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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中的枭雄本色
清末官场有“三屠”之说：“士屠”张之洞，因他奏废科举，断了士子做官之路；“官屠”岑春煊，因他在广东大整吏制，导致无数人丢官弃爵；袁世凯则是“民屠”，这主要指的是他任山东巡抚时，在境内大肆杀剿义和团拳民，以致民间流传歌谣曰“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可见其杀戮之烈。
袁世凯戎装像袁世凯第一次杀人是在外国动的手。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他随军进驻朝鲜平乱。当时袁世凯年仅二十三岁，军中职务是营务帮办，属于不入品的下级军官，因在兵船达到朝鲜抢滩登陆时表现英勇，被授权负责督察军纪。清军到了附属国难免骄横，一伙士兵公然抢劫朝鲜百姓财物，被当地族长告到统领吴长庆处，吴长庆又羞又怒，当即传令召袁世凯责问，不料袁世凯直接提了七颗人头进帐面见，称此七人抢劫民财，已按军纪当众斩首。于是族长拜服天朝军威，清兵也被此强悍手段震慑，一时军纪肃然。
强悍是强悍，可这样展现他的形象，未免单薄了。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袁枭雄吧，这也算文中插播的一点愉快的小片花。
根据后代的回忆，袁世凯是从不用手绢的。但对于穿着却比较讲究，不用说在公共场合，就是在家里吃饭，也要穿得整整齐齐，可见他的军人做派。可他并不讲究个人卫生。他的饭量很大，每天早上六时半要吃一大碗鸡丝汤面，而且吃面的速度很快，一大碗汤面，只需几分钟就风扫残云地吃个精光。这般狼吞虎咽的劲儿，常常使得他那嘴唇、胡子和整齐的衣服沾满了汤汁，而对这不甚雅观的污迹，袁世凯从不动手，总是由他的姨太太们用沾湿的手巾帮他擦拭干净。冬天，他的每顿饭必备一个火锅。他舀汤时常常把鼻涕掉进锅里，为此他女儿总是在他喝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倘若是遇着鼻涕流出的时候左右无人，袁世凯就用衣袖一擦而过，从不用手绢。粗旷的枭雄本色立显纸上，这是张之洞等书生出身的大臣们断然不会的。
他有轻微风寒症，到了冬天穿得很多。上身是绒小褂、厚驼绒坎肩、厚毛线衣、皮小袄，外套一件黑色皮呢制服。下穿绒裤、厚毛裤，脚蹬一双黑色短筒皮靴。居仁堂内烧有暖气，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一遇上吃东西就满头大汗。夏天炎热，袁世凯更是大汗淋漓。居仁堂虽有高级澡堂，但他却从不“光临”，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通体擦擦了事。袁世凯的习惯是一年只洗一次澡，即每年除夕洗一次。
袁世凯的好色也为人们非议，大抵权力欲强烈的人，性欲也往往强烈，老袁一生娶了一妻九妾。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到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场面大了，这位元配夫人就更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了。有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嗯的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从此，袁世凯嫌她上不得台盘，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
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袁世凯在21岁的时候，由于科举无望，不得不辗转北京、南京、上海求出路，一无所获，不料却在烟花柳巷中寻到了一位红颜知己。原来袁世凯流落上海，孤独无着，便来到一间青楼妓馆排遣烦闷，恰遇一名江苏籍的沈姓女子，两人言语投机，相见恨晚。沈姑娘良言劝导，一面称赞袁世凯气度不凡，应振作精神求取功名，不能自甘沉沦埋没七尺之躯；一面解囊资助路费激励袁世凯继续寻求前程。袁世凯大为感动，遂一洗萎靡之态，与沈姑娘洒泪而别再度启程，终于在奔波广东、天津、山东一番钻营后，于1881年投入淮军统领吴长庆麾下，开始踏上其建功立业之路。等到在朝鲜刚刚立稳根基，不忘旧恩的袁世凯便立即将这位风尘奇女子接到朝鲜纳为姨太太（袁世凯已于1876年娶于氏为妻并生子克定），善加宠护，成就了滚滚红尘里的一段佳话。
二姨太太李氏则是朝鲜人。这是晚清大臣中，袁世凯很另类的一个表现，也算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体现吧。当时，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三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李氏由陪嫁丫头升为姨太太后，给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即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祯（嫁与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太金氏。她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做“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五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最小的姨太太叶氏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20世纪初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小姐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着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他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接着，就令人去找叶氏，这姑娘还以为是袁克文派人来接她，喜出望外，欣然就到。可是，万没想到洞房花烛之夜，那意想中的翩翩美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头儿，其哀怨之情不言而喻。
在野史逸闻中，某些帝王将相也被史官描写成某种珍禽猛兽的转世，如刘邦是龙，曾国藩是蟒蛇，而袁世凯是被描写成蛤蟆之类的。这只能代表人民对复辟帝制的不满，不是历史了。
袁世凯的复辟是铁案，翻不得。不少人以其受了长子袁克定的欺骗来开脱。这里，笔者不想去讨论历史的真假，只想讲讲那一桩趣事——“只有一个人看的报纸”。当时，袁克定想当太子，十分支持称帝。他认为，一旦帝制建立，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了促使其父早下决心改制称帝，袁克定和袁世凯的几个心腹亲信策划印制了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阅读的《顺天时报》，报纸上刊登的是清一色的拥护帝制和赞扬袁世凯的文章。袁世凯对这份报纸十分满意，每天必看。袁世凯称帝之后，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在印着，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
有一天，袁世凯的一位大臣赵尔巽前来谒见，当时袁世凯不在，赵看到袁桌上有一份《顺天时报》，顺手拿起翻看，大为惊奇。正在此时，袁世凯来了，问赵怎么回事。赵结结巴巴地回答：“这份《顺天时报》怎么和我家的那份不一样？”袁世凯立即派人去赵尔巽家拿来他的一份《顺天时报》，两张报纸一对照，方知自己上当受骗。
这些趣闻究竟史上是否实有其事自然很难考证，毕竟或卿卿我我、或密室同谋、或深宫内院，又是无关宏旨的一时失态之状，即便是真有，怕也不会有正史去记载这种小事。我倒是愿意去猜这些细节印证我心目中的袁枭雄的形象。
（四）恩威并重的驭人术
在社交方面，袁世凯是极善于“两手抓”的。其实诀窍也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恩威并重”。
袁世凯无疑有着很强的识人之能。他年轻的时候，就盯上了徐世昌这只蓝筹股。当时的徐大总统不过一民办教师，但袁世凯能看出他不是池中之物。在小徐因手头紧没路费去北京考公务员的时候，小袁就果断地塞钱给他做长线投资，结果，徐真的考上了，还在翰林院端上了饭碗。
当袁在小站搞武装的时候，徐便投桃报李，以翰林身份“下嫁”到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军中当参谋，一时间造成了轰动，也等于给老袁做了宣传。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给免了，前来给他送行的官员，只有徐世昌和杨度——杨度是老袁发掘出来的另一支蓝筹股。袁世凯和徐世昌之关系，与晚清最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王有龄的关系差不多。胡雪岩年轻时遇见穷困潦倒的王有龄，他正为缺少进京的路费和做官的“本钱”发愁。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挪用公款而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很感激他，视其为生死之交，并鼎立相助。胡雪岩和王有龄官商结合，一手遮天，迅速发了家。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成了浙江国库的总代理，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天下有这样无本万利的资源，发财，再容易不过了！
看来，在别人处在落难境地时稍一援手，将令人铭感终生，在别人万事顺意的时候，哪怕送上厚礼，别人也会转眼就忘。所以，一个人是否“重感情”，并不在于他出手是否阔绰，只在于他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阔绰”。
袁世凯识得唐绍仪是在1884年的汉城。当时汉城政变，到处一片骚乱，袁率军赶到中国驻朝税务处，看到唐绍仪一人持枪立于大门口，英姿勃发，气定神闲，并且因为不认识他而不许他入内。袁说明自己身份，和他聊起天来。当得知这人还是“海龟”，耶鲁大学毕业，当下就大为赏识，一心要将唐绍仪收为己用。后来唐绍仪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就得益于袁的大力提拔，而唐则一直是袁的倚重股肱，为袁领导的“清末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袁世凯手下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被称为袁世凯门下的“龙、虎、狗”，都不是等闲之辈，但对他也是唯命是从。一个处在顺境中的人，会很自然地将自己所得到的帮助归之为自己的本事或者运气；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人，则自然地将自己得到的帮助看做是别人的恩典和赐予。掌握这个人性的普遍规律，感情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也就一目了然。
袁世凯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成为政坛不倒翁，在晚清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中权势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圆滑、灵活有关。前面说到袁世凯处心积虑地结交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但他的发达，也并非交友广阔这样简单。他能结交人，更能笼络人，关键还能留住人。当时的人们认为袁宫保讲“义气”，有江湖气，一贯拿钱当王八蛋，“手面毫阔”，“念旧”。这也是很多人对袁世凯的一般观感。在官场上，他虽也不得已做出过“丢卒保车”的事，但他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同样也很少做赶尽杀绝的事。观其一生，在政坛纵横驰骋，真正和别人决裂到誓不两立的情况少之又少。
他总想留着和别人见面的余地。即使对孙中山一派，他最初还是极力想笼络以为己用的。他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指革命党人）来了，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意思是只要革命党尊他为老大，他完全可以以和为贵，利益均沾的。面子上，他总能做到对谁都一片情谊。就以向上找靠山来说，袁世凯并非单独恭维、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说话的人，无不十足敷衍结纳，据说京中满汉各大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袁世凯都有“份子钱”奉上来——只要值得巴结，巴结得上，他对谁都巴结。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荡、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脱颖而出，走向历史的前台，固然是凭借着他自己的“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但是，倘没有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是没法在极为腐败的晚清官场中混下去的。
而袁世凯搭上庆王这条线，是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起点。“朝中无人莫做官”。可以说，袁世凯任外朝封疆大吏而能遥执中央权枢，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庆王这样硕大无朋的“靠山”，甚至，在那些稍为清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