顿好家人,孟西白三人便联袂而来。因为三人都是将军,而嬴虔又是事实上的秦军统帅,来嬴虔府原本也不奇怪。然则嬴虔从来不在家中会见将领和大臣,事先更没有约见孟西白三人,心中便知三人有事外之事。偏偏嬴虔沉得住气,礼仪寒暄仆役上茶之后尽问一些军旅之事,绝口不提栎阳国事。孟西白三人说了半个时辰还找不到转移话题的机会,心中暗暗着急。恰在这时,家老来报,说有宗室老少十余人在府门外求见。嬴虔冷冷回答:“教他们回去。就说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家老出去后,孟坼谨慎地小声问:“敢问太傅,是否我等干扰了宗室会聚?”嬴虔淡淡笑道:“我素来不在家中见族亲和臣子,他等应当知道。”此话一出,等于告诉三人应当告辞了。西乞弧勉强笑笑,“我等久坐,也该告辞了。”嬴虔立即站起身来拱手道:“未完之事,来日官署计议。恕不远送。”


    三人悻悻出来,你看我,我看你,摇头叹气,半日无话。来到西乞弧府中,孟坼沉吟道:“仔细想来,我倒觉得公子虔大有文章。”白缙叹息道:“有何文章?连我等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明白是卫鞅一党。”孟坼摇头笑道:“非也非也。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公子虔素来是个强硬坦荡的人物,若真如你言,铁心赞同新法,还不将我等严词训斥一通?岂容我等静坐一个时辰?想想。”西乞弧猛然拍掌笑道:“着啊!如何迷了这一窍?今日秦人,谁不谈新法?公子虔回避,明白是有疙瘩!只是,只是不便于说罢了,对么?”白缙高声笑道:“顿开茅塞!对,是这个道理。”


    三人同声大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西乞弧吩咐摆酒,三人开怀痛饮起来。


    孟西白三家虽说不是宗室贵族,然而却是百年功臣贵族。虽说他三人有功劳,不存在除籍,然其家族安能没有平庸之辈?更不说三族百余年来与宗室贵族相互通婚结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血缘联结。这些宗室贵族中的无功受禄之辈,和三族可是荣辱相连,这些“贵疲”求其设法,他们岂能坐视不理?再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视卫鞅为异类,眼见其气焰大长,今后也很难重用他们这些贵族,心中又岂能安宁?想来想去,他们觉得先找嬴虔探探风向最好,如今对风向有了如此判断,岂能不开怀大笑?


    整个四月,流言飞走,怨气弥漫。勤劳宽厚的国人庶民本来拥戴变法,对新法令的奖勤罚懒从心底里赞同。但是,在漫天飞走的流言怨气面前,也觉得新法过于严厉。像私人打架要惩罚苦役,路边倒点儿柴火灰要砍脚断手,量地亩时每步超过六尺要砍掉四个脚趾等等,宽厚勤劳者也觉得大不方便。谁都有无心之错,可是新法令连改正错失的机会都不给你,一旦有错就行刑制裁,轻则苦役,重则刑治,不死便伤,一生都要留下耻辱的烙印。心念及此,老实人也觉得胆战心惊,纷纷跟着埋怨起来,谁也看不见新法将对他们带来的根本好处。


    朝野山乡,底层上层,穷疲富疲士疲贵疲们第一次有了自发的共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新法骂骂咧咧,对左庶长卫鞅恶毒诅咒。老实人不自在,疲民们不服气,各种怨气漫无边际地流淌开来。一时间,新法陷入了人人侧目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


第七章瓦釜雷鸣(3) 

    三、老秦世族顶风仇杀


    进入五月,正是农家大忙的时节。


    渭水平川的农夫们,一边要收割大麦、小麦,一边还要种下谷子、豆子、荞麦,同时抽空在菜园栽下夏葵菜。这时,人忙、地忙、牛马忙,整个田畴一片紧张活跃。但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季节也是私斗最高发的季节。争地、争水、偷盗庄稼、抢劫牲畜、催讨债粮,以及趁着忙乱报复仇家等,无一不是大起争端的茬口。每逢五月,各国间的战争也都基本停止,官府都全力以赴地督导农事,解决各种突发的争端和私斗。秦国的五月,更比东方国家紧张。以实际而言,秦国还是井田制,八家一井,共用水渠水井。非但井内八家有争地争水和承担公田劳力多少的纠纷冲突,而且井与井之间也经常有争地争水的冲突,牵扯两井十六家,动辄便发生群殴械斗。再者,秦国的村落氏族制还相对完整地保留着,一有冲突便是举村举族出动,如同一场小型战争。但最重要的还是民风使然,对私相血斗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经常会因为小小争端而大打出手。


    所以,秦国的五月,历来是内部最繁忙最紧张和最混乱的时节。


    卫鞅其所以将第一批法令选择在三月底四月初颁布施行,目的之一,也想对五月大忙的混乱产生震慑作用。有了新法,再加上新任命的拥戴变法的县令,应该是比往年稳定些许。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规模的混乱与暴力械斗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样突然和暴烈。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大规模的私斗仇杀,恰恰发生在赫赫有名的郿县。


    关中平原的渭水北岸有一座城堡,是郿县的县城。郿县东距栎阳六百余里,西距陈仓三百余里,正在渭水平原西部的最肥沃地段,是秦国最有名的大县。但是,郿县的赫赫大名,并不是仅仅因为地处沃土,在地利方面,郿县毕竟还不如关中东部更为宽阔平坦,还稍逊一筹。郿县的威名,在于它是秦国的“名将之乡”。秦穆公时代的三大名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都是郿县人。孟西白三族的嫡系虽然居住在都城栎阳,但郿县留下的旁支家族在百余年间繁衍生息,也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三族鼎立,几乎就是大半个郿县。郿县的其他人口,很大一部分却是陇西戎狄贵族的后裔。秦穆公时,担心戎族死灰复燃,接受了大谋略家由余的主张,将戎狄上层贵族一律迁到关中定居。顾忌到戎狄部族狂野好武,其他地方无力制约,便将大部分安排在了这个赫赫名将之乡、具有浓厚尚武之风的郿县,和老秦人花插杂居。百年过去,这些戎狄贵族虽然变成了农人庶民,但桀骜不驯的品性和剽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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