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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凝聚着儒家传统文化和商品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他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商人。
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现代化事业。在经济建设活动中，张謇成功地创办了大生纱厂，从而刷新和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股份制，他还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农垦公司，创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企业集团，从而形成了“大生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官与商的关系。股份制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但在一百年前，可是个新生事物。而张謇就是通过股份制改造，把一个原来仅有二十五万两官股的大生纱厂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
他真正开始股份制的实践要上溯到1895年。当时正值筹办大生纱厂。张謇以“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的“绅”的身份，奔波于沪、通、宁之间，寻找合作伙伴。最后，他找到了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经过反复议定，以南洋商务局闲置机器2。04万锭折合二十五万两官股入股。官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指挥一切，领导一切。但到了190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官股增至五十万两，商股也扩到六十三万两。总资产翻了番，商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但是，无论股份比例如何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股东们并没有决策、管理权，举董招股以及年终账目，均由张謇掌握。关于股东选举权和议决权，大会决议：“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股以上至无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权”；“官股不得分析，多占股权”。对于普通股东，张謇更是要求他们不要干预企业经营，即“不得干预办事之权”。
是张謇独裁吗？你可以这么说，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效益的。对于企业来说，效益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张謇和股东们就像一帮围棋手，张是九段，剩下的全是四五段，要是处处多头领导，非输不可。在当时，许多股东都是一些官僚、地主，他们脑筋迂腐，目光短浅，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把手中的钱投资到新式商业中去，其目的是为了多赚银子到乡下买地。他们从企业的胸口割下一磅磅肉，但他们对商业的生死祸福却从不操心，对产业发展缺少责任感。
如果利润的资本化积累影响到他们的股息分配时，他们就会跳出来反对。这样一来，利润的资本化就十分艰难了。但张謇坚持，在分配利润时，一定要首先留足折旧、保险、公积等方面的资金，然后再按股分红。
为了能够实行合理的利润积累，张謇坚决反对那种在利润上吃光吃尽，只顾眼前，不顾商业生存发展的态度。他强调说：“分利过当，生犹不及”，“彼此计息，不可无限制”。大生纱厂赚了钱，一些人得意忘形，张謇的头脑却仍然很冷静，他说：“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在其时机，惟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他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如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体现。张謇对自己要求也很严，平时极为节俭。办厂之初，数年不领工资，出门办事不住旅馆，尽量在朋友家里解决。厂里的杂絮寸纱都不许浪费，连丢在地上的一块小红纸也要拾起，并嘱咐身边的人说：“寸纸尺线都不要丢掉，要好生节约。”他常常与管理人员至各车间查巡，防漏堵洞，一有问题随时到现场解决。他注重自身素质的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
张謇还是中国第一个认识到专利权重要性的商人，在创办企业的同时，力图为自己的企业谋求设厂专利权。在创办大生纱厂时，他就呈请给予“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的特权。故当1904年皖商朱畴在江苏海门购地，张謇立即援引专利进行反对，这也是该厂在当时没有被挤并能盈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张謇也非常重视人才，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无人才不可为国”。所以，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并打破了地方观念和国家界限，聘用外国人担任重要职务。由此可见，张謇的经营能力是非常综合的，这还是得益于状元文凭。正因为他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才有了较高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把孟子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得得心应手。
张謇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便以满腔热情将视线转向教育，先后创办各类学校数百所。在张謇的思想中，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是“万事之母”。他力主改旧学倡西学，发展中小学普及教育，在全国率先开办师范院校和各类专科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可以说，至张謇晚年，他的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张謇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教育梦想。他在南通一城三镇之间修筑了公路，并从美国购置十辆公共汽车，往来于城镇之间。据称，南通城区公路是中国最早修筑和运营的公路。张謇还广建娱乐休闲场所，在南通创设两座公园，并建了多座公共体育场，内有各类体育休闲设施，娱乐场所都不收门票。张謇还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他在南通先后建立养老院、残疾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栖流所、恶童感化院、改良监狱等。张謇关切的目光越过壁垒森严的阶级划分投向妓女、流浪儿等社会最底层。
有人讲：“商人不赚钱，就是不道德。”这话没错，张謇要赚钱，并且赚了很多钱。但他与一般商人的区别在于：赚了钱不单纯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富国致强的大义；他也不止于创办实业，同时还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地方自治以及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等，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我想，这个人的总体形象可以作为儒商的典型了。
（五）生产人才——老总们跑步的终端
然而，政治的日渐败坏还是毁掉了张謇毕生的成果。“东南互保”可以保一时的平安却保不了一世的平安。弱小的民族资本主义产业注定要和它积重难返的祖国一起坠入深渊，直到下一个轮回的开始。
1921年淮河流域由于连续两月大雨，洪水泛滥，江苏受灾惨重，造成棉花价格上涨；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1922年爆发的直奉战争，造成大生主要产品关庄布失去了东北市场；同时由于大生历年盈余分配过巨，影响了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提留，而且欧战过后汇率变动，造成买入机器的成本大增，机器长期得不到更新；加上大生的投资面过广，大股东挪用巨额资金和无度的开支，造成了大生纱厂负债累累，资金枯竭，原料缺乏，生产几陷于停顿；特别是欧战结束后，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尤其是以日资纱厂为代表的外强卷土重来，使得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
1922年起，大生各纺织厂开始连年亏蚀，债务不断增加，一厂结亏为三十九万多两，负债总额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二万余两，二厂结亏为三十一万多两，负债总额也达三百五十二万两。从此大生资本集团迅速走上衰败破产的道路。特别是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燃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对已处困境的大生资本集团无疑是致命打击。
到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的情况愈益恶化，当年7月，由上海方面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张謇被迫把将近三十年苦心经营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但是江浙财团也无法使这个老迈衰疲的大生纱厂起死回生，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本纱厂的排挤下，大生纱厂依然产销两困，通海地区的大生资本集团在军阀混战、哀鸿遍野的情况下走向最后崩溃。
以上仅仅是商势演变的自然结果，商场如战场，胜败乃常事。但张謇的优势往往就是他的劣势，我们在观察历史大人物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些优点与缺点都极为突出的人，往往，在一种情形下的优点，在另一种情形下，却阻碍了他自己的发展。张謇就是如此。
他很执著，敢于坚持自己的梦想和抱负。执著是个褒义词，但往往和固执是孪生兄弟。你做赢了，叫执著，做输了，就是固执。比如灵活和动摇一样，做赢了，叫灵活，不一棵树上吊死；做输了，叫动摇，不坚定。
张謇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凡是与他信念不一致的事，他会拒绝，屡屡如此，哪怕这件事的诱惑再大。拒绝，俨然是张謇生命旅程中的一道风景线，他一生不知因此放弃了多少可贵的机会。1912年孙中山聘张謇为实业总长，到当年2月12日正式辞职，前后不过40天。原因是“道”不合，崇尚实用的张謇对孙中山“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的说法，觉得“未知涯畔”；对临时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把汉冶萍向日本抵债借款，不可原谅；汉冶萍之事又纯由孙中山、黄兴作主，作为实业总长的张謇未能参与决策，感到有名无实。后来，袁世凯当临时总统，几次拉拢张謇任农商总长，在当时，张謇任农商总长，可说是最佳人选。张謇锐意改革，很想有所作为。但是，老袁忙于搞龙袍的事，心思早不在强国了。张謇在农商总长任上的多方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这使张謇对袁世凯政权极为失望，又辞职了。
张謇为了“实业强国”这四个字，放弃了太多太多。他很焦急，面对着国弱民穷，他不愿意斡旋，不愿意等待。1926年，这个一生都在踏踏实实办实业的状元永远离开了这个纷争杂乱的世界，他的和谐社会终究没有建成，带走的是无尽的遗憾。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
胡适、丁文江的评价是公道的，张謇身上确实有“悲情”，但这个“悲情”不是他个人的悲情，而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民族的悲情。虽然张謇郁郁而终，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个品牌，一种文化，张謇的事业依然巍然矗立。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征程中，张謇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是一个公认的英雄。但是，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环境的恶劣，以及主体自身的传统文化包袱过重，张謇又不得不扮演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但可笑的是竟有好事者将其评价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幸好，我们大家都足够聪明，知道这种评价到底是讽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