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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军队吗？那我就识时务了，坚决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就妥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杨元庆总裁评价柳传志：“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妥协。”笔者认为，妥协绝对是做人做事的大艺术，军事上称为“以退求进”。可惜，人们往往对这一艺术持不屑的态度。
关于曾公的性格，以如椽巨笔在天地间挥洒，也难画得周全。笔者只能略道一二个人观点。
我对曾公性格的白描肯定片面，但不是丑化。理智冷酷，城府高深莫测，圆滑善变，这些词汇，对于政治家是褒义的。你若说他善良单纯，他会认为你是在骂他。政治家是不能用俗人的道德观来衡量的，否则，要么是小看了他，要么是戏弄了这份独特的职业。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因病在书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第二章 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一）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前两句还算有理，李鸿章的才识是公认的，举世公认的强悍。出道头几年，诗写得相当“言志”，后来，拼了命地做官，官越做越大，学术这一块儿就耽误了。
后一句呢，颇有矫情之感。人家李鸿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你梁启超呢，变法让老太婆搅和黄了，跑外国后又跟康老师闹翻了，孙文革命党坐天下了也不统战你，又跟袁大头恩怨起来，最后到底也没搞成政治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你还悲什么李鸿章之遇？
很明显，是梁启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
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敏感，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造反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府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好啊！我干脆把话说得更绝一些——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谁也别骂谁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头当球踢的主儿。”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二）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机遇”与“能力”是公认的成功路上的两个必备条件。你再能，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了。机遇，才是稀缺性资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机遇来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养也成，否则就算上了位，也干不了多久。有首诗可以引在这里：“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它才开／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它才来／那么／春天永远也不会来／花儿永远也不会开。”
恰好，这些李鸿章都具备。
他非常幸运地投身到了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治学也算不上“国学大师”，偏偏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当地有耐心。政治这东西，跟对人很关键。
他知道李鸿章犯才子病，即锋芒毕露，但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多开会，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率淮军增援上海时，曾国藩更是像嫁女儿一样，事必躬亲，竭心尽力为其操办。曾老头锦上添花的爱好此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批援沪的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接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补充淮军，其中有一份“嫁妆”颇为值钱，那就是程学启的“开”字营。此人原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反正”投靠清军，作战勇敢，颇为得力。李鸿章能够率领新组建的淮军乌合之众在上海站稳脚跟，全靠程学启在那忙活。曾老师要是在今日，一定能当个非常合格的首相，其能力可能平庸，但其所用所培养之人却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李鸿章、左宗棠，“中兴四大名臣”，他一个人就培养了俩。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这个境界，“蓝”的素质非常重要。您要是运气好碰上了，那就等于是中彩了，不想发达都不行。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按：注意“老翁”二字，李鸿章顽皮对世之心态可见一斑）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这应该是真心话。可以说，李二先生的军功章上，至少有咱们曾老师的一半。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有这么一位老师是非常幸运的。曾老师育人可谓非常合格，不像后来“国统区”的某些教授，学生搞点运动，无处容身躲在他家，他帮不上忙，想往外推又不敢，战战兢兢，吓得要死。其人格魅力与曾老师相比，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当然，这只是所谓的外部条件，如果李鸿章自己没有两把斧子，估计下场也不会比当年的何桂清强，但是李鸿章不愧是从曾国藩那生死未卜的大营里磨炼出来的，对于当老大争地盘，他是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在上海受任之初，危机重重。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洪老大自然也想得到这块肥肉，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总之是若即若离，虎视眈眈，摆明要拿下这场子。清廷当时是自身难保，自然无法分兵去保护上海。可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清廷开放的前沿，洋人在当地的利益甚多，因此并不想被洪老大给夺了去，于是组建了个什么“中外会防局”，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总算是保住了地盘。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对淮军不以为然，一看穿着乞丐服的淮军，以为是安徽的小瘪三组团来揩油，非常瞧不起。面对这种“武器制胜论”，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果然淮军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深刻领会其师“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亲临前线指挥。有这样不怕死的领导，那士兵的战斗力还会差？自然成功打退了太平军，证明了自己不是小瘪三来揩油，而是要到上海当老大来了。上海那帮人一看李二先生杀太平军不眨眼，心底就惧怕了三分，以前只听说过“曾剃头”，谁知这位是个“李剃头”，知道惹不起，于是个个都老实了。老大的位子坐稳后，李鸿章开始从“吏治”入手，来个“大换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那些当年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统统请回老家吃老米，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的，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反对“武器制胜论”，但是他并不排斥先进武器，这是他的